第六节：最后牺牲的“火炬”烈士(2)

(二)为少年精英送行(1)

1977年9月27日清晨五点钟，天还是黑糊糊的一片，六队的大铁门就打开了。前一天晚上由何庆云亲自点名挑出的五十名流放者整队后，在八名荷枪实弹士兵的押解下，走出农六队，步行二十里，去参加盐源县城召开的“公判”大会。

在这五十人中，“火炬”的嫌疑人占了一半，十几年来，何庆云费尽心机，都没使这些人回心转意，现在他让我们眼睁睁看自己的同伴被杀害。这种慨刽子手震撼我们心灵经常用的手段，我们称之为“陪杀场”。

五十名“陪杀场”的队伍走在昏暗的路上，山路上本来就坑坑洼洼，加上前几天下了今年的最后一场雨，水凼遍地，泥泞难行，此时天还没有亮，脚踏着碎石或淤泥，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好几次几乎摔倒。

因为下过雨，又时值深秋，我感到特别寒冷，想到刘顺森今天与我们永别，五更的寒意，重重包围了我。

我抖了抖身体，清醒了一下头脑，这种“陪杀场”，我经历得太多，但是我深信这倒行逆施，不可能持续下去，否则，人类就被邪恶征服，人类将面临灭亡。

走在路上，耳里响起了刘顺森最爱吟唱的牢歌：“戴枷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男儿从此去，壮士不回头。长夜昐天明，拂晓待鸡鸣！”我们曾一起在牢房里合唱这首歌；唱着它，我们送走了多少热血志士饮弹刑场；唱着它，在恐怖暴行中举起火炬，照亮了黑暗的地狱。

追逐“火炬”燃起的希望，我们一同渡过了六千多日日夜夜，共同熬过了苦难。此时此刻，让我再为你低吟这首牢歌，讲述你的故事：

刘顺森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姐姐是中共重庆市团委的一名官员，是当时“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本可以借此平步青云，混一个新贵的位置。

然而，天质聪颖勤奋好学的刘顺森，为了追求“真”，看明曰独裁者的真身，选择了一条反叛之路，这是一条被打击、被专政、并注定献出一生的“绝路”。他同中共权贵的姐姐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直到被逐出家门。

1955年，他就在同学中发表讲话：“你们读到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吗？铁托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主张不能过早实行农业合作化，否则，其结果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你们想想，现在就对农民实行统购统销，必然扼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危险了”。

老师听到后，既惊奇又害怕，在家访时，忧心冲冲对刘顺森姐姐讲：“你们家有一些社会上没有的资料，告诉你弟弟，看了以后，千万不要在同学中讲，否则会被看成反革命教唆犯，惹出是非来，非同小可”。

刘顺森听后，却据理力争说：“内部消息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人民？人家的预言是根据当今社会的真实作出的，用不着几年，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没过四年，大饥荒果然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沙坪坝是重庆的文化中心，1955年，大专院校正在大张旗鼓进行反胡风集团运动，正在沙坪坝一所中学就读的刘顺森，气愤的说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了，他们在暴力下不敢讲自己的思想，口被封住了，胡风只说了点学术界的怪现象，就被打成反革命！今后谁敢说共产党半个不字？”

校长听到后，再次找他姐姐说：“你该管管你弟弟啦，经常发表一些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总有一天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到时悔之晚矣！”

气急败坏的姐姐动手打了刘顺森，并说，“你是刘家的不孝子孙”。将他赶出了家门。

刘顺森毅然的离家出走，父母老泪纵横地把他送到姨父家，那年，刘顺森年仅十五岁。

1957年，刘顺森刚刚跨进高中的门槛，就带着同班的同学，将反对“党委专断”的大字报刷到了街上，在那张大字报上，刘顺森公开抨击了人民代表大会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人民没有自由，各级共产党组织包揽了大小事务，是歪风邪气的避风港。

嗅觉灵敏的街道干部，拿着撕下来的大字报找到了他姐姐，姐姐没好气的说，我已经没有这个弟弟了，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于是在反右后期，刘顺森被送到少年管制所，并且再也没有出来过，实际上成了一个少年“右派”。

勤奋好学的刘顺森，一头扎进少管所的图书室，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如同进入了知识的宝库，在少管所造纸厂里的故纸堆里，找到了不少一般人不感兴趣的资料，有从市委那里送来的苏共二十大内部文件；有供中共中级干部参阅上面盖有“密”字的内部资料，时值疯狂的大跃进年代。

他同许多中国挣扎在饥饿中的老百姓一样，亲身体验了他曾大胆预言的灾难成为现实，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和思考，想从书本上找到灾难的原因。结果，他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巨大的错谬，并破天荒的提出造成中国灾难的原因是中国的迷信和个人独裁。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需要防止野心家用“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来阉割民主。同时他认真阅读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四书五经无所不读。花这样大的功夫苦苦阅读和思考，对于一个不满二十岁的中学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他是中国思想界涌现出来的早慧天才。

在毛泽东统治的中国，是绝不容许这种青年涌现出来的，毛泽东只希望他的御用文人鹦鹉学舌地用马克思的只言片语来欺蒙民众，而不允许他们独立思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