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也说王国维之死因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7月29日讯】王国维,1877年12月,1927年6月,死时49岁半,寿未终而人自杀(投湖),时逢北伐胜利进军之际。这就是说,王国维死于惊恐不安,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不想活了。这是为什么?也就是说,王国维为何人生绝望到不想活了?
王国维的死因,查维基、百度百科,有殉清说、惊惧说、谏阻说、文化殉节说、逼债说等。殉清说,从王国维的清朝遗老身份和心态,作逢“覆巢”之际以自杀“完节”的情理之说,梁启超、吴宓、鲁迅等均持此说。惊惧说、谏阻说,是前清遗老殉清说的具体补充:惊惧说据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推论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谏阻说联想王国维投湖类似屈原投江,以尸谏方式劝阻溥仪别去日本避难,以全名节。文化殉节说由陈寅恪所持,是殉清说的抽像概括,上升到历史文化的哲学高度,陈是王国维的同事,精神至友(精神相通、过从甚密),先持殉清说。逼债说可谓纯粹臆测,没有证据证明王当时有还不起而以死逃避的重债。
另外还有所谓诸因素说,这是对上述说法的亚里士多德似的折衷,观点含糊。我基本认同陈寅恪由具体到抽像,思维明晰并具有层次,理性且深刻的说法:中国文化衰落之际,被中国文化同化的王国维必感苦痛,难熬到最后自杀,无非求个义尽心安。清朝终结代表着中国儒道佛文化的衰弱没落,王国维在民国清华大学任国学导师以此谋生,同时又任困于中南海的清朝“南书房行走”,希望能使清朝死灰复燃和中华文化复兴。可以看出,王忠于清朝是表象,骨子里忠心的是儒家文化,北伐胜利让他彻底绝望。
我看王国维之死,明确说来就是:一个真儒士为中华文化的劫难殉节。我非儒士,只说事实。真儒士为中华文化的劫难殉节,把陈寅格的说法简明扼要化,比较容易被理解和记住。真儒士,中华文化的劫难,殉节,这三个词的词义说清楚了,连接起来,就“1+1=2”的算术题似地一目了然。
真儒士,依照《论语》的说法就是“君子儒”,即做人讲仁义、知礼仪、读儒经的斯文书生,相对“小人儒”,即以儒学和斯文谋求利益(权利)的人而言。1905年清朝废了科举之后,儒学在西学进逼之下节节败退,王国维、陈寅恪等以传扬国学的方式继续儒学研讨和转型,这些人就是真儒士。
中华文化的劫难,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同意建通商口岸起,洋教引发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暴乱后,湘军、淮军首领领头办洋务建军民企业,康有为等领导维新变法学日本脱亚入欧,孙中山等领导辛亥革命学美国共和,终于在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几年后的新文化运动,公开打出“科学”和“民主”旗号,昭示中共反儒家礼教文化的在劫大难已经临头。
殉节,直接甚至主要跟王国维相关联。王在近代享有国际盛誉,他连接中西美学,第一个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创“二重证据法”(将中国古代考据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开辟古史研究的领域,第一个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开拓中国的新学术,宣讲国学都是企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个人而言,他的努力很成功:不仅著述有《红楼梦评论》、《殷周制度论》等62种,成为与前清举人梁启超齐名的最著名的国学大师;才29岁时就讲出了“人生三重境界”(独上高楼,人憔悴,灯火阑珊),至今还被人传诵;用双重考证方法探讨殷周制度,得出古代民主制度的结论。也就是说,王国维虽然留着长辫子,思想却是现代的,但北伐军的胜利却让他恐惧,或许已经预感到后来中共红军匪乱和掌权后的大文革,绝望而殉节。
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人才中年,王国维就已经事业大成,却因中国文化复兴无望而觉得人生无味。想死不想活的念头可能在新文化刚成运动的1915年、1916年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看来,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人,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他,至少10年昼夜里感到活着的苦痛,他个人越有成就越痛苦难忍,觉得以死殉道才心安。
王国维,清末秀才,1923年,逊帝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由此对溥仪有国士知遇之感。1927年,北伐军枪毙湖南的前清官员叶德辉,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带着对北伐革命的惊恐,留下人生无味,不愿受辱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这就是王国维之死,死因写在文化巨变的伤痕和王的遗书留言里,明明白白。殉清说、惊惧说、谏阻说、逼债说,说的都是现象,是不同人的不同感觉。这些说法都没有真正说清王国维的死因,所以陈寅恪才在殉清说之后再说文化殉节。这就叫由表及里,好似中医诊病;又好似西方庭审,法庭辩论之后,陪审裁决,一审、二审宣判后是终审。可陈寅恪没有终审权威。
诸多说法,既表明世人对文化名人之死的关注,也说明民国时代骤然由家人臣民变成国民的学子们的心乱。死因都争个不休,中共作乱咋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