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7月28日讯】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在几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这中间有无数的灾难,也有无数的痛苦,糟蹋了无数人的青春,甚至是毁了无数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辩护,在给那些吃苦的人辩护,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做辩护,找理由,甚至他们会为自己所受到的损害而欢呼和鼓掌。在大陆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讲得就是知青生活,这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很多人都会唱。
在中国大陆,“牺牲”也常常被作为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牺牲的本意其实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是在号召人们牺牲。公厕木桶的漏水了,怎么办?把自己它捞起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里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去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谬。
我没有找最近的图片,这是一张过去的图片,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你号召别人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未停止,它的遗毒也从未真正地肃清,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耳边,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学习。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三妈“文体,所以,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话说出来。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代中国大陆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要求人们去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落马、东窗事发之前,都曾经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也就越厉害。其实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往往就是他的掠夺。一家公司,如果号召他的员工无私奉献,其潜台词就是,你多吃点苦,多干点活,我少给你一点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号,召它的人民去无私奉献,其实无异于赤裸裸地公开掠夺。
有人会问,难道一个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的是,一个社会固然需要那种甘于付出,见义勇为的行为,但同时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限定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怎么奉献,无自由也不奉献。
在报纸上、电视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人住上了早就该住上的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就该领到的救济金、抚恤金,于是就眼含热泪说“感谢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只应该去谴责那些坦然无愧去接受这些感谢的话的人。你的纳税人活得这样艰难,你的纳税人活得连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
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的光荣的永不犯错的组织,他的权力应该是我们分给他的,他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保安员或者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我们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师那样含着热泪感谢他们吗?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我不是要歧视清洁工,但还是想说,如果有一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地去爱他,你就应该这么说,“我可以骂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应该这么说,“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马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饿,而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饿。我们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要时刻查他们的账。如果清洁工买一把扫把要花几万块,那就应该说他是贪污,如果清洁工,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用你的钱,那就应该说他是腐败,如果有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几万块一瓶的茅台,抽几百元的香烟,那其实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这样去想,换做是你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有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只有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事实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劳,或者说是他放弃管制的功劳。三十年代的历史证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表现出勃勃的生机。比如说家电行业,放弃了对家电的管制之后,在几年之内,中国的家电行业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几乎还取得了优势。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多都一派死气沉沉。
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剧这么难看?因为电视剧管制;为什么当代中国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文化审查。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当代中国的足球,尤其是男足这么臭?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一个足协。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听取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做出谦虚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只喜欢歌功颂德,甚至有时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之下,负面新闻往往都会被屏蔽、遮掩。
事实上,我觉得负面新闻本身就有问题,把那些坏事说出来,这本身就并不是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行为,糟糕的结果报导出来,只会让人们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争相效仿。
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得更多。看三十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有用知识,而“小悦悦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因为的。在这里,我要说,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困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与红火,也要爱国家的创伤和疤痕,要爱那些苦难的日子、悲惨的日子,以及苦难和悲惨的日子。
刚才提到的乔治奥威尔,还曾经参加过1938年的西班牙战争。他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早上,他端着枪,在自己的阵营里,从敌方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小便,奥威尔本来可以一枪将他射杀,但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事后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你见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抠着扳机?”这就是奥威尔很有名的反问,这也是我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
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们负有职责,但是还是能偶尔想起奥威尔这个反问,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也会有所要求,但是还是请你珍惜,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正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良心、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嫉恨于你。你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怀中。
在江苏扬州监狱曾经有过一处真实的惨剧。有一个狱卒无辜地殴打某一个犯人,犯人们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位犯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他偷偷对这个狱卒说,你平时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当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当你是为了国家,但现在你无缘无故地打我,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间的私事,我现在不敢还手,但是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大约两三年之后,这个犯人出狱了,又过了几天,那个狱警的孩子,被吊死在这个监狱的门口。我也同样痛恨这样的暴戾,但是这样来说,每位体制中人,为体制工作的人,都应该在其中吸取教训。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一个猛兽横行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也不会拥有绝对的长久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被拦截的就是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些被拦截的上访者中,不仅有贫民,也有官员,也有警察,也有法官还有很高级的官员,有的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曰:如秋水长天。
在我想来,所谓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现代公民;而慈悲和清凉,指的就是我们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会问,良心多少钱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说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用,但它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很多时候都会显得不够精明。
但越是狂热的年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尊严和体面。我们活在一个腾图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该如秋水长天,但长期放在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而且还是极为脆弱。
在中国大陆,我们去邮寄易碎物品的时候,服务人员会在外面印一个红色的红杯子印记。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这样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他如此珍贵,却有如此脆弱,应该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净。
(本文根据慕容雪村在第23届香港书展上的讲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