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7月25日讯】中共当局最近沾沾自喜于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迅速增加。从表面现象看，这似乎是好事。但这些大学生的实际水平是否都经得起检验，却不能不令人担忧。

笔者1970年代至1980年代曾参加过中国大陆的大学与科研机构举办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从中发现某些大学，例如湘潭大学的师资良莠不齐。那时湘潭大学由于地处毛泽东的故乡湘潭而被硬拔为重点大学，但其中不少讲师和副教授级的教师的学识落后于北京、上海等地一些重点大学的研究生。那时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曹漫之亲口说过，该校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学生是未达到录取标准而“走后门”入学的。

1983年夏季，中共政府的中央教育部以统一的考卷对全国各大学已修完大学二年课程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学生检查他们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结果华东政法大学学生的成绩很差，其中竟有人英语一科交了白卷。按中国大陆高考要求，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即使总分超过最低标准也不得录取，而且大学一、二年级也有公共英语课，居然会有人交白卷，这无疑暴露了该校严重的走后门现象。那时该校一位在国民政府治理上海时，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教授自我解嘲说：“我们这些授课时数不足，没发表过几篇像样文章的人是假教授”。

笔者最近几年在美国遇到一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大学毕业生，发现他们的地区差别与重点、非重点大学所导致的学识差别之大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吉林省延边大学财经系本科毕业的某女生竟不会写处理工作的简单便条，延边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某男生竟不知代数与几何这两门学科的差别，也不知道鲁迅、茅盾等中学语文课本中多次出现的那名作家姓名。这令笔者推测到中国大陆无疑存在只要学生连续交高额学费就可让他们“毕业”的卖毕业证书或学位的教育管理上的舞弊做法。

至于官场滥用权力迫使大学为官员紧急取得学位已是早就暴露的事。且不谈报刊上已揭露的薄熙来在辽宁省由秘书代写论文和免考而取得学位的事。1980年代，上海市徐汇区职工业余大学奉命设立“干部班”，让一批官员未修足课程和按降低了的标准开卷考核，而且由秘书代劳地轻易取得毕业证书，并且直升华中科技大学已奉命预设的硕士班……。

其实中共政府弄虚作假比1980年代更早就开始了，而且不止在教育上。1977至1978年全大陆实行所谓“套改”，就是在水平尚未达到更上一级的情况下技术员一律“升”为助理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则“升”为工程师，而工程师则“升”为高级工程师等等依此类推。大学教师评定职称的标准比工业系统严格。按规定除专业成就外，还得满足附加条件，即助教须掌握一门外语，讲师须掌握二门外语，副教授以上须掌握三门外语。现实情况却是许多连一门外语都没掌握的教师都顺利晋级。这只能说是各学校灵活变通各显神通了。

在法治严格的民主国家，虽然也有著名大学与一般大学之分，但其差别是在办学过程与竞争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像中共专制体制下的大学那样，由政府指定和操控师资与教学设施建设的强制结果。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即使勉强混到毕业，总不至于在他们主修的专业上一无所知，更不会像上文所述中国大陆情况那样，大学毕业生连中小学生都该知道的常识都不具备。

中国是个有几千年注重教育的好传统的国家，即使在“文革”那样“停课闹革命”和烧毁及封存图书的年代都有不少人才在“文革”后脱颖而出。“文革”后长大的两代人也有不少杰出者。然而，中共目前在教育管理上放任降格与默许卖学位的做法，加上官场政治上的特权，选拔人才的不公平，大学毕业人数的迅猛增长与质量的过分不均匀并存，必然会有极其不良的后效应，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会起阻碍或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