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7月20日讯】1898年出生在湖南桃源县的剪伯赞，被中共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年轻时曾去美国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1937年他加入中共。抗战期间，他罔顾事实，撰文批判国民党，称其政策是“亲日独裁”。中共建政后，剪伯赞于1952年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忠于中共、至死都不忘“毛主席万岁”的中共史学家，结局却很凄惨。
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剪伯赞看来，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同时赞同“让步政策”的意义。所谓“让步政策”，是指新的王朝建立后，会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对农民做出一些让步，而正是这些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然而，剪伯赞这样的论调与毛泽东强调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显然是相左的。1965年底，毛已下决心发动文革。当时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此，剪伯赞批评其“粗暴”，是“打棍子”，是“给吴□同志扣政治帽子”，并强调“如果整吴□，所有的进步知识份子都会寒心”。
其后，《光明日报》编印了两期《情况简编》，一期是《吴□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内称“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内文称：“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
这两期简编引起了毛的注意。据说，毛看完后，“一夜无眠”。12月21日，毛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等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份子，什么吴□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人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
在毛的钦点下，翦伯赞被扣上了“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其观点也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
1966年5月，在康生等人的授意下，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张贴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北大党委和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以及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在毛的支持下，文革之火在北大开始蔓延到北京其他高校、中学，乃至全国各类学校。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批斗的血腥场面。
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剪伯赞也因为是毛钦点的“名人”而备受折磨。其罪状之一就是“不许把马、恩、列、斯和毛的话写进北大历史系教师承担编写的《中国通史》一书中”。翦伯赞的助手张传玺于1978年所写的“要求中央为翦伯赞昭雪沉冤的申诉状”中提到，文革开始后，业已68岁且身患重病的剪伯赞被批斗传审天天不断，而且还被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6、7、8三个月中，被斗一百多次。有一次他还被从厕所中揪出，有人并将纸篓扣在他的头上，那次他几乎被揍死。
而在聂元梓等人举行的万人批斗剪伯赞的大会上，卧床不起的剪伯赞是被平板车拉到会场的，因其站立不稳，就让他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立，一斗几个小时。这个镜头曾被印入法国画册，传遍了全世界。
1966年8月26日的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4号）中也记载道：“（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了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翦夫妇被关在二楼的一间屋中，不得行动。全部钥匙被收缴，家俱几乎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衣物剩余无几。据说，剪伯赞在老家的祖坟也被挖了。
1968年夏，剪伯赞夫妇被赶出北大燕南园的家门，关押到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在此期间，他们依旧不得安宁。街道上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在煽动下天天来批斗剪伯赞，甚至其昏倒在地也还批斗不止。在无休止的摧残中，剪伯赞只能苦度时日。
当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主持下召开。毛在会议上称赞文革是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这次会上，假惺惺的毛特地提到翦伯赞，称要“给出路”，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
有了这一最高指示，翦伯赞夫妇终于再次见到了阳光，生活得到改善。他们被重新安排在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64号庭院内居住，生活费也由30元增至120元，而且另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老两口的生活。翦伯赞连夜写信给毛，表示感谢。据说，毛看信后，称赞翦伯赞“信写得很好”。此后，剪氏夫妇俩还胸戴毛纪念章，手拿毛语录，参加了落实政策的大会，感谢毛。
可是，业已70岁的剪伯赞还没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就又面临着一场新灾难。原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杀到北大，紧锣密鼓地开始审问翦伯赞，强行要翦伯赞证明在某次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叛变革命的“阴谋”。当时刘少奇已被打倒，《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已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
在审问中，翦伯赞坦言，那次国共谈判时，他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才第一次见到刘少奇，因此说刘少奇“叛变”根本无从说起。但是专案组成员根本不听其言，反而侮辱、威胁剪伯赞作伪证，并说：“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在这样的威胁下，翦伯赞仍然坚持说：“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翦伯赞被审问8次，应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调15次……翦伯赞的身心一天比一天衰竭，其夫人也出现了精神恍惚。剪伯赞以失眠为由，多次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
12月18日半夜，翦伯赞夫妇在换上新衣后，服药自尽。次日早晨，当看守他们的杜铨师傅推开家门后才发现惨剧的发生。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是三呼“毛主席万岁”。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翦伯赞夫妇自杀，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毛的如意算盘落空，自然十分恼火。因为他给翦伯赞“出路”，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典型，给知识份子以“出路”，让他们效忠自己。为此，他把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了一番。
不过，翦伯赞的冤案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才予以“平反”，而且很费了一番周折。据说，剪伯赞的骨灰一直没有找到，骨灰盒中是翦伯赞与夫人生前的一幅合照、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那副老花眼镜和冯玉祥将军所赠的那支派克牌自来水笔。
跨越民国和中共时期的剪伯赞，虽然受马克思主义蛊惑而追随了中共，但毕竟身上还留有传统知识份子的傲骨，而这傲骨当然不被中共所容，其悲惨的结局也自然是无可避免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