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变脸(2)

(二)“特赦”

1976年4月5日，北京城爆发了毛泽东生前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反独裁、反专制的学生运动。预示着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进入癌症晚期。

1月8日周恩来去世，从广播中传出的衰乐中，已能隐隐约约听到反对中国一人独裁的呐喊声，天安门上喊出了“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月五日一声惊雷，压抑民众向全世界吹响了“神州欲变，风雨已迷天。昏星暗月，红日当头已显难。妲己想统赤县，自称武则天。长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在人间”的号角。

将江青公开比作妲己，毛泽东理所当然就是暴虐无比的纣王了。

为了对付两百个赤手空拳的祭扫哀师，独裁者竟出动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正规军，三千名公安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上演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毛泽东已经感到自己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

中苏两大国为争夺老大地位而剑拔弩张，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创造了条件。1972年上海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一个新历史进程。

根据上海公报的有关条款，1975年中共颁布了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特赦令，对所有在押的国民党人员实行大赦。

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役摧残和公开杀戮，当年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已所剩无几。幸存下来的人，也垂垂老矣。已年届六十五岁的潘朝元，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熬过了二十多年的炼狱，在1975年“国庆节”前，离开了盐源农场，回到了重庆。

我的跨关节韧带受伤刚刚康复，特地利用了一个下午的空闲，赶到场部去拜望他。

我找到那里时，他们都在休息，我见他们全部睡在地铺上。五十多个被遣送人员，大部分我都认识。其中有一半是要回重庆的。年龄最小的也五十岁了。虽然已脱下了平时褴褛的劳改服，换上了统一缝制的制服，表面上似乎精神了许多，但那强打起来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二十年炼狱的伤痕。他们所经历的岁月，早已刻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了。

他们出狱后，还能活几年？中共对他们进行长期洗脑，已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变成了政治上的哑巴，晚景凄凉。

无产阶级专政却还要在他们身上大做“人道主义”文章，中共宣传机器像当年特赦战犯，在报纸上接连登载他们的报导和照片，掩盖他们身上炼狱留下的伤痕和血腥气。

那天下午，我同潘朝元、徐伯威、张清云会面，坐在“街心花园”的石凳上促膝谈心。原想好好畅述一番，可惜我们四人落座后，是谈十五年来的狱中苦难？还是回忆铁窗里伤心历程？风风雨雨岂是几句话所能畅述的。

若讲眼下的政局，从珍宝岛冲突到尼克松访华，将这二十年的事件窜在一起，在这里能畅谈么？何况老头子们的楞角早已被炼狱磨钝了。

于是我们只好默默对视，相对无言，静数对方额上的皱纹。

默默无言许久，我便问起回归的日程安排，潘朝元简单的追述着相别了二十多年妻儿的下落，我拿出预先准备的笔记本，请他留下重庆最先落脚的地址。

潘老告诉我回重庆以后，暂时留住在大女儿家中，还不知重庆方面的“统战部门”如何安顿他？

徐伯威则告诉我，他回成都，也暂落脚大女儿家，他的条件比潘朝元似乎好一些，成都市的参事室已向他发来了邀请函，请他写一点回忆录和孙子兵法注释之类的东西。

在潘老返回重庆后的一个月后，我就接到了他发来的第一封信。说他在距菜元坝不远的黄沙溪一家百货商店站柜台，每月薪水40元。

看来中共将他们奴役了大半辈子，还要靠自已用劳动来换取极低微的报酬以飨晚年，这大概就叫共产党“改造人成为自食其力者” 的结果吧！

张清云也来了信，他写得十分耐人寻味。介绍成都地区的生活水平，说小菜已是20分一斤，而猪肉是300分一斤。张清云在信中虽没有直言一路陡涨的生活费用，却把每月40元收入的拮据状况作了陈述，可谓曲笔通幽。

我给潘老写的回信中，只是嘱他抽空去看看我北碚蔡家场的母亲，他果然就在第二年抽空去了一趟蔡家场。

潘老是我在狱中所遇到相处最久的长辈，1960年，我在入狱时就认识了他，1963年初，我俩同批发配凉山的甘洛农场，一同渡过了甘洛的鬼门关，又一同从甘洛送到西昌盐源，彼此成为狱中的生死之交，他正直的品格铭刻在我的心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