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地狱里的火炬
1974年,林扯高以主管干事的“头衔”,重新回到了农六队,与何庆云一道,对六队的几个重点政治犯进行“严格管理”。
林扯高这一次“卷土重来”,还真有不少“进步”。也许在经过了一阵“折腾”后,他获得了一些经验教训。这次回来,他已将过去那种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嘴脸收敛许多。
他集中精力,将矛头对准“思想犯”,想从这里捞到政治资本,实现他卷土重来的野心。他回到农六队后,变得十分阴沉,而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大呼小叫和大打出手。
他的新“招”,便是收买犯人中的人品卑劣者。像刘资元、王世春、陈贤士这一类想通过告密立功的人,被他收进了网中。戴上一副关心他们前途的假面具,主动找他们谈心,并许诺他们一旦有立功表现,立即整理材料,请功“减刑”。只要他们积极靠拢政府,受奖的可能性会多于马文华、周学祝这一类公开的‘狗’。
第一节:打李分站和三代会
林彪事件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完成了“打倒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地方上的旧政权已由“革命委员会”接管。而“革委会”却由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组织组成。
在西昌地区,一个从文革中冲杀出来的群众组织,名曰“打李分站”,是以打倒西南王李井泉而命名的;另一个组织,则是由工人、农民和军代表联合组成的“三代会”。两大派别都打着“誓死保卫毛泽东”的旗号,绝对服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令”。
无论两派怎么标榜自己,都不会放弃对“权”的争夺。他们因人事安排、物资分配、事件处理、机构调整等展开激烈的争斗,随时可以“大打出手。”
(一)斗
两大对立派别的紧张对峙,其实都是毛泽东幕后操纵的皮影戏,被愚弄和相互残杀的人们,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使全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在和平年代里,人们不去耕作织造,却在“阶级斗争”的毒焰中,睁大了血红的眼睛,为所谓的“观点”和“路线”,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殊死博斗”,甚至“壮烈”牺牲。夫妇、父子、兄弟概莫能外。
“打李分站”和“三代会”除继续扩大各自的地盘、继续武斗。盐源大街上出现了装备精良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为了防止对立的派别捣毁宣传车,这些宣传车还装上了钢甲,宣传设备不光是一个高音喇叭和扩音器,还配有印刷机,沿街随印随发各种传单。
传单除“最新最高指示”外,主要是攻击谩骂对方,或揭露对方核心人物的阴私。
以“战地采访”、“红决”、“女民兵”刊出的文章,不但品味低俗,文理不通,且往往刊出某人的“隐私”,以招揽群众。
有一阵子,某个国家元首送给毛一筐芒果,分散到全国各地展出。于是各地将这枚芒果奉为“圣物”,由“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载着这枚芒果,一路上披红挂彩,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游行。各地派专车组织队伍隆重接送,演出了中国历史上令人作呕的闹剧。
除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打李分站”和“三代会”还动用了飞机,从未见过飞机的盐源人,突然听到空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钻出茅舍举目仰望。孩子们惊奇的呼叫着:“看飞机!看飞机!”当飞机掠过低空时,从尾巴甩出了一串串传单,凌空而降。
山民在满山遍野搜索这些宣传品,以为是“天书”或神符魔咒,后来,他们接触得多了,也就见惯不惊了。
这些传单也不断出现在农六队的山梁上,经在外居住的同难捡来,传到我们的手中。
我们透过这些传单,获得许多信息。如有关刘结挺、张茜挺的故事,如郭祥林在重庆的种种阴谋等等,才知道他们生活的极端荒淫无耻。
不过这些宣传品,不像官方报纸那样经过层层审查,几乎看不到一点真实东西,这些传单上记述着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睹中华大地上“文革喋血”掠影,对农六队政治犯有特殊价值。
我们能从中分析出大饥荒后的大陆乱象,以及社会内部酝酿的危机。有助判断这种局面还能支撑多久?
我记得有一份传单记录了重庆潘家坪武斗的情况,将参加武斗的派别、学校、学生人数、指挥者、动用的武器种类、双方死亡的人数登载出来。
有一份传单记录了雅安激战。看到“战场实况”的照片,仿佛使人亲临了懵懂青少年横尸街头的惨景。
有一份记述某次造反组织在人民商场揪斗“四川王”李井泉的专题报导,为李井泉陪斗的是省长李大章,批斗会现场是由成都各大院校红卫兵布置的。坐在批斗会场前面的,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老伯。
批斗会开始,红卫兵刚给李井泉戴上高帽子,准备拳脚相加让其“端正态度”时,却惹恼了站在前排的“农民伯伯”,他们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成都本是二李经营多年的老巢,站在会场前排的“农民伯伯”原是二李帐下的走狗。当即警告说:“莫看李井泉这几天走麦城,总有一天,‘西南王’还得官复原职。到那时候,今天在这里斗过他的人有你好果子吃!”
这话果然有效,“农民伯伯”们立即摆出封建家长的威仪,当场训斥主席台上那几个跃武扬威的毛娃子。四川人又多有说话带把子的恶习,辱骂加上唾沫横飞,年轻气盛的红卫兵,岂能容忍这帮“保皇派”侮辱,喝令把这些“保皇份子”扭出会场,于是升格为拳脚较量。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事前已有了准备,一声口哨,会场周围几百号人立即一齐拥出,双方大打出手,台上台下乱成一团。
这可急坏了站在高凳子上的李大章,连呼“不要再打了”。殊不知闹剧还没有收场,急忙从北京“飞”过来的中央文革大员,匆匆赶到出事地点。
二李在混乱中,挨了不少的暗拳飞脚,脸部也挂了采,惴惴不安连忙恭听北京的仲裁。
这场混战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李井泉。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条罪名,就够这个平时飞扬跋扈的“西南王”吃不了兜着走了。“农民伯伯”虽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但是李井泉除了乖乖地写检讨认罪外,他还敢作什么?
装正神,唬恶鬼乃毛魔头一生中最得意伎俩,这是中共在大陆舞台上自相倾轧中产生的长项,用来治国怎不一团糟?
读罢这则颇具嘲弄意味的报导,我和张锡锟相对一笑。平时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当权派,不过如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