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6月27日讯】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和纳粹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都热衷于塑造符合其政治标准的虚假英雄，以此来影响和左右民众的人格，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自己的政治炮灰，为其卖命。 ——题记

纳粹时代的德国曾有一位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名叫赫斯特。学者赵刚在《戈培尔的收音机》一文中，曾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他当年如何一夜成名的逸事。

故事发生在1930年1月14日。当夜，一声凄厉的枪声，从柏林弗里德里希海恩区一幢破旧的公寓中传出，划破了夜晚的寂静。

这个街区被当时的上流社会称之为“柏林最肮脏的地区”，是穷苦的工人、失业的流浪汉、落魄的酒鬼、蛮横的流氓、凄惨的妓女这些社会底层的栖息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酗酒、辱骂、吵架、争斗、凶杀习以为常。因此，对于枪声，周围的邻居似乎司空见惯，甚至没有人推开窗户张望一下。

在混乱的30年代，整个柏林几乎成了血腥的战场。为了能使纳粹党获取国会议员中的多数席位，戈培尔为希特勒出谋划策：“谁能征服街道，谁就能征服群众，谁能征服群众，谁就能征服国家”。于是，由失业者、退伍军人、城市流浪汉、甚至是一些无赖、流氓组成的纳粹冲锋队，便在街道上寻衅滋事，打砸、毁坏犹太人的商店、咖啡厅、百货商场，与街区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阵线”辩论、吵骂、打架，甚至相互进行谋杀。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这样描述道：柏林，“整个城市染上了流行性的恐怖症。大家都在私下谈论午夜抓人的事，谈论冲锋队在兵营里拷打被捕者，胁迫人们向列宁的相片吐唾沫，吞蓖麻油或是吃过期食物。”“仅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有99人被杀，1125人在街道争斗中受伤”（美国罗伯特•爱德温•赫泽斯坦《纳粹德国的兴亡》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46页）。

这次遭受枪击的伤者，是一个年仅23岁的纳粹冲锋队队员，名叫赫斯特•威塞尔。他脸上中了致命的一枪，殷红的鲜血，顺着年轻、略显稚气的脸颊，汩汩地流淌在肮脏的地板上。

到底为什么赫斯特中了这一枪，各种传闻，扑朔迷离。

有人说，赫斯特欠下了女房东的房租，赖账不还。这天晚上，恰巧被这位房东寡妇堵在家中。赫斯特恼羞成怒，不仅不还债，而且依仗自己是冲锋队，还声色俱厉地威胁房东。结果，叫这位寡妇一枪击中了面部。

另有人说，是共产党策划了这起枪击案。因为赫斯特是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纳粹冲锋队第五突击队的头目，而这个区是共产党“红色阵线”的地盘。赫到此后，凭借狂热的法西斯精神，以及精明、果敢，组织冲锋队频频对该地区的共产党支部进行偷袭，使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势力元气大伤。对此，“红色阵线”对赫斯特恨之入骨，曾在德国共产党报纸《共产主义红旗》发表文章，宣称要“打击一切法西斯主义者”。

其实，真实情况，既不是寡妇开枪，也不是共产党行刺，而是嫖客动手。原来，赫斯特到公寓中是去嫖妓，对这位风尘女子，他确实动了真感情，表示要“爱你一万年”。不料，这位烟花女子水性杨花，另有所爱。结果，赫斯特在与其他嫖客的争斗中，中弹受伤。（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第94页）赫斯特被抬到医院，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多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赫斯特•威塞尔出生于德国西部的比勒费尔德，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当时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许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各种政治团体。作为一名求学的知识青年赫斯特也不例外，他曾经先后加入了多个政治社团，最后成为了纳粹党的一员。赫斯特加入冲锋队之后，不得不暂时中止他所钟爱的法律学习，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赫斯特这样的冲锋队员死于政治斗争者何止成百上千，但这个年轻人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默默无闻，与其说是命运之神，倒不如说是戈培尔，让他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德国历史上。

为了能使希特勒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特别是能够争取到德国中下层人民的支持，纳粹党急需塑造一个英雄，一方面鼓舞冲锋队的士气，继续打击民主进步势力；一方面可以造成声势，扩大纳粹影响，进而借机壮大冲锋队的力量。恰逢其时，出现了赫斯特•威塞尔的枪杀事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赫斯特的利用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出身（中产阶级，背景良好）、年龄（23岁，对青年具有感召力）、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容易获得同情心和好感），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特别是他的诗歌影响。

赫斯特死前曾写过一首《旗帜高扬》的短诗，几个月前寄给戈培尔。戈培尔开始并未在意，此刻，他却灵感大发，急中生智，忙命人将赫斯特的短诗改编成了一首歌曲。

在诗中，赫斯特写到：

旗帜高扬！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平稳坚定，

冲锋队在前进！

红色阵线和反对派枪杀了我们的战友，

他们的灵魂仍和我们一同前进！

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

为冲锋队让出街道，

千百万人充满希望注视着卐字旗

拥有自由和面包的日子即将到来。

军号最后一次吹响，

我们已经准备好战斗，

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

被奴役的日子已到尽头。

高举旗帜！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平稳坚定，

冲锋队在前进！

这就是后来风靡整个纳粹德国的“赫斯特•威塞尔之歌”，也叫《旗帜高扬》。这首歌在1931年被列为纳粹党的党歌，是纳粹德国重大场合必唱的歌曲，堪与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列。

尽管这首在文学意义上不值一提的歌曲被吹捧成了纳粹至高无上的党歌，但当时仍有不少人发出疑问：为什么“军号是最后一次吹响”？是不是“不加入纳粹的队伍就太晚了”？“民族社会主义肯定能带来自由与面包”吗？然而，甭管什么质疑，也甭管什么嘲讽，在戈培尔眼中，这些统统是扯淡！他打心眼儿里根本就不屑一顾。戈培尔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所以，诗的功能不在于吸引人，而在于胁迫人。“我们的宣传物件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艺术。因此，“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能在工人队伍内部引起反响，戈培尔认为最好能把“学生赫斯特”说成是“工人赫斯特”。戈培尔手下的喽罗犯难了，总不能瞪着眼瞎说吧。再说了，即使是瞎编，也总得叫人相信。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又转回到戈培尔手中。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戈培尔不愧为博士，他琢磨，要把假话说得跟真事似的，就不能凭空造假，这样干，容易露出破绽，造假也要有点技术含量，必须是假中有真，真里藏假，真真假假，叫人摸不着虚实。于是，他大笔一挥，在赫斯特的悼词中妙笔生花，将赫斯特说成“是有着知识份子头脑的工人”。这样一来，谁也挑不出毛病。既不否认他是知识份子，又点明了他是工人。左右逢源，虚实难辨，戈培尔果然是谎言大师，骗中高手。

接着，戈培尔又将赫斯特捧为“有着民族主义的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如此一来，赫斯特就有了工人运动英雄的名号。由于赫斯特•威塞尔是在工人居住区被杀，戈培尔便以此大做文章，将赫斯特说成是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遭受暗杀，以身殉职。

从造假开始，到说谎结束，环环相扣，云山雾罩，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戈培尔将一个嫖客改头换面，包装成了一个纳粹的烈士，把一场争风吃醋的流氓斗殴，演变成了一场严肃的政治谋杀，谎言编排得滴水不漏。

折腾完死人，紧接着折腾活人。戈培尔不仅要“用死人骗活人”，而且还要用“死人压活人”。为了使赫斯特的葬礼隆重而有影响，戈培尔对安葬仪式作了精心安排，在柏林的纳粹党党员要全体参加，党魁要举行公开演讲，同时，还在葬礼中安排了三万名冲锋队员，身穿褐色制服，高举卐党旗，列队穿过柏林主要街道进行葬礼游行，最好还要诱使反对派，特别是共产党出来搞对抗性示威，产生爆炸性的新闻效果，让媒体有炒作的题材。

葬礼当天，纳粹党的主要党魁戈林、戈培尔、冲锋队头领普费弗、以及奥古斯特•威廉•冯•普罗森王子等社会名流都参加了葬礼。在墓地，戈培尔满怀激情地宣读了对这位英雄的悼词，在仪式的高潮部分，一群由冲锋队员组成的合唱队第一次演唱了《旗帜高扬》，气氛渲染得十分强烈。

尽管赫斯特是戈培尔精心制造的一个纳粹谎言，但在戈培尔的导演下，却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就在赫斯特的葬礼过后5个月，1930年9月14日，纳粹在国会中的席位由12个一跃增至107个。在第二天出版的《种族观察家》报上，记者用《旗帜高扬》中的“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这句歌词，作为希特勒大选获胜的通栏标题。

戈培尔私下曾说，他看中赫斯特，其实就是想利用他诗中“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这句话来做文章，仅此而已。赫斯特•威塞尔嫖妓身亡，没有白死，他成了党的烈士，纳粹的英雄，冲锋队的楷模。希特勒当政后，对赫斯特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赫斯特作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光辉形象，不仅频频出现在宣传画、书籍和电影中，而且纳粹当局还为他建立了纪念碑和雕像，许多城市的街道、广场，甚至军队的番号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每年在他的忌日，纳粹领导人都要到柏林的赫斯特•威塞尔墓祭奠，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赫斯特生前领导的第五突击队活动所在的弗里德里希海恩区被改名为赫斯特•威塞尔城。1937年，纳粹政府接管了德国共产党总部 ，将“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更名为“赫斯特•威塞尔之家”，变成了柏林——布兰登堡冲锋队的据点。（以上内容见《随笔》2008年第2期《当虚伪也成为虚伪时：纳粹党歌诞生记》）

纳粹英雄赫斯特的成名故事，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雷锋。

在中国，提起雷锋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众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仅如此，雷锋在大陆其实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锋精神”，成了共产主义的人格样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人物与纳粹英雄赫斯特一样，也是党的宣传机器用造假手段精心打造出来的虚假典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大量的雷锋照片是如何出笼的。

雷锋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亲近生活，同时又是完美无瑕、形象照人，这与图片的宣传作用是分不开的。《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见《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一文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在雷锋短暂的22岁生命中，拍过的照片有六七百张。一个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个年代能拍这么多照片是罕见的—–可以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

据报导，曾经有四位元美联社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这个问题提的很有针对性。

大陆媒体披露，当年为雷锋拍照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位叫张峻，他给雷锋拍过223张照片，很多有影响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给雷锋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张，在雷锋入伍到牺牲的953天的时间，他平均每4天就给雷锋拍摄一张照片。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后来传世的雷锋照片，几乎很少有抓拍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在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摄者根据当年流传的经过加工的雷锋事迹“补拍”的。姑且不论这些事迹的真实程度，即使它们全都是真实的，“补拍”这种方式也明显有违照片的真实性原则，何况这些事迹的真实性还很令人怀疑呢？！

更多的照片则是拍摄者或冥思苦想，或灵机一动，“摆拍”与“导演”出来的。

在汽车驾驶室里读《毛选》是雷锋传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导演兼拍摄者是张峻。当时，他想拍一张雷锋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精神食粮和前进方向的照片，构思了很久，一直没有灵感。一次，他在看雷锋修车，突然来了灵感，便对雷锋说，赶紧坐到驾驶室里，让雷锋拿出《毛选》，就这样，一张具深远影响力的《粮食•武器•方向盘》就这样诞生了，这张照片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放大成忠于毛泽东的最直观影像。张峻说:“照片洗出来之后，我一看，就非常遗憾，雷锋左手拿书是从方向盘里套过来的，看上去很别扭。后来由于工作比较忙，也没有再重新去拍这张。”

季增回忆当年他给雷锋摆拍的经过时说，一次，“《解放军画报》记者吴加昌来采访雷锋，回去后他写信说缺少一张破题的照片，让我拍一张能表现雷锋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他职业特点的照片，我就反复想怎么拍。正好运输连进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有天早上，我让连长把车弄好，让雷锋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车，一共拍了七八张，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照片认识雷锋的。”

有一张雷锋握着冲锋枪，戴着棉帽站在一排树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说是雷锋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摆拍的，摄影者叫周军。雷锋是工程兵，根本就没有冲锋枪，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开过冲锋枪。摄影师跟人借来了棉帽子和枪，一张虚假的照片就这样产生了。更有甚者，雷锋去世后，为了能把雷锋的形象树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后的那排枯树又被换成了黄山的迎客松。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对于他们的导演和摆拍，雷锋当年不仅积极配合，而且很擅长按别人的意图去摆姿势。

面对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质疑，张峻说:“没有办法，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那样”。“领导这么要求，我们必须那样做。”

可见，绝大多数传世的雷锋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当年政治需要的产物！

不仅照片，有关雷锋的其他宣传材料也带有明显的造假痕迹。如所谓的《雷锋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时期按不同需要而编造和修改的，可谓漏洞百出，其中疑点最大的是雷锋的死亡经过。

1962 年的一天，雷锋在指挥战友倒车的时候，被电线杆子砸在头部，伤势过重，大脑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锋终于实现了他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踏上了不归路。这是大家熟悉的《雷锋的故事》里的一段描写。我们都相信了。然而这个故事却欺骗了中国人民40 年。

最早听到的异议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在军队管理汽车的人愤愤不平地讲，雷锋是找死，他是渎职。一个指挥倒车的人应该站在最佳位置，应该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么让自己指挥的汽车撞倒电线杆子，而且还把自己压死了，可能吗？他当时在干什么？他不是在开小差吗？

在网上有另一个声音：雷锋真的是这样的死的吗？一辆在倒车的车的力应该不至于推倒电线杆，这么大的力，司机在车触到电线杆的时候肯定有感觉的。还有电线杆是倒下？不太可能的，电线杆埋得很深的。现在不是经常有车撞到电线杆，结果车毁了，电线杆还是无事，所以电线杆被撞倒几乎不可能。这样的话，要被压死，只有电线杆被撞断，可是学过力学的都知道，在有电线在上面拉住的情况下，雷锋至少还有 5秒的时间反应，不可能就这样被压死。

更多的人开始清醒：雷锋的职业是司机，事故发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挥另一司机倒车，结果车撞在电线杆上，他自己也横尸当场。在这起事故中，雷锋对自己的失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人去追究这个事情的细节，因为他很快成了人们的榜样，榜样又被强行规定必须是白玉无瑕的。雷锋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个损坏国家财产的犯人。然而他却摇身一变成了烈士，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会这样哪？！因为共产党喜欢 “造神”。

然而故事还没有完，那些当年编造《雷锋故事》的有心人又开始出来活动了，一本新版《雷锋的故事》修改了这个结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 “向左，向左…… 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木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虽然进行了改编，可是漏洞还是有，没有办法，一个参与过创作《雷锋的故事》的军队摄影记者张峻又出来圆场，这回是亲自现身在以造谣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他说：“电影《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及《雷锋的故事》等文学作品，在报导和解说雷锋之死时都有错误： “8月15 日上午10点半（注意：时间改了），从外地运了服装回来，回来以后，这车需要保养了，（注意：开始八股式的文艺创作了）那么雷锋就跟连长提出来，我们自己保养，这个时候雷锋想锻练一下乔安山，让乔安山开着车到车厂去。我们那个营房，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中间有个道，门这块儿有两个杆子，实际也当门，是晒衣服的，不是电线杆子，现在外头报导，雷锋的故事也好，写的也好，电影也好，《离开雷锋的日子》也好，都是这么粗的一个电线杆子，实际不是电线杆，就是这么一个方木杆，很细的一个杆子，就这么高，（乔安山）开上车以后，他告诉雷锋这不行，这弯拐不了，你赶快过来，雷锋说开呀，往前走，这时候就熄火了，他说走走，赶快走啊，不是往后退，现在传了 40年都是倒车，不是倒车，是往前开车，那么雷锋就在这儿，在车底下指挥他，走啊走啊，乔安山一加大油门一下就走了，这个杆子打在雷锋右太阳穴上，打完以后，乔安山开车走了（注意：车撞了东西，一个职业司机还不知道），到洗车厂了，班长哪儿去了，有个新兵就喊，雷锋叫车轧了，实际不是轧了，是杆子打了，连长就出来了，乔安山赶快就回来了，就抱着雷锋，这时候雷锋不省人事了，也没说话，血往下淌， ……”

一个人的死这么大的一件事、这么严肃的事情就这样被改来改去，还在全国各地传播，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就是要编故事。这也就是《雷锋的故事》的编写过程，不断完善，然而编造的就会有漏洞！

按理讲，日记属于比较私人的东西，不应该有什么瞎编的可能性，但是这个规律在中共那里也是不适用的，所谓的《雷锋日记》也是中共为了包装雷锋的需要而编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虚假的痕迹同样随处可见，下面便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如何 “艰苦朴素” 的。

在《雷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有一次我班的一个战友买回一个新牙刷，他把那个旧的丢在地上，我看到那个旧的比我的还好，就从地上拾了起来，经过消毒，我就自己使用。当时那位战友说我是小气鬼，我说：“这个牙刷很好哇，还可以继续使用，为了节约嘛！”同时我还到处捡牙膏皮子，因为牙膏皮子里面还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挤出来装在一个瓶子里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头牙膏皮可以卖钱，人都穷成那分了，谁舍得丢牙膏皮。还有，在那个年代使用“消毒”这个词显然像是作报告时的用语，而不是一个文化不高的雷锋的日记中应该出现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抓“反革命”的。

日记中提到，某天，从雷锋所在部队驻地的一座大山上，下来一个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队的屋前屋后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不一会又拿出本子记下什么。

雷锋发现他在一家门前磨剪刀，还一边问老乡：“此地驻有多少军队？”另外还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于是雷锋就认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盘问那个磨剪刀的人。

“你从哪里来？”

“河北。”

“干什么的？”

“磨剪刀的。”

“有什么证明？”

“没有。”

“你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

“五六十元钱，一个记账本。”

“你把记账本拿出来看看！”

雷锋翻开记账本，他认为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并且，他认为那个人神色慌慌张张，言行可疑，就把这件事立刻报告了上级，上级派人把那人送到当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告诉雷锋说：“那个磨剪刀的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从这篇日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许多疑点，第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队的驻地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地让陌生的人靠近部队的营房，哨兵都干什么去了？！，咋就那么巧被雷锋发现了，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个“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胆了，居然明目张胆地到处转，还做记录，还跟别人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 这好像不符合常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雷锋的日记是如何写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锋小学都没有读几年，因此有着非常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地主有着深仇大恨（不像知识份子，书读多了，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但仇恨并不能化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训练才能产生。你看雷锋日记，排比句那么多，就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未必能创作出来。现在也有文字透露了当初雷锋日记是如何出炉的，原来是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在一个月内奉命集体创作的成果。难怪现在市面上不太见“雷锋日记”这本书了，当年发行量可是仅次于毛选。

还有一件事更具讽刺意义！

中共的宣传说，雷锋出身贫寒，所以特别珍惜毛主席给他带来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袜子是补了又补，舍不得丢弃。他总结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在雷锋的遗物中，人们却发现了好些时髦高级商品，其中有一块梅花牌手表。梅花牌手表是什么概念呢？雷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价为200元以上。换句话说，雷锋把两年多的工资全都积攒了下来买了这块梅花表，这与现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钱都花在化妆品上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女孩天天吃酸菜，为的是省下钱来买高档化妆品，你能说这女孩是艰苦朴素吗？

总之，从各方面来看，中共宣传的雷锋与真实的雷锋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后者为原形，按照当年的政治需要，经过反复改编、拔高、加工塑造出来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典型。

在中国，这样的假典型还有许多，在苏联等其他共产党国家也都一样。

编造假典型是谎言宣传和精神控制的重要一环。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纳粹和共产党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都热衷于塑造符合其政治标准的虚假英雄，以此来影响和左右民众的人格，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自己的政治炮灰，为其卖命。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闹剧不是仍在上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