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6月24日讯】（接上篇）
论证五、中国的社会性质
根据《台》书中披露的民政部保密报告，中国大陆至2005年5月的总人口达到十五亿三千万，其中十二亿五千万生活在农村，这中间有五亿“多余劳动力”。当今中国社会已分裂为二大对立的群体——占总人口98%以上的普通民众和小于中国总人口2%、却占有中国总财富70%的中共官僚。这“2%”是指二千万党官再加上一千万依附于这些官僚才得以一夜暴富的权力贵族商人。这个小于2%和大于98%的二个社会阶层群体，在经济上的对立和社会关系上的矛盾正在日益深化。其原因就是腐朽僵化的政治制度。历年来共计2.7万亿人民匝的资金变成中共官吏的私有资产转移至海外的经济盗窃报告，仅是冰山一角。温饱良民群体与富商恶贾势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对立，平民百姓和贪官污吏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对恃，这些在中共政体中不可能缓和的矛盾，最终引发的将是总数大于98%和人口不到2%的二个阶级，在社会关系和政治利益层面上的恶性冲突。每年呈上升趋势的万起草民对权贵商人的群体性维权抗暴事件，就是在为这类冲突集聚能量。这类冲突激化的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必将导致中国人民再一次承受类似文革的浩劫，也必然引发类似前苏联和东欧诸国政权解体前的人民大起义。
当今中国的官民矛盾，比当年的共产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官民矛盾要深化得多，但为何中国各地的维权活动至今没有从零散转向整体？其原因分析如下：
1) 中国民众多世代潜以默化地受腐朽的后期儒家程朱理学的熏化太深，“百姓日日醉，皇帝万万岁”的愚忠孝君观念，“两耳不闻窗外事”、“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等思想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2) 自从89/64以来，中共有意引导民众向钱看，全民拜金浪潮一潮高过一潮，深壑难填的金钱欲和享物欲促使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日落千尺，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突破了正常人的道德底线。这从三聚氰胺奶粉、川震豆渣校室的案例中可见一二。
3）中共恶意阻止良心知识份子与维权民众接触，使民众对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自己身上的事的本质看不清楚，只知道怨恨地方官员不为民作主，期盼着中央有清官能公正解决问题。不能意识到事件的发生是政治体制造成的，看不出地方问题的症结是来自中共中央这个“上梁”，更不敢认同中共就是动乱、恶暴之根源这个观点。
4) 几十年来接连不断、毫无人性的政治运动，使民众默默地认同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国人对中共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伴随着恐惧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对强权（中共）的不满，不知不觉地转换成对强权的感恩。
5) 中共用国家恐怖主义策略行杀鸡儆猴之径，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彻底镇压发生在各局部地区的维权活动，将区域性的民众维权抗暴活动就地消化，必要时甚至贿赂黑社会助行。
6) 中共动用国有资源强行管制媒体、互联网、电讯、邮通、公共舆论等，同时用宣传机器制造谎言，用剥夺民众知情权的罪恶方式掩盖真相。在用暴力镇压局部维权运动的同时，中共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众了解真相，不惜封锁新闻、切断网络、电讯、邮通，管制正常的人员流动。对外宣传和谐稳定，气象太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是甲省正在发生的事，邻省当时并不知情。等到知情，事过境迁。
这些原因，造就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中共培养了一群疯狂崇拜金钱、缺乏起码的同情良知，极端缺乏向上意志的二代人。在面对身边同胞受到强权无以复加的迫害时，在同胞最需要支持、声援与帮助时，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案例一：抗议官商勾结强行拆迁住舍的汉人，抗议异族强权蓄意迫害宗教信仰的藏人以自焚的形式结束生命案件，在近几年时有发生。如果这类案件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使按照非洲“茉莉花革命”走过的历史进程检视，这类个案只要有一个，说不定就会引起全国反应、全民起义。一个曾经有过几千年东方宗教道统、世世代代深信死后有“天堂”或“地狱”的民族，在所谓的“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却不得不以“死无全尸”、“死后不能超度升天”的自残方式作最后的抗争。当事人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对“人民政府”的绝望，已到何等地步！由于此类血腥事件之肇因得不到及时公开的谴责与阻止，受害人的冤情真相得不到及时公开的曝光，冤案的处理缺乏民意的加入和公正、公开的审理，以致今天的中国成了世界上自焚案最多的国家！湖南邵阳的李旺阳，一个失聪又失明的残疾老人，因为有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之嫌而不明真相地在住院治疗期间“被自杀”。惨案发生后让世界看到的却是：声势最大、人数最多、并且不至一次的为李旺阳声张冤屈、主持正义、以致群起而公然愤怒地走上街头要求中国政府调查与公布真相并严惩凶手者，不是生活在李胞的家乡土地上曾与李胞同饮过一江之水的国胞，而是远离中原、弹丸之地、异域他乡的香港同胞！这些反常现象，无疑是中国社会极不稳定的征兆，是中国社会意识整体倾斜的象征!
论证六、中共的政治经济模式
最近卅年的中国经济虽然得到了高增长，但中国的经济模式与民主自由制度下的经济模式有天壤之别。在当今中国，主宰商品市场的是占商品资本额90%以上的权贵官商。这个比率，使得今天的中国没有公平的商品市场体系，有的只是腐朽的权力和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权钱交易游戏规则。中共经济增长来源主要依靠：
Ⅰ、通过对无福利保障、低工资、高付出的五亿失地农民工，其中包括大量的童工和女工的血汗盘剥所得的巨额利润；深圳富士康公司青工接连自杀的糗闻，便是对中共毫无人性的盘剥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无声控诉。
Ⅱ、对自然资源的无计划掠夺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持续性、破坏性的高消耗，以提前透支子孙后代的生态资源为代价。
Ⅲ、依赖外国投资者包括台商的资本输血。
Ⅳ、依赖出口贸易。
中共的本质，是自小接受程朱理学理念、成年时接受西洋文化模式、极具冒进激情的中国左翼知识份子，与西来极权政治主张结合为一的混血种；这个不中不西的混种，在政治上受命于俄共、在经济上靠俄共接济，是不折不扣的俄共傀儡集团。中共建立至今，不但没有建立过属于自己民族精神的哲学体系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政治主张，反而彻底地摒弃并千方百计的抵制中华民族精神。因此中共就是一个没有祖国、彻头彻尾的政治和精神上的流亡组织，这个组织不需要对任何人、也不需要对历史，更不需要对自己负任何的责任！在文化上，中共不对中华民族文化负责；在经济上，中共不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利益负责；面对国内社会环境治理，中共不对主流民意负责；中共在政治上不对良心政治主张负责；在处理国土疆域和领土属权问题上，中共既不为国家道义，也不为人民的意志，更不为国人情感负责；在外交与国际事务上，中共不担外交道义、不对世界负责，在联合国扮演的是与世界和平、普世原则背道而施的角色，中共真正的“结拜兄弟”多为认钱不认人的邪恶轴心国，或政治改革不彻底的原共产国，如俄罗斯。一个既不对人也不对己负责的政治怪物，才会放出用核弹与世界共存亡，以放弃西安以东、死掉一半中国人的代价与美国决一死战，要与美国打经济核战消耗美国国力等胡言乱语。
中共的本质决定了中共从思维到行为，都是沿着西方式的极权政治主张而行。因此，中共从不愿以开创中国国力民生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已任。这个不负责任的恶性动物从先天带来的恶习，决定了它即使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也决意不会让经济成效服务于人民。经济能量于中共无非是二大用处：一是扩充军备和巩固国家暴力机器，对内用以镇压人民，对外（现阶段）用于灭杀台湾精神；二是用于对人民的政治洗脑与谎言的制造，不仅立足国内，还要走向世界。物质引诱、国家暴力、公共谎言和秘密警察，是当今中共维护其统治并保护占中国人口不到2%的特权阶层的四大法宝。按照国际经济规律，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在8-10%时，国人的收入每年会以30%的幅度增长。自称“GDP世界第二”的中国，在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民众福利，职工收入等与百姓利益休戚相关的领域，却长期看不到与GDP增长率成正比增长。这个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铁的规律的现象，没有在号称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当代中国出现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中共发展经济的目的。
政治危机是政治动物的真正危机。政治动物管制下的经济，是缺乏公平竞争机制的党化经济。这种自残型的经济发展越高速，这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严重，社会的政治状况就越不稳定。在这个机制的制约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每时每刻都在为加剧中国的贫富差异、加重社会的阶级冲突、加深中共的政治危机积蓄能量。中国经济的发展越高速，中共的政治危机来得越快。
论证七、中国文化的性质
中国已沦陷为马列主义极权文化的精神殖民地，中国在文化上已经亡国，中国人在文化上已是亡国奴——马列精神的亡国奴。《台》书提出“中国无公民”的概念（P.293《台湾大劫难》），并对这一概念做了诠释：公民是拥有公法权力上的能力的群体。“公法权能力”的核心是政治选择权，即通过公正、公平、自由、定期的选举，决定政府权力的归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被剥夺了全部的政治选择权。今天的中国人是彻底的被剥夺了公法权之能力的奴隶——中共极权制控下的政治奴隶。一个国家的公民，是这个国家存在的基本要素。一个不拥有公民的“国家”，是没有国法的行政区域。当今中国就是一个以“党法”替代国法的行政区域。
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的璀璨文化和高贵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来自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一种实践活动——精神和体能相统一的修炼。她既是中国古典哲学和东方文化的源泉，又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源泉，也是古中国人赖以支起东方和亚洲文化大殿的基础实践。可是，近百年来，中国被引入了欧洲极权主义暴力革命的政治主张，中共更是歇斯底里地用欧洲近代哲学思想对抗中国精神。篡政后的中共傀儡集团，用任何统治者都没有使用过的恶毒手法——用公权力取缔家喻户晓的中国各类传统宗教修炼组织，同时私自建立起形似神废、令人毛骨耸然的、只服从于中共统治的五个“官方宗教”。中共用几十年的时间，把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灵魂——中国精神，在中国本土灭杀饴净。今天，中共又用绝对权力掌握的民脂民膏，给失去了灵魂的中华文化躯壳涂脂艳装、抹粉美容，让世界误以为中共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继承者和发扬者。目前在世界各地由中共开办的几百所“孔子学校”，传授的却是连孔老夫子都不认识的简体汉字，这不是中共自己对自己的嘲弄，又是什么？！中共变本加利地反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极端行为，最终导致了文化的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被窒息至死。今天，马列精神被中共强绑为中国的国家精神写入国家宪法，马列主义由国家宪法指定为中国的“国教”。中共更厚着脸皮将自己写进宪法，自诩为宪法指定的唯一执政党。十几亿中国人，如今只被允许有一个精神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只能为一个政治主张——共产主义而奋斗，只能听到一个继承了西欧中世纪极权主义文化的执政党的胡言，只能服从一个没有在中国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过的、在法律上称之为“非法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管制。
一个闭锁了民族精神的国家，必将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信仰；一个缺乏自我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践的民族，必将失落这个民族传统的自信心。一个既没有传统精神信仰，又失落了传统精神自信的民族，必然会被外来文化殖民，并且成为外来民族思想的精神奴隶。缺乏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中国精神的当代中国人，其肉体中虽然还流着华夏先人之物质之血，但思想中充斥的精神之血，到底是马恩列斯之精,还是炎黄五帝之神？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想做什么——做华夏的后代，还是做马列的子孙？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人不仅是马列主义治下的精神殖民之奴，不仅是中共极权治下的政治之奴、文化之奴和学术之奴，中国人还正在沦落为处在腐败官吏和权贵暴发户罪恶联姻经济体制中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经济之奴。房奴、医奴、学奴，就是经济之奴的具体表现群体。
论证八、中共官僚的文化心理性质
中共体制中人的心灵，已被马列主义精神所阉割。中共体制中人已是政治上的阉人、极权体制中的佞臣。要想在中共体制人中存活并能升迁向上者，必备奴性、伪善和阴狠的心理素质。
当制定政策的人有如此的人格心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就只能以极端自利的感情因素作为依傍点和出发点。为了让这种反人性的政策和策略得到民众的强化认同，在推出政策的同时，塑料假花似的笑容、令人作噁的亲民秀，就是必须登场上演的剧目，用以遮掩其虚伪、阴冷的奴性人格。《台》书对中共官僚的这个文化心理的定义，甚有助于民众在获息当局的策划、政令时，从制定政策者的主观世界之源——人的人格心理层面，去分析和判断政策和策略的意图、走向和实际目的。
《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党员普遍存在着双重人格。例如，党员作为人，可以是家庭的一员，可以有人的情感和爱心；但作为中共组织的一员，一切要以中共的利益为先，一切都要服从于“党的安排”。这个“安排”之黑手，公然伸入到人的情爱隐私层面：党可以决定某对夫妻是否应当离婚，或此男彼女是否被允许结合。当几千万不具正常人格的人占据着大大小小的官位时，政令无法按通用规则运行，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之像，就是无可防范、必然发生的。今天的中共官吏，普遍犯有渎职、贪污、行贿、受贿罪，他们中的人，或因匿藏大量非法所得而寝食难安，或因身居要职、日日花天酒地而心惊胆颤，害怕有一天一旦失去权力就会遭到整肃；有的眼看中共好时不长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加倍疯狂地腐败。这些在任何地域、任何历史时期都属于末世败相之举的行径和勾当，在今日中国的官场俯首即是。这与中共党员的双重人格这个心理因素不无关系。
论证九、中共崩溃的必然
中共崩溃的四点要素：A、中共的精神凝聚力和中共官吏的效忠度； B、极权体制中人材逆向淘汰的规律； C、中共官吏的实际卖命效率；D、中共作为政治组织的整体精神状态。
A、 中共的精神凝聚力和体制内官吏对组织的效忠度急速下降
极权组织中成员的精神凝聚力，对维护这个组织的存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是注入了马列精神的德俄华混血怪胎，是主张极权的马列精神的布尔甚维克在中国的代言人。中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空洞政治理想而出生的，中共党员由此应该是马恩列斯思想的绝对崇拜者，中共官吏本应个个都要成为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惜奋斗终身的最忠实的执行者。但是，自从中共垂涎于经济利益以后，中共潜意识中由唯物论树立起来的拜物精神成了显意识，并主宰了这个极权组织的整体意志。中共极权从此失去了凝聚组织成员的精神力量，体制内官吏的效忠度一代不如一代。如今的中共党官，纷纷以抛弃马列政治、以抛弃共产主义信仰为时髦，既不信神佛鬼天，也不信“人类自由与解放”，只以无底的贪欲代替生活的自信，以“有权便有一切”的庸俗实用主义思想代替了对中共党组织的忠诚精神。
极权组织有着宗教组织的某些特点。因此，极权组织中的官吏效忠度，是维护这个组织效益和权威的至关要素。一个缺乏精神凝聚力的团体，其成员的思想必定是一盘散沙，成员对组织的效忠度必然大打折扣。共产党体制内官吏的原始效忠度，一是来自政治思想觉悟，二是靠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在政治觉悟这个因素上，如今中共赖以为其效忠效力的党徒和赖以为其出力卖命的精神支柱——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红色理想，已被各级官吏的物质欲望蚕食几净。今天的中共内部，除了中央少数几个高官还在为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政治妄想废寝忘食，还沉浸在对权力的痴迷和权斗的兴奋之中，其它的官员只是靠着日甚一日的疯狂贪渎打发时光。集团性的深度腐败，正从中共内部蛀蠢这个政治动物机体各层面的所有细胞。今天的中共官员，对党组织与上级的效忠，是以上级对自己的私利满足为前提，是以上下级之间的个人感情为基点，是以上下级的共同的核心利益为交换条件的。
这些前提、基点和条件，是中共内部各派势力形成的温床，也是激发内部权斗力量的催化剂。有了这类温床和催化剂，中共内部谋反篡权、结派营私、抢班夺利的现象，只会一日甚于一日。而中共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平息内斗，就像一个病入膏肓之人要靠自己的能力恢复健康一样，为时已晚。内斗引发分化——从思想到人脉的分化，最终从组织内部加速中共的崩溃。这一点，在《台》书写作近三年的今天，已经由中南海的内讧大闻得到证实。中共高层唯一的良方就是继续用手中的钱权魔方平衡各方利益，用政治和经济利益统一思想，维持政权。因为在中共眼里，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听从政治，强权造就文化。然而，这类利益是大多数民众无权惠顾的。物及必反。不到中国总人口2%的权力贵族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多，这一小撮与中国十多亿平民的利益对立和阶级冲突就越甚。随着这种阶级对立与冲突的日益加剧，最终沉没于举世无双的人民大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还是中共极权自己。
B、极权体制中的人材逆向淘汰规律已经作用于中共体制
人才逆向淘汰，是极权政体铁的规律。中共极权经几十年的折腾，这个规律在其体内反复作用，已经产生急剧的负效应——加速中共整体精神的衰落，加速中共官员整体意志的沉降，加速中共官场整体效率的衰退，加剧中共内部各派系权力分赃上的竭争。中共体制中的人才逆向淘汰来自三个因素：政治运动，利益腐蚀和职能机制。
1） 政治运动
毛泽东凭着窃国战犯的凶神，专横恶煞地自封为太上皇，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但将培养贤臣良将的中国传统道风消杀饴尽，更杀死了中国科学、文化和艺术人的铁骨良知。毛历来痛恨上述三种人，在他执政中国后，把上述三类国家精英归称为“知识份子”，与反对中共体制的“反动份子”——“地、富、反、坏、右份子”（“五类份子”）同作一个类的被修饰名词的内涵（份子），以示其对知识精英群的篾视！邓小平不但有和平时期明枪杀人的恶相，更有篡位皇帝的精明与狡黠。为了其阴冷险恶的政治目的而发起的六四后畸形的经济开放政策，既灭杀了廉节奉公、意善志正的官场正德，又泯灭了重义轻利、刚直不阿的中国文人精神。六四以后，邓对中国科学、文化和艺术界在政治上的秘密大清算产生的政治心理后效应，以及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拜物主义意识形态，合力树起了一个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明哲保身、利益熏心、极端自利的社会意识形态模式。这个模式造就的政治文化环境，又反过来催化中共官吏的腐败。
2）经济手段
到了平庸轻薄、只靠投机取巧、蒙上欺下谋得高位的卖国贼江泽民一代，已经不再有提着人头趟血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造反卖命的勇气。今日的中共，能做的只能是利用人性“贪、瞋、恶”之负面弱点，用金钱开路，用物质利益腐蚀人心，用“闷声大发财”的小人之策巩固执政地位。
3) 职能机制
极权组织的职能运作机制的特点是官吏只向上级负责，不像民主制度中的官员那样对下（选民）负责。这个机制使中共体制中的官吏严重缺乏群众基础。上级以所谓的“执政业绩”和下级向上效忠引伸的个人感情，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吏决定下级官员仕途的主要参考信息。只有能够揣摸上级的旨意、及时投上级所好，在上级面前奴颜屈膝、抽掉了个人的人性性格者，才大有可能在中共体制内官运亨通。而远于迎逢拍马、不肖奴卑势利者，即使有摄政治国的天大本事，也会处于被淘汰的边缘。
C中共官吏的实际卖命效率越来越低
当一个组织的成员在精神上失去了奋斗目标，此组织中又从来没有建立起公平竞争的人才使用法则，拜物风继而又成为该组织成员引以自娱的主流意识，那么，这个组织的集体效率如何，可想而知。如果这个组织是一个极权性质的政治集团，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支配权，各级官吏只在乎为建立个人业迹而奋斗，只为了向上负责才效力，只为保住权力和摄取利益而工作，而且为此目的可以不惜手段媚上欺下并抛弃民意监督，那么，这个组织就如一架内耗严重、运转失灵的机器。这个一机器被使用的频率越高，要求其运转的速度越快，机件各部分的耗损就越甚，整机离淘汰之日就越近。中共集团就是类此比喻的一架老朽笨重的政治机器。
中共是唯物主义的绝对崇拜者，因此是属于拜物教主义的政治组织，由此决定了中共官吏的工作效率必须是以物质欲为原动力启动的。只不过在中共建政的前卅年是经、政都封闭的国家，由唯物主义引伸的拜物主义在那个时期找不到发酵的附着点。而在今天，中共官吏们对物欲的满足先于精神的满足，对腐败的追求先于效率的追求。腐败既是今日中共官场评判官吏思想是否“正常”、评判官吏的官际合作是否畅通的标尺，也是中共官吏的全部精神生活的唯一兴奋点，中共官场效力的唯一推动力。中共官吏的腐败来自独裁权力的握有。从物质占有欲到肉体享用欲的满足，从对腐败的享受，到对保证腐败的权力的绝对把握与控制形成的循环，最终导致政府的公共权力被利益和享受所腐蚀。“上梁不正下梁歪”导致了中共自上而下、以身教化的腐败。基层官员又肆无忌弹将此类腐败日日露显于底层民众面前，百姓们每日相见的地方官吏的腐败形象，就是中央官吏的影子。腐败在中共党内从下往上层层涡集，形成一个以腐败为动力的权力运转机制。这个机制在当今中国已日趋“完善”，完善到极权的中共必须依靠腐败来维持其权力轴心的运转，必须依靠腐败来刺激官吏的奋斗积极性，必须依靠腐败来提高官吏的效忠度和效率，必须依靠腐败来扩展派系势力，必须依靠腐败来巩固手中权力、实现掌权者个人的政治野心！中共极权比谁都清楚：彻底的反贪反腐，意味着党中央会被其党徒和官吏彻底的抛弃，意味着中共核心会从内部彻底的瓦解。由此足见，中共的“反贪反腐”只是自欺欺人、装模作样的花拳秀腿。但甚然而至的是，腐败正在推动中共极权加速接近死亡线！
D、失却精神支柱的中共的整体精神的衰落及党员个人意志的沉沦
中共是俄共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并与国民党竭争统治权而出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动物所做的一切都为政治服务的。当政治动物的目光瞄向了经济，从它对经济利益垂涎欲滴的那一刻起，支配这个动物肉体的政治意识就开始消沉，随之而来的就是以经济利益和物欲满足为核心的奋斗目标的竖立。随着权力贵族经济体系的形成，中共官吏个个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随着人之私欲这个无底洞向高增长的经济之泉不断伸延，中共官吏们的贪欲、物欲、色欲和利己欲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以致于为了满足上述欲望而不惜突破普世道德底线。共产极权组织赖以存活的精神依托——政治第一、经济第二的理念，就这样在物质利益面前被击得粉碎。
少于精神追求的人，没有精神支柱支撑道德意志的人，只能从物欲的满足中享受精神的快感。中共官吏就是这么一群物欲生物。对物欲满足的饥渴，使中共官吏的整体精神沉落到“今朝有酒今朝醉，长夜宵声伴淫欲”的几近神疯颠狂的地步。然而，中共的官权经济模式每时每刻在不断地生出腐败。腐败正强力地麻痹着中共官吏的每一根神经，腐败已经成为中共官吏转移末日恐惧的唯一安慰剂，腐败是当今中共官吏最高效率的工作兴奋剂，腐败是献给中共官吏们无限心爱的、最最沁人心肺的精神鸦片。全党腐败、全军腐败、各级行政组织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层层腐败，“人民公扑”不计廉耻、毫无忌悔的公开腐败，正在把一个全球唯一的、有着五千年续代道统文化和精神的大国一步一步引向死亡的渊涯！一个执掌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政治组织的官员整体道德意志因腐败而丧失，一个执政党组织的整体政治精神因腐败而堕落，一个绑架了国家权威的政治组织成员的整体政治意识因腐败而麻痹到再也无可复苏的地步，如此的所谓“国家”，如果希望求到什么解救良方的话，这个良方只能是孵化出腐败之蠹的政治制度的解体、跨台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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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台湾大劫难》不是我第一次拜读的袁红兵先生的作品。读《台》书让我高兴地看到一个出自政治异见人士的观点：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对物欲的无节制的索求这一人类意志的高度。我听到了袁先生书中“任何重大的人类危机，本质上都是生命哲学的危机”的呐喊（P.032《台湾大劫难》）。袁先生不是从事精神修炼或生命科学的学者，然能将世俗危机的生成之由提高到人类的生命本质的危机——精神危机这个高度警示人类，非常可贵且意义深远。这不但因为当今政见、民运或法界人士持此观点少之又少，更因为这个跨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命的议题，或是本世纪最大的科学与哲学议题。然而，让我始终保持清醒的是，只有在没有共产党的中国，才有可能让全民讨论这一议题。由此而言，《台湾大劫难》的价值远在政治和文学价值之上。她的价值当放在人类文化的层次中审视。
袁红冰先生思想深遂，观点和见解极具启发性；袁先生文学功底厚实，论证逻辑严谨且富有哲理创意；文风简洁，语境独特，用词精当，文句犀利，势如出鞘之剑。袁先生的政论文不单运用抽像思维，还时常发挥形象思维，虽是政论之着，读来不觉枯燥，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阅后印象至深。无论从文学、文采或语境角度，作为多产作家的袁先生的政论语境和撰文风格，当会在世界范围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政论文的语境和写作风格发生一定的影响。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