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6月21日讯】古往今来，知识份子历来都是理性与良知、独立性与创造性的代表，而这恰恰是共产党和纳粹所敌视和仇恨的。正因为如此，在它们的独裁统治下，知识份子的命运才会那么的悲惨。 ——题记

希特勒深知“文学艺术作品对德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就任德国总理后，尽管当时需要着手解决和处理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等各类政务堆积如山，不胜其数，但他却将此搁置其后，上任仅仅6个多星期，便将镇压文化精英的第一刀砍向了德国艺术家，急不可待地公布了第一批德国艺术家的黑名单，宣布他们是“被取消国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被列在这份黑名单上的著名画家G•格罗茨当时正在访美，因其作品特别是漫画对当时德国社会的腐败做出过尖锐深刻的批判， 他被纳粹分子称为“头号文化布尔什维克”，马上就被剥夺了公民权。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国立包豪斯设计学院”也被查封关闭。“包豪斯”系德国著名设计师和建筑学专家格罗庀乌斯所创建，包罗了所有艺术发展方向，并且造就了许多知名的艺术家。但纳粹当局却将其视为“布尔什维克的颠覆的细菌细胞”而予以取缔。与此同时，著名画家M•利伯曼（时年88岁）和K•珂勒惠支（时年66岁）、P•克利、M•贝克曼、O•迪克斯以及O•施莱默，均被剥夺了在艺术院校执教的权利。

不久，纳粹当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黑名单——到1936年底，共公布了7批名单黑名单，共有300位文化名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小说家汤玛斯•曼，被誉为戏剧创作之王的布莱希特，现代派艺术大师康定斯基等享誉世界的一流艺术家。与此同时，世界著名的演员和导演马克斯•利伯尔曼、帕伦贝尔格、巴塞尔曼、莫伊西、考尔特乃尔等被赶下了舞台。世界闻名的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尔曼被迫退职。据统计，从1933年至1944年，共有104，098位德国和奥地利人流亡美国，其中有1，500位艺术家，以及专门从事文化方面报导的知名新闻工作者，数百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在纳粹统治时期，遭到迫害的不仅是德国艺术家，即便是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这类在一般人眼中不会受政治形势影响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和知识份子也未能幸免。纳粹当局甚至查封了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银行账号，并以“窝藏共产主义者的武器”为由搜查了他的住所，当众焚毁了他写的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读物，还剥夺了他的德国公民权，并悬赏2万马克杀死他。

连爱因斯坦都受到如此野蛮粗暴的对待，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立茨•哈伯尔、亚马斯•弗兰克和古斯塔夫•赫尔茨等一千多位学者、教授和教员被迫停止了在德国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约有13%的德国生物学家被解雇，他们中约有四分之三移民国外。要不是德国爆发了微粒子病（nosema），甚至连K.V弗里施也难逃一劫。K.V弗里施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蜜蜂语言”的动物学家。由于纳粹怀疑他的外祖母是非雅利安人，因此便在慕尼克大学对他开展人身攻击，进行迫害。由于1941年德国爆发了微粒子病，即由蜜蜂之间流传的疾病，导致数十万只蜜蜂群体死亡，严重影响了当年德国的水果产量，并使农业生态紊乱。第三帝国无计可施，为了自身的生存，只好停止对弗里施的迫害，让他解决这个难题。

到了１９３７年，德国大学里有五分之二的教授被清洗。而后由一个研究委员会领导全德国的科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所谓的科学机构里竟没有一个科学家，担任主席的是纳粹党的二把手戈林，成员包括希姆莱、鲍曼、凯特尔等纳粹党领袖。

在纳粹的淫威下，绝大多数德国学者、教授为了自我保全，只得随波逐流，折节屈从。1933年大选中，由海德格尔和艺术史专家平德尔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支持纳粹党声明上签字，同年11月，又有700多名大学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字。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纳粹并不是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的始作俑者，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相同的一幕就已经在苏联上演了。

当时，正逢苏共实施新经济政策，国内各种社会思潮趋于活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纷纷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这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在他们看来，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有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在苏联的复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唯有加强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苏联国内各知识份子团体纷纷集会，反对政府官员对他们创作活动的干预，要求允许思想自由交流，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制来保证新经济政策得以持续执行。1922年初，以反对苏维埃高等教育改革和争取学校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教授罢工已持续了一年多，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强烈反感。1922年3月12日，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去了。”5月19日，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发去一封密信，指示国家政治保安局（即原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着手准备驱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拿出2-3小时的时间来流览图书和出版物，作出书面的评价，将所有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误……系统地搜集教授、作家们的政治经历、教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资讯……系统地将所有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和间谍组织以及毒害青年学生的坏分子驱逐出境。”在给史达林的信件中，列宁指责说，这些“资产阶级及其帮凶，那些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

1922年5月，列宁收到卫生医疗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的报告，报告指出第二届全俄医生大会通过了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持医生组织独立的决议，谢马什科认为“这是我们生活中很致命很危险的趋向”，并建议“对医生的‘领袖们’实施隔离”。列宁对这封信作出批示，责成“谢马什科协助捷尔任斯基在两周内制订出相应的措施报政治局审议”。

随后《真理报》刊文指出，一些知识份子“错误地指望我们会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以及西方资本家的压力而继续退却，试图反对苏维埃政权”。6月1日，捷尔任斯基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知识份子中反苏集团的报告》，里面写道：“反苏知识份子选择高校、各类社团、出版物……还有宗教团体等作为反苏的主要舞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生与反苏教授团体的反革命活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争取高校‘自治’；争取改善教授和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争取‘自治’的实质，是出于政治目的，抵制共产党和阶级原则在学校中的影响……至于要求改善物质条件，不过是高校的反苏分子用作政治对抗的武器而已。不久前的高校罢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校里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制止和预防教授们的反革命活动。”

6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份子中反苏集团的决议》，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特别委员会，授予其实施行政流放或驱逐出境的权力。7月16日，正在养病的列宁给史达林发来一封信，敦促尽快实施驱逐行动，并直接点了一批在他看来必须驱逐出境的知识份子的姓名。

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加里宁签发颁布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对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员实行隔离，凡是报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隔离两个月以上者，在无须逮捕的情况下，决定以行政方式驱逐出境或者流放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指定地区。”

将大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绝不是列宁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苏共领导人的共同意见。1922年8月30日，托洛茨基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为驱逐行动辩护说：“被驱逐和我们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潜在武器。一旦出现新的军事紧张局面……所有这些不可调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会成为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间谍。而我们不得不根据战时法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和平时期我们预先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原因。”很显然，在托洛茨基看来，将大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是比较人道、温情的举措。布哈林也指出：“我们允许的是我们制度框架内的研究自由……当一位卓有建树的教授说我们与世事无关，我们远离政治，请让我们自由地讲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行的。”同年，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也指出：“正在对知识份子采取的行动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加以概括：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苏共领导人“非此即彼”的逻辑看来，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拥护者，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远离政治是绝不容许的。

最终，第一批知识份子于9月23日乘坐开往里加和柏林的火车离开了苏联。9月29日和11月16日，来自莫斯科、喀山和彼得格勒的学者及其家属约100多人分两批由彼得格勒乘坐从德国租来的“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轮船离开了苏联。由于离境的很多知识份子是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家，所以历史上又将此次事件称为“哲学船事件”或“列宁船事件”。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注册登记和档案卷宗管理局局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在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5期《“哲学船”：1922年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被驱逐出苏俄》中披露，当年共有“200多名俄国思想界精英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自由”信仰的坚定捍卫者别尔嘉耶夫。

被驱逐出境的人员，一般都经过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审查且都被下了结论，认定这些人积极从事了反苏活动。比如，1922年8月19日给别尔嘉耶夫所作的定性结论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的5年时间里，他不仅一直对苏俄工农政权不满，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反苏活动，而且利用目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困境，加紧反革命活动……”可根据前一天对别尔嘉耶夫进行审讯的材料看，又看不出他究竟从事过哪些“反革命活动”和“反苏活动”。别尔嘉耶夫只是在受审时坦诚地表示“不能赞成阶级观点”，并且“一视同仁地认为，不论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还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局限而自私的”，“俄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国家，因为俄国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而且“认为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严厉判决是错误的”，表示“不赞同苏维埃政权对高等学校采取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压制了先前的哲学自由”，“我以前从不属于任何政党，今后也将不属于任何政党。在现有的政党中，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同情”。这些言论表明，别尔嘉耶夫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知识份子而已，远谈不上什么“加紧反革命活动”。然而，他还是被驱逐出境了。有类似遭遇的知识份子大有人在。

与“老大哥”苏共早期的做法相比，后起的大多数共产党当政后并没有继续大规模驱逐本国的思想精英，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放弃了对知识份子的迫害，而是迫害的方式有所改变，由大规模驱逐出国变为在本国就地镇压，迫害的程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升级了。

仅仅一次“反右”，中共就打了“50”万右派，其中大多数都是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的他们，要么被劳改，要么被开除公职，要么受到其他形式的迫害，许多人甚至家破人亡。

到了文革中，中国知识份子的处境更是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被冠上了“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卑贱的阶层，不但尊严扫地以尽，还要忍受“批斗”、“游街”、“审查”和“蹲牛棚”等种种名目的侮辱、折磨和迫害。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甚至被活活迫害而死。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艺术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著” 的共产派文化人几乎被一网打尽。据1980年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十年浩劫”中全国有1，728，000人被逼自杀，其中好些都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精英。被共产党封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员的舒秀文、上官云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纷纷含恨诀别人间。安徽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虽已被逼自杀，尸体还要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脱光解剖”，说是要“寻找向台湾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今天很难想像什么是“批斗”、“游街”、“审查”和“蹲牛棚”。浙江大学教授张允若先生在“文革中自杀部分知识精英名录”一文中曾对它们做了详实准确的描述：

所谓批斗，就是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悬挂着大块纸板、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铁板，上面写着“x x 份子x x x”的大字(前面的xx是给人加的恶名，如“反党份子”、“反革命份子”、“右派分子”、“走资派”、“叛徒”等等，后面的xxx是当事人的名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腊月寒风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和呵斥之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是手执棍棒器械、或是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劈头盖脸地抽打——

所谓游街，就是给当事人套上纸糊的特大高帽子，上面书写着“x x 份子x x x”，颈上也是挂着大块的纸板、木板或是铁板，还要你边走边敲打面盆之类的响器，边走边喊“打倒x x x”(自己的名字)之类的口号;还会给你剃个阴阳头(头发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蓝墨水、红墨水，满头满脸浇灌一气，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后像牲口一样被架着游街示众，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后面又呵斥又喊口号，极尽侮辱之能事;还往往引来某些围观者的恶弄，吐唾沫、丢石子、泼脏水—–

所谓审查，就是日夜不停地无休止地逼供。往往把当事人关押在本单位的某个场所，同外界隔离，更不许与家属联系。审讯者吃饱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夜以继日地、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划”、“反革命同伙”，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

所谓蹲牛棚，就是把被批斗的“牛鬼蛇神”，集中关押，白天做苦役，常见的是打扫厕所，在本单位的农场、车间、菜地、养猪场、养鸡场做各种最脏最累的劳役;晚上接受种种“批斗”，勒令写交代写检查。在此期间，有专人看守，把“牛鬼蛇神”视同牛马，动辄呵斥叫骂、拳打脚踢，随时可能遭到种种侮辱，比如勒令下跪、勒令四肢爬行、把肮脏的纸篓套在你头上、甚至逼你喝脏水、逼你舔屎舔尿——

叙述完这些场景后，张允若先生禁不住感叹道：“以上叙述实在还不能写尽当年人们所遭受的全部侮辱、折磨和迫害。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凶残和野蛮!”

然而，若与红色高棉当政时期的知识份子相比，无论是被驱逐出国的苏联思想精英，还是中国的“右派”和“臭老九”，他们的命运都还算是幸运的了。据Sliwinski研究统计，在那个红色恐怖肆虐猖獗的年代，短短几年中，51.5%的柬埔寨知识份子都成了红色高棉的刀下鬼。

古往今来，知识份子历来都是理性与良知、独立性与创造性的代表，而这恰恰是纳粹和共产党所敌视和仇恨的。正因为如此，在它们的独裁统治下，知识份子的命运会才会那么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