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我们还不如你们(3)
(二)情缘
文革后期,我对二胡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种善于舒发心底悲情的乐器,从没有人手把手指点过我,李克嘉编到农六队时,农五队原先占据的房子改建成了小监,他入狱的时间比我晚一年,当我们在1964年从黄联关押送到这里来的第二年,他才从成都监狱押到这个农场。
1966年,他从农五队编入六队后,由于累次越狱逃亡,所以名扬盐源农场,成了农场第一流‘反改造尖子’。
1968年夏天,那次在农六队监球场击毙一名从小监逃出来的囚奴,当夜被老管叫出来陪“杀场”的就是我和他。
大约从67年开始,每到晚饭之后,他便坐在监舍房前的廊沿下,拉起悠扬的二胡曲子。在我听到的“江湖水”演奏中,除了从广播里时不时传出的中央乐团的演奏,我还没有听到过像他所演奏的催人泪下。
其实他演奏的仍然是刘天华的老作品,不过经过他的手,那二胡两根弦里,流出来的真有“幽咽泉流水下滩”,“别有幽情暗恨生,”的情调。那一宛流淌的清泉,淌入闻者的心坎里,会让人仰空长叹,轻梳自己所遭遇的悲苦人生。
我听得出他所奏出琴声分明在用心与人交流,一曲一调便是心在呕歌,那琴弦上所飞出的,其实是他心的哭声和呐喊!
我便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这种能表达内心的乐器。
我想,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也许借助于这种乐器同人交流来得更容易,更能表达心的声音。
当然,我知道要学会用二胡与人交心,对于像我这种连它的基本指法都不会的人一定很难。为此,李克嘉送了一把淘汰的二胡给我,另赠“心领神会,自己摸索”的八字真言,什么也没有教我。
与此同时,我托上山伐木的李相华为我从山上带回几块黄秧木,并请擅长木工的人自制了一把新二胡。
听众告诉我,拉哑胡进步不大,认为既要练习就必须按上卡子把声音抖出来练习。于是我大胆的安上了二胡的高音卡,让我的“杀鸡杀鸭”声接受大家的评议。
农六队的几位“胡琴手”,琴声有别,三个月后,当陈孝虞听到我的琴声后,惊奇的问我道:“还从来没有听你拉过二胡,不料你也会这一门。”还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我微微一笑问道:“能打上等级么?”他说:“不错,只是声调太悲伤太压抑了!”
这正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高山流水有知音,他对我的夸奖,证明我用琴表述了我的哀伤,被他听出来了。
只要闻者能听得出那琴声中的悲伤,便证明我这种用琴说话的初衷得到了实现。也唯有能听出那悲伤的人,便是亲身领受这种处境的同情者。
唯愿从琴弦上抒发出来的压抑,能唤起精神麻痹的人,从昏昏渡日中惊醒。我想连自己的处境都不知悲伤的人,就不可能想去改变这种处境了!
这一年下半年秋播到来之前,蔬菜组被派去毛牛山上为菜地积肥。那里是以松柏为主要树种的原始森林区,成为聚居在那里的彝族人放牧的场所。
因为多年积存下来以松叶为主的腐植土,以及遍地牛羊拉撒的粪便,便是我们积肥的主要原料。
进山那一天,我带上的除了被盖衣服,还带上了李克嘉送给我的那把二胡,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原始森林,一个小时后,在密林中的公路旁边,一幢中式大庄园里停下。
这大宅院便是我们暂住的地方,进入大院大门左侧厢房的楼上,爬上楼梯在木楼的地板上铺好了地铺,下午就进了山林。
来到大自然中栖身而居,久被铁窗之下长期闭塞的心灵暂时获释。这儿再也没有报告声和监狱那股恐怖和阴森,时值深秋,那林间散发出来的自由气息,慰抚我心灵长期受到的压仰。
“森林真美!”我大声呼叫着。陈肖虞在远处传来了惊呼,“看,好大的蕈。”他手里正捧着一朵足有半斤重的红白相间的山蕈。我们都围了过去,相互询问,无人能说出它的名称。
继续收索,那在树下和草丛,石壁中藏着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蕈还真不少,久在外住的李相华给我们指点那些是无毒的。于是我们边收拢腐植土,顺便的捡回了那些山蕈。
庄园附近的水井里,正好有几个彝族的女孩子在那里取水,水装进一个像坛一样的瓦器中,顶在头上便赤脚踩着山间小道的石子路,很快消逝在密林中。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没有同这些取水的女孩子交谈过,但那情景绝对比画上的生动多了。虽然她们头脚甚至脸上都是“花”的,但那绝对是美丽的。
堂屋里升着火。铁锅里煮着一大锅下午捡回的蕈子。我独自爬上楼梯,取下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调整了一下弦的紧度,轻轻开始拉了一曲‘良宵’。朝着木楼上的小窗子向外望去,暮色的白雾已徐徐覆盖了远近的松林,渐渐地我陶醉在琴声中,有意让那些飞进密林深处的旋律,召唤那些无家可归的幽灵!
忽然,在那上来的楼梯口上,半暗的烛光中晃惚地冒上了一个人头来,紧接着从那里传过来一声低声的呼唤“老孔”。
我吃惊地转过脸去,狱中十五年,人们一直呼唤我为“孔老二”,用“老孔”相称的同难实在不多,尤其是这个蔬菜组。“孔老二”的称谓使我同大家很贴近。这“老孔”的称呼,听去却极为熟悉,我很快分辩出来,并且几乎失声惊叫道:“冷军。”
果然是他,他很快地跨了上来。在农六队山梁上我已有很久没看到他了,万没有想到竟会在这个地方重逢。我丢下了二胡,迎上去同他紧紧握手。再看看他那模样,暗淡的烛光下,只觉得他瘦了些,不知是什么时候还戴上了眼镜。楼上没有凳子便只能坐在地铺上。
入坐后,我发问道:“你怎么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其它的几个同学呢?”他开始慢慢地讲出这一年来的变化:“原来在一起共患难的四个同学,只有一个得到了城里的招工指标,据说是他父母疏通了县招工办公室里的负责人,回城去了。
“剩下的三个人去年冬天合计偷杀了公社的病羊,被抓住挨了民兵一顿打同公社闹僵了,便回了眉山。”
“老爸死后,我的家便不再存在。正好碰上盐源公路局的养护段招工,我报了名,临时工工资每月二十元,除掉伙食以外,每个月剩下四五元另用钱。但生活上比原来在农村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安定一些”。他叨叨讲述一年来的经历。
“这几天我们住的道班正好也在这座大宅院,下午六点钟收工回来,正在弄饭,便看到你们从树林中回来,夜色中看到你,因为光线太暗,我还不敢认,直到吃过晚饭听到楼上的二胡声,循声找来,刚刚爬上楼来,果然是你。”(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