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著作《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喻嘉言称此书：“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元朝明朝以后仲景被奉为“医圣”，甚至有庙供奉香火。仲景与谯郡华佗、侯官董奉齐名，并称“建安三医”。

张仲景事迹始见于《宋校伤寒论序》，据此，他师事张伯祖，曾经出任过长沙太守，因此被后世称为张长沙。东汉末年，疫病几次大流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仲景族人200余口，建安年间10年里因患疫症死亡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者占十分之七。张仲景对此感触良深，同时又愤慨医家的无能，有感而发：“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各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这引发了他发愤学习医学的决心，“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张仲景着《伤寒杂病论》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记载了张仲景为王粲看病的逸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这可显示当时人对张仲景医术的敬服。

《汉书艺文志》中，将汉朝之前的医学典籍总结为为重视经络针灸的医经派，与重视本草汤液的经方派二者；这两大传统的发展，构成了汉之前的中医体系。医经派的主要著作《黄帝内经》，传统上认为是《伤寒杂病论》成书的主要依据，后世医者也多援引内经以发明伤寒论微旨。如清朝《医宗金鉴》〈伤寒论注序〉：“《伤寒论》，后汉张机所着，发明内经奥旨者也，并不引古经一语，皆出心裁，理无不该，法无不备，盖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

但根据晋皇甫谧序《针灸甲乙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以及近代从敦煌出土的梁陶宏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记载：“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湣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伤寒论》一部 ，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从陶宏景的话中可得知，《伤寒杂病论》中所使用的方剂，主要援引自已失传的《汤液经法》，这也是张仲景著作的主要依据。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按外感热病的证候创造性地归纳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六经症候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来分析归纳疾病的产生、演变和转归，以八纲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进而作出诊断，然后论治，即制定治疗法则，依法立方，依方用药。《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实载方269个。用药扩大到170余种，剂型亦有创新，计有汤、丸、散、膏、酒、洗、浴、熏、滴耳、灌鼻、吹鼻、灌肠、阴道栓、肛门栓等，并外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诸法。

张仲景的著作在中医领域内影响深远，远自晋朝王叔和，唐朝孙思邈，下至金元四大家，清朝叶天士、吴鞠通，无不是由钻研仲景学之后，才能卓然成家。历代注解伤寒论者，不下数十家，各有见解，这也推动了中医思想的不断进步。至明清时，伤寒论中的方剂，被尊为“经方”，影响远被朝鲜、日本。《伤寒杂病论》成为医家必读之书，成为世界人类文化的珍宝，中外研究者逾千家，研究专著千余种，并形成宠大的“伤寒学派”；直至现在也是学中医者必背、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