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5月07日讯】中国有“骂官文化”，其源头始于文化经典《诗经》，其中有《硕鼠》与《相鼠》两诗痛骂贪官，而被称为上帝的贵族祖先神也因后代的昏聩而遭非难。后者，又在中国戏剧文化里表现为“骂天”行为，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与关汉卿《窦娥冤》均是代表性作品。

“骂官文化”一个主要流变方向是民谣的勃兴，其传承至今而不绝。但是，贪官从来是不怕骂的，老百姓一快己口还要担负巨大的法律风险，比如当下人们尚有记忆的“跨省”。

杨钱二杰重现历史

到了晚清，“骂官文化”突变为“杀官文化”，其中以刺马大案最为典型。刺马大案指的是小民张文祥因怨难诉，愤而刺杀两江总督马贻新的事件，二○○七年的香港大片《投名状》之剧本就是以这个历史事件为背景写成的。世事变幻，到了中共统治的当下，历史出现了最大程度的重复。底层冤屈累累，党官只认金钱而藐视民瘼，杨佳挥刀效法张文祥，尽管他没杀掉总督一级的人物。

杨佳刺警获得了社会赞誉。江西抚州的钱明奇继杨佳之后恢复了晚清“杀官文化”的另一个支系──搞爆炸，就像光绪三十年（西元一九○四，与刺马案相隔三十四年）的吴樾炸五大臣案一样，尽管钱明奇炸的是小官。正是杨佳与钱明奇报复对象都是中下层官员，才说明当下中国社会腐败普遍、特权泛滥已经成为不治之症，其社会后果必然是小民遭遇轻贱，就像一位党官斥责百姓要求公平是“臭不要脸”一样。

绝大多数百姓没有杨钱二人的胆量，他们还是希望贪腐与暴虐的官僚体系有点自律。比如，有的地方老百姓很无奈地说：“你骑脖子拉屎我认了，你就别拉稀的了！”中共高层甚至他们治下的党官不仅对老百姓骑脖子，而且“拉稀”已经成为常态。比如，在北京稍有名气的杂志《法制周末》最近报导：河北省不少地方的乡镇政府把针对农民家庭生育收取“社会抚养费”，当做支持日常开支的最主要来源，以至于搞得农民弃家出逃，有的还以自杀抗争。至于疯狂的拆迁逼死百姓、暴虐的城管打死小贩，屡有发生而几乎不成其为新闻。

暴虐公权与民意对立

在党官对百姓“骑脖子拉稀屎”体现权力狂霸的过程中，法律屡屡向权力体系的施暴者倾斜。比如，辽宁小贩夏俊峰刺杀城管案，有利于城管一方的伪证被法庭采纳。在这背后，城管执法依据缺失与其主管部门的严重超员并存。换言之，执法暴力化的动因是官僚体系的利益扩张与非法利益的自我维护。据有关专家测算，全国每年约有二十亿元的城管非法罚款与没收物品变卖收入，其款项去向不明；全国计划生育罚款的上缴与使用始终未得规范，从一九九一年初到二○一○年末，大约有一万五千亿的计划生育罚款被乡县两级政府挥霍。

人们可以说恶性的社会暴力案件是特例，不具有普遍分析意义。比如，去年六月湖南朱军枪杀三名永州法官案，以及七月末长沙芙蓉区国税局爆炸案，都发生在湖南一个省。问题是，最近连续发生的百姓杀警案件则是全国性的趋势，仅仅五月份就发生了四起针对司（执）法人员的大案：五月三日，吉林省吉林市的一名法官在自家住所楼下被炸弹炸死，据传此人屡有枉法裁决行为并大肆索取贿赂；五月十日，一天内共发生三起针对警员和派出所的暴力案件，分别发生在江苏丹阳、吉林长春、湖北武汉。

在丹阳，一名村民喝农药后开拖拉机到和平桥派出所自焚，幸而未死；在长春，数十名民工围殴农安县黄龙派出所民警彭雷等三人，长春警方拒不披露事件原因；在武汉，一名醉酒者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进江汉区民意派出所引爆，致使五名警员受伤，按当地居民反映“就是日常看不惯警察”。百姓看不惯情绪的积累源于以警察为代表的公权力，肆意妄为而极大地践踏了社会正义。

“唱红”是说谎新版本

由于抚州爆炸案造成的社会影响巨大，许多大型门户网站生怕网民以“发来贺电”的形式庆祝而遭致官方干预，因此关闭了评论功能。但是，微博上的讨论还是出现了民意表达的汹涌之状。比如，网易开出微博专题。网民“毛泽西”在微博上说：“炸的好，炸死侵害老百姓的贪官，如果各个城市的老百姓，都炸死那些侵害老百姓的贪官和违背物权法的市长、区县长、乡长、街道办事处主任、村长、拆迁……”

人民采取极端报复行为是社会道德失序的最严重表现，而导致这种失序的最直接原因是公权力体系已经没有公信力可言。为了拯救政治道德崩亡的局面，有人提出恢复毛泽东政治的社会管理思路，其中以重庆的“唱红”为嚆矢。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解决政治道德的根本手段是提出让民众信服的政治改革路线，即给出民主路线图，“唱红”能起一时的麻醉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有民间分析人士指出：重庆模式其实就是新的政治说谎，因为它基于一套警察治国的落后思维，它的形成对刑讯逼供、滥用党权的依赖就像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一样，其丑行被暴露于阳光之下是早晚的事情。

政治说谎是共产党政治的看家本领，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版本亦属于正常现象。时下的流行版本还不是重庆模式即以“唱红”为表现形式的疯魔之状，而是“不认账政治”。何谓不认账政治？举凡典例有三：在湖北武汉，有徐武被精神病事件，武汉官方拒不检讨对徐武的施暴行为；在江苏邳州，农村妇女为阻止非法征地而被官商联合操纵的黑社会灌猪粪汁，邳州当局声称绝无此事，好像记者和农妇合伙造谣；在河北保定，发生在数年以前的刑讯逼供案件再次将公安名人李刚牵涉在其中，李刚信誓旦旦地说案件全部合乎程序。

“被神经”之苏共遗传

李刚们惯常使用的刑讯逼供是否是程序的一部分，没人知晓，绝无此事之后不追究记者“造谣”让人颇费思量，但是，徐武“被神经”绝不是在武汉才有，也绝不是在中国才有。它是前苏联政治的一项专利性发明，而被今日中共创造性地继承了。

在前苏联，最经典的案例是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年轻人萨姆加尔季阿，因写作反苏作品，被当局认定为有神经病而被送进精神病院。小萨被关了半年，忍不住煎熬而低头认罪，尽管此后他再次被判刑。小萨的父亲如同艾未未的父亲艾青一样，是共产党的当红文学人物。今日艾未未之反抗虽没“被神经”而是假借另名治罪，其本质也是苏联政治的一个翻版。它的政治意义与重庆“唱红”是新版政治谎言一样，本质上没任何区别。

当年小萨与今日之艾未未一样，对共产党的谎言体系及其运行后果之洞悉是超过一般异议份子的。因此，小萨坚决地领导了格鲁吉亚的民主运动，为结束苏联的反人性统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格鲁吉亚独立后，萨姆加尔季阿出任第一届民选总统。尽管后来他死于俄罗斯人的谋杀，但是他的“被神经”经历却是独裁主义无耻统治的一个历史铁证，历史也依此为证，严厉地惩罚了苏共的政治恶行。苏联解体与苏共亡党是最现实的报应！

仇民思维的中共密码

回到抚州爆炸案本身来讲，它是另外一种谎言的不幸后果，即政绩工程是该案的最初肇因。钱明奇遭遇强拆是因为他的建筑物在当时江西省重点工程规划区内，该工程名叫“京福高速公路温家圳至沙塘隘段”，乃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主抓的形象工程。此后，钱明奇为拆迁补偿问题的交涉也主要发生在孟建柱江西任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综合新华社与抚州政府网的消息所作的报导，其题目是《江西抚州爆炸案或与拆迁有关》。文章有意引发读者联想，说道：“拆迁背景是高速公路建设狂飙突进。”

放下这篇文章对孟建柱的迂回批评不论，但看新华社援引江西省公安厅的信息，就知道公安系统对钱明奇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按钱明奇的个人身份论，他是社会学意义上标准的“自我雇佣者”，而江西公安厅将钱明奇的身份界定为“无固定职业”，暗示钱明奇是不稳定分子，应当受到监控，或者死有余辜。

公安系统对公民社会身份的归类自有学术规范为依托。如果它习惯于将“自我雇佣者”界定为“无固定职业”，恰恰说明它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仇恨。孟建柱从江西升调国务委员并任公安部长，继续了这种体制性仇恨思维。在他任内，社会针对警察的极端报复行为集中爆发也就不是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