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宫廷政变．我对文革的看法(5)

（三）最后一点“理性”

李培连苦心设计的理性“感化”时期结束了，农六队疯狂的军人逞威，肆意打人的年代开始了。虽然现实的荒唐，绝对不能为他的感化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实中充满了欺骗，但总还有让人说话的时候，毛泽东竟然连这也丝毫不能容忍，他需要吹捧他的奴才，而不是有思想的人。

不久，李培连本人落入狱中，生活的实践会纠正他原先的幻想。面对着这个更疯狂年代的到来，我感到当局已无理可讲，就只好等着客观的辨证过程将它演变到“彼岸”去了。

我们耽心在这种时代消亡过程里，弄不好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的惨祸将降临我们身上。李培连劝我静静观察的意见被我采纳了。

从此以后，我改变了过去同当局正面交锋的态度，保持一种沉默，我的沉默，被高德胜注意到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在我沉默了足足八个月以后，高德胜在六队主持了最后一次全农场管教工作会议，并指定我为中心发言人。

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全场各中队的主管干事以及管教科的全体成员，共三十余人在六队召开。我当时并不完全清楚高的用意，究竟是想藉我的口说出他不敢说的话，还是想证明他主张的感化教育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如何，我只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我的想法。

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专业的管教干事们来讲自己的思想，我表现出了一种费解和怀疑。但是我仍本着一惯的态度，讲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这是一场毛泽东为铲除政治上的异已，而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 同八个月前的发言几乎没有任何两样， 虽然我明白，现在谁公开反对红太阳，红卫兵可以把你当场打死。

我没有去看主持会场的人有什么反映，因为一个人的信念一旦成熟后，会不顾一切的坚持下去。

人们终有一天会从狂热中静下来反思这个历史时期的前前后后，他们终要认识所干的蠢事，原来都是受了毛的怂恿。等到他们认识这一点时，大致历史才开始用实事求是来评价。

我那一次的讲话足足用了一个小时，会场里很安静，没有人反对我的话，叫我中途反省，那比我在大学时的批判会文明多了。

但是，只要我还没有被逼感到我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冷静的思考是我能够接受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更好的适应生存的需要。不过这不可能说，我在接受强加给我的改造。因为首先，我认为强加在我身上的罪恶是根本不存在的，也不要寄望于我会放弃我已经形成的观点，因为谁都承认，认识来源于客观的存在。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有一天，新调六队任中队长的郭川小到蔬菜组的菜棚子里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告诉我说，高书记将去五七干部校学习了，在去学习之前想特别的找我谈最后一次话。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紧靠蔬菜地的小河边扬柳林中，他穿着一身麻色的中山装，看样子很苍老，也很焦虑。我明白他的官早被罢了，革了一辈子的命到头来，马上就要变成革命的对象了，可以想像得出，他的心情也许比我们还沉重，但是作为并不知他底细的“犯人”，我不可能对他说什么了，我所讲的全都写在纸上了，从小监到现在，也有两年多的时间，想来他都已经仔细阅读过了，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什么人，会一辈子记在心中。

正在接受审查的他，把我找来，一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牵挂。郭川小是他当年的警卫员，要不是他，我们恐怕这次见面都很困难。

那次谈话只问了我现在生活得怎样？关照我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便慢慢的离开了那里，摇晃着他老迈的身姿，消失在田坎的尽头。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但我看到在他这种还保存着良知的中共干部身上，我的话起到了振憾的作用。我深信他必会在“文革”的炼狱中，彻底的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彻底扔掉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幻想，甚至背叛那个追随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