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4月19日讯】近日，港媒揭露中共八年假抗日真通敌的真面目。毛泽东部署联合日伪瓜分神州大计，并与日本缔结共军、日伪军“互不侵犯”叛国同盟，即共军向日伪提供国军部署机密，日伪军则在共军围剿“顽军”时牵制国军增援，从而在三百万国军将士为国捐躯的同时，两万中共军队膨胀成一百五十万夺权大军。事后毛泽东怕被揭露，凡经手者不仅不可记功，更是全数灭口——潘汉年等不仅无份享受高官厚俸，更一个个重囚终身，若挺不到九月九日毛归天，至死休想见天日。

关露打入李府当秘书

先从最“冤”的关露说起。女作家关露生于一九0七年，河北延庆人。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在读时已文名蜚然( 电影《 十字街头》 主题歌《 春天里》 歌词出自其手笔），与胡风、张天翼等齐名。一九三二年先入“左联”后入中共。终其一生都是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忠贞党员。“七七”事变后，遵党指示潜伏上海。

李士群留苏返国后，在中共特科周恩来手下杀人放火。一九三二年被中统逮捕，旋即叛变投靠国民党，与丁默村同供职中统。一九三八年再背叛国府，追随汪精卫，获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江苏省主席等职，权倾一时。在返国之初的混乱中，中共女党员胡绣枫曾有恩于他。“发达”后他报恩心切，四处打听其下落。而这个女人恰恰就是关露的妹妹。

中共获知这一信息，立即对关进行速成谍技训练，然后派往李士群处，称其妹不方便前来，将姊托付，请多关照。妹情姊补，又是著名才女，李欣然领受，与其关系亲密，无所不言。亲密到什么程度，“策反统战”是如何进行的，无人知晓，但从此一条畅通无阻的“热线”牢牢建立了，其后潘汉年的一切丰功伟绩皆始于此。

任亲日杂志总编 留汉奸污名

接着，善用李对胡诱枫的言听计从，为了寻求联络日本左派势力，关露又遵指示打入汉奸杂志《 女声》 。因其文名可起诱饵之效，领导命令她一定要用“关露”为名撰文，以致才女变汉奸的“名声”大噪。更让她几乎崩溃的是，被汪精卫委派为赴日“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中国团领队，她曾力争改名成行，但即招潘汉年坚拒。

关露深知自己完了，在李府关起门来干什么也无人知、无所谓，而团长大名一见报，又是小有名气女作家，卖国之耻、汉奸之名，这一辈子也洗不清了。日本投降后的半世纪遭遇，惨痛地证实了这一预感。

胡均鹤亦是中共叛徒 再投汪伪

胡均鹤，生于一九0七年，江苏用直人；袁殊，生于一九一一年，湖北薪春人。两人的相同之处是，同为早期中共党员，又都曾经叛过党；不同之处就太多了。

首先是“叛党”的性质迥异。胡均鹤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二年被捕，初始受尽酷刑，宁死不屈。中统审讯员亮出一份苏区文件，嘲弄道：“你真傻，共产党早已把你当叛徒开除了… ”胡一眼看出文件是真不是假，立刻叛变，而且叛得彻底，加入中统后专抓昔日同志，成绩突出，火速升官，同时也上了中共的追杀黑名单。

袁殊一九三一年入党，介绍人就是潘汉年。一九三五年被捕，判刑两年半，交了份自白书，再加上亲友斡旋，半年即出狱，严格说算不上叛变，更未加入敌方阵营杀同志。

其次是两人的问谍资历天差地别。胡均鹤号称汪、蒋、共三面谍，实则最多一面半。自一九三八年被中统委派驻沪、一九三九年随同僚苏成德叛投伪营后，重庆早视之为汉奸，再无实质性情报往来，否则日降后也不会判以十年重囚(若非暗中保护了长官徐兆麟，更必与苏成德同场打靶）。而中共也不过是利用而已，并未视为自己人，否则为何不像对关露、袁殊那样，赶在国府惩奸前偷偷护送苏北“解放区”？

袁殊是国共苏日汪五面谍

文章称，袁殊就大异其趣。十多岁便参加北伐，加入过国民党，加入过无政府组织，加入过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负岌日本专攻新闻学。一九三○ 年返国，一九三一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共，分派中央军委特科情报工作。一九三二年受上海社会局长吴醒亚赏识，罗致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干社” 情报股长( 沦陷期获委军统上海站站长》 。同年因在新闻界的声誉及一口流利日语，结交了日本驻沪领事、中国区情报负责人岩井英一。经中共同意，加入日本情报组织。

一九三四年加入第三国际远东情报站（实即苏联上海情报站》 。实在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传奇五面谍― 国、共、苏、日、汪。而在各阵营中所处位置之高，所获信任之稳固，也绝非胡均鹤能望其项背。一九四五年国府本将他列为有功人员准备嘉奖的，闻知其“转移江北”后才恍然大悟。面面俱到的高超应付术可见一斑

更关键性的不同，是在促成潘汉年联日灭蒋历史罪孽中两人所起的作用。胡均鹤的“功绩” 主要是撮合了“潘李会” ，因之达成了共军、伪军“互不侵犯” 密约，并在物资援助、人员交通方面为共军赢得相当生存空间。李士群的回报更为丰厚，别的不看，一九四二年后其剿灭“重庆特务” 效率有如神助，南京、上海的国府地下情治人员几乎被他杀光，想必是日寇和中共“交换国民党情报”立竿见影的成效。令国府对“李逆”恨之入骨，若不是一九四三年九月死于同门内讧，一九四五年决逃不过枪决行刑的下场。

胡促成潘汉年“私会” 汪精卫

胡的另一“功绩”是偕李士群促成“汪潘会” ，为老毛提供了整肃潘汉年的口实― 私会汪猷，密斟叛国叛党。当然鬼才相信潘汉年敢于“私会”，或者事出突然不得不会后隐瞒不报。所以即使没有这“汪潘会”，毛泽东为了自己和共党的抗日“英名”，也会找一个其他罪名“杀人灭口” 。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现官不如现管”，“潘李会” 后李士群的合作有效助长了中共的坐大，但别忘了，无论是李还是汪，统统是仆，如无主子首肯，绝不敢自作主张。而唯一能作出策略决断的，是日本军部。所以真正帮老毛实现“联吴击魏” 大计，从而最后夺取江山，将四亿国民投入炼狱的，非“五面谍” 袁殊游刃有部署的“ 潘岩会”莫属。

日本外务省二十年代就在上海创办一所隐性问谍学校“同文书院”，选调日本青年前来就读，培养了大批“中国通”。毕业于该校的岩井英一在三十年代初就任驻沪总领事，设立一个号称“岩公馆”交友沙龙，广结各界精英。这所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从来不搞任何行动，志在专门搜集中国战略情报。

袁殊“潘岩会”奠定毛日联手灭蒋

岩井与袁殊一九三二年已是莫逆之交，不仅发展为旗下情报员，还通过助其办杂志、创建“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甚至推荐访日晋见天皇、拜会首相等方式，提升其声势地位不遗余力，对他的信任度更是胜似亲兄弟。罗孚在他的《 北京十年》 中说：“岩井先要他提供情报，袁殊有时就透露一点有关国民党政府的情报给他。”

一九四0年始，岩井明知“胡先生” 潘汉年是延安密使，仍乐意会见，并欣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按月付予巨额情报费。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岩井志在得到情报，而“ 我们”给的多是国民党方面的，而且真假混杂 … 还是不仅把日本仔当傻瓜，直情也把七十年后的读者当傻瓜。和“潘李会”、“潘汪会”仅此一会不同，这一“潘岩会”连绵会了数年之久，主人花钱买的当然是物有所值的国军军情，客人反复重申的当然是日、共双赢的联手灭蒋。“岩公馆”的功能就是搜集中国战略情报，自当将这稳赚不赔的买卖推荐东京。若非军中愤青野心爆棚挑战华盛顿，若无美军出手，在日、共联手下，重庆失守指日可待。到羽翼已丰的延安请出苏俄讲数，南日伪，北毛共，划江而治，皆大欢喜。

没想到日本投降结局更惨，八年耗尽精锐的国军疲不能兴，八年养精蓄锐的共军势如破竹，结果是“四亿人被出卖给共产党”，土改、镇反、反右、饥荒、文革及至旷世大贪腐… … 万劫不复！

涉勾结日伪者遭“杀人灭口”

潘汉年与蒋公“贴身女谍”沈安娜，为何同样对毛的秘密“知得太多”，却前者横死，后者善终？认为乃敌伪档案发现潘的失当言论肇祸。看来过于武断，更合理的解释似乎应该是，但凡男女间谍，活动于国共间的大都没事，因为不“丑”，活动于日伪间的全部无运行，因为太“丑”。

毋庸讳言，三个帮助毛共卖国夺权的功臣，是中共治下数千万冤魂的罪人，理应遭受地狱之火的烤炙。诡谲的是，不需黎民百姓下手，惨烈惩罚便无一疏漏地降临他们身上，而施罚者呢，恰恰是靠他们出生入死才得登龙廷的毛泽东及其“组织”。

三人均牢底坐穿 临死方平反

最“冤”的才女关露,由于宣之于媒体的公然卖国言行，又本来就具相当知名度，国府甫胜利即将其钉上“文化汉奸”罪人榜，誓言严惩以儆效尤。中共为免节外生枝，火速将其转移到苏北。回“家”数日后，小镇街头偶遇一群新四军中的上海青年，立即遭到围攻痛骂，一片“女汉奸”声中，她张口欲辩又戛然噤声，因为想起将她推向李士群怀中时潘汉年的叮嘱：“人家骂你汉奸你可不能辩，一辩就糟了。”

周恩来禁王炳南娶关露 孤身一世

回到宿舍大哭不止，大病一场，从此患上精神分裂症。更惨的是本想寄情写作，但《 新华日报》 老总告之，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的，那里的读者都知道关露是汉奸，所以发表文章可以，但必须换名。再次大哭后，再次迸发精神分裂。接下来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芳龄三十九，孤身一人，忽闻旧爱王炳南消息，连忙联络。

身在重庆的王郎登机应约，“邓大姐”忽赶到机场：“恩来和我都认为关露是好同志。但她的特殊经历已经造成不好名声，群众认为她是文化汉奸，你搞外事工作又是共产党。如果你们结合，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对你的工作不利… … ”

王郎即变薄情郎，感谢大姐关怀。关露万念俱灰，从此、心如枯井，孤身一世。而且自此时直至一九七五年，整整三十六年，监牢进进出出，污名始终缠身，出狱后不断申诉，平反之声不闻。一九八○年爆脑血栓，从此神志恍惚。一九八二年夏，平反文件姗姗来迟。

同年冬，北京一间十平米陋室内，七十五岁的她吞下一整瓶安眠药片… … 遗物中有一张薄情郎玉照，背面是她手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三人均牢底坐穿 临死方平反

胡均鹤、袁殊的“报应” 类似，都是削尽官职，而且牢狱之灾连绵不绝，直至发如银丝背如弓。不同的是，胡均鹤多坐几年监，反而多活十多年，一九四五年因不获中共转移，以汉奸罪被国府判囚十年。一九四九年共军进上海前获释。出卖所掌握的全部国民党潜伏特务“献礼”，获赐上海公安情报委员会主任，着军装。一九五一年除职脱军装回家。一九五四年接通知赴公安部汇报工作，在北京火车站被押，一关二十八年。直至一九八三年才“保外就医” ，因老年痴呆症什么也记不起，但仍活了十年，一九九三年以八十六岁高龄病逝。

袁殊自一九四五年逃至“解放”区，除了遵命改名为“曾达斋”以避不良影响外，一切正常，一九四九年归位于中央情报部门。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八二年平反出狱，恢复原级别待遇。第一个要求是恢复原名，因为“袁殊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一九八七年病重，精神紊乱，时常号啕大哭。同年十一月病逝，享年七十有六。

关露、胡均鹤、袁殊，与当年的华东南情报局领导潘汉年，曾前后或同期关押在秦城监狱。因为都是单独囚禁，连打个招呼的机会也没有。比大家都曾蹲过的国民党甚至日本人的盐狱要严多了，更不用说重庆的渣滓洞了，江姐还能率领一群女囚绣红旗呢。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