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4月13日讯】80年代，我曾在科大读书，经历了当时的一些事情。毕业后，一直对科大很关注。我觉得，在科大的校长中，真正爱科大，把科大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校长有三人：钱临照先生、方励之老师以及今日的朱清时校长。他们真是把办好科大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倾注了全部的爱。

先说说钱先生，他是一直与科大共进退的人。科大迁来合肥，就是钱老毫不犹豫地跟来合肥，甚至把户口也一齐带到合肥。要知道，他可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学泰斗，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常务副院长）。在70年代末，严老是校长，但常常在北京，钱先生具有巨大的威信，是在合肥的科大教师中的一面大旗。在合肥，科大人以他为核心，在大家的努力下，科大迅速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高校。只要是科大的事，他都极为关心。在60年代，方老师被打成右派，处境十分艰难，就是钱老，把方老师接在家中，当亲生儿子一般地悉心培养，使方老师终成理论物理学界的杰出人物。这是钱老的一大功劳。

科大固然得到很多一流学者的关心和爱护，但只有钱老一人与科大相始终，真正做到风雨同舟。一直到钱老临终，都对科大极为关心，对科大学生的成长极为关注。科大每有一点成绩，学生每有一点成绩，都是老人家最高兴的事情。科大历来十分爱护学生，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没有一个学校比得上科大。这可能主要是钱老传下来的传统。

科大人对钱先生十分尊敬。我曾亲见一件有趣的事。1988年，科学院物理所的李国栋先生来科大开会，晚上去大礼堂看电影，因李先生长得很像钱先生，礼堂中的科大教师见李先生进来竟然纷纷起立，以示对钱先生的尊敬，李先生一时间觉得奇怪，宛然大悟后哈哈大笑，用浓厚的四川话说：“认错了，认错了”。1999年，钱先生去世后，科大专门为钱老塑了铜像，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个人与钱老有一些接触，老人相当幽默、睿智、原则性强，他生活简朴，但很有规律。钱家是无锡有名的读书人家，他父亲伯圭先生是国学大师钱穆的老师，钱穆又教过钱老，所以钱老旧学极好，除物理学外，还是研究墨学的权威。

方老师也是科学家之后，他的先祖是明末清初的大物理学家方以智。他是1984年任科大第一副校长的，当时他新动作很多，科大气象万千，“民主办学在科大”一直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在全国影响很大。他提出，大学生应培养“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精神，这是最好的大学精神。他说，大家的学习不应受教学大纲束缚，应自由地学习，培养自己的创造性，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他的“校政公开、民主监督”等等一系列的改革，都是科大校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惜现在我也记不得具体提法了。他对各部门的管理，注重的是教授的报告而不是书记的报告，体现了教授治校、内行治校的思想。若不是后来出事，方老师的教育思想是准备在全国推广的。方老师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有什么主张见解都明确提出来，从不藏在肚里（这种品质在科学研究中极宝贵，但在目前的中国不合适，是他后来兜祸的原因）。80年代科大气氛活跃，学生积极提问题，教师与学生关系平等，民主和自由空气浓厚，与方老师的关系是很大的。现在看来，这已变成科大精神的一部分。

我所在的学科点，正好是方老师兼任领导，他指出的方向都是很有潜力、赋予思想性的方向。他经常告诫同学们，作为一个献身科学事业的人，应努力追踪人类的重大科学思维活动，以使自己的科研思维保持一种活跃的状态。教学生是方老师人生的一大乐趣。平时再忙，都是十分热情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不管这学生是他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一视同仁，极有耐心。他非常善于启发学生，用比喻、抓例子都来得很神，不断引导学生进入一个个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对不合适或时机不成熟的领域，他也及时指出，如我们班一位同学曾对方老师说，自己对宇宙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关系感兴趣，想做篇学位论文，方老师立即回答，这一类问题目前仅处于推测性的阶段，可进行思考，但学位论文不合适。

方老师对学生真是十分爱护，科大学生出国很多，对学生请他写的推荐信，历来都是熬夜都要写完，从不拖期，常听到他的秘书小顾说，方老师写推荐信又熬到半夜三点了。他真是太爱学生了。一次，李淑贤老师从北京来合肥，同学们就缠着方老师请吃饭，果然方老师和李老师就请大家去搓了一顿。

他是学部委员（院士），生活十分简朴，在科大20多年，每天只是在学生食堂打吃饭。87年他出事后，食堂的一位师傅才发现，原来天天来打饭的那个中年人，就是敬爱的方校长。他住的宿舍在一个叫“丁字楼”的很普通的教师宿舍，记得是三楼的边上，他可是学部委员，享受正省级待遇的人啊！科大的同学们经常像找老朋友一样去方老师宿舍玩，方老师谈物理学思想、宇宙的多连通性、宇宙的有限无界、超新星的出现、物理实验的理论问题、古代的相对性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历法改革、牛顿力学的价值重估、地圆说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宇宙学等等问题，大大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方老师的归纳能力惊人地强，常常对很复杂的问题也能单刀直入，一语中的。他的世界性的学术眼光让同学们惊叹不已。我与几位同学去玩，他的宿舍里都是书，主要是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外文书，也看到几本79、80年的《读书》杂志在书架上。后来方老师调到北京天文台，同学们还是喜欢约着去找方老师玩，一次，方老师就与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到圆明园玩了一天。网上有署名“直言”的科大同学说方老师：“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这确是同学们的肺腑之言。

而当时来科大的彭佩云、滕藤等人，却要住专家楼、吃专家饭，出入高级骄车，一副大官僚的模样，还天天道德说教，简直令人作呕。最好笑的是科大87级新生在蚌埠坦院军训，彭佩云去坦院时，就让学生持枪排队给她检阅，回科大后还嫌不足，又让同学们再次持枪列队给她检阅一次，她摆出一副领袖状地挥手，真是官瘾十足。这样差劲的人，竟然还有脸批我们的方老师？让人真不服气。

方老师是我所见过的最充满活力的人，每天象学生一样充满朝气，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排得满满的，但都是充满激情地去做。他无论讲课，还是工作，都生动极了，让人欣赏不已，他身上有“工作着是美丽的”那种境界。89年官方通缉令说方老师：“走路挺胸抬头，步伐较快。”这确实点出了方老师走路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的风采。

他的精神风貌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同学，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很多同学都成为在学术上、事业上有突出成绩的人，大家不计个人得失，充满激情地工作，精神支柱正是我们敬爱的方老师。这无形中也成为科大精神的一部分。对我个人来说，从方老师身上学到的一种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是在科大几年学习中最重要的收获，它成为我这一生的最大精神财富，这是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学不到的，我无比感激科大给我的这一段经历。

方教师在科大教工中的口碑也相当好。大约是1988年的一天，我们这个部门的全体师生聚会，一位老科大的女教授就对大家坦言，“方先生的追求、理想和精神都很像爱因斯坦，我对他一直有点个人崇拜。”1987年11月，方老师回了科大一趟，但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小小一游竟成为整个科大最盛大的节日。他在我们这个部门聚会时，平时从不凑热闹的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高兴地来了，执意要与共同工作了几十年的方老师一起坐坐，一位默默管理资料的老职工也破例要来，她含着眼泪地对身边的同学说，“我又见到方校长了！”同宿舍的同学则告诉我，方老师快要进来的那一刻，心里有点微微颤动••••••方老师在他一直领导的物教中心聚会时，教师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上书“热烈欢迎方校长回家”。彭佩云听到后， 气得发抖，下令作为政治事件追查：为什么要给方励之做那么大的蛋糕，为什么要称方励之为校长？为什么还要认他当领导？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蛋糕事件”。其实，这个假马列老太太永远不会明白，别说只过了1年，就是再过10年20年，方老师仍然是科大师生中可敬的方校长！

让彭老太更气得要命的是，方老师有个关于超新星的内部讲座，本来消息极封锁，只针对物教等少数几个部门的教师。一些师生知道了，自然就传出方老师已回科大并有学术活动的消息。当天晚上，科大校园沸腾了，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大家兴奋地夹道欢迎方老师，校园气氛极为热烈。人实在太多了，教室远远不够，方老师只好一连讲了7场报告才结束（笔者正好在场维持次序，一场场准确数下来的，后来偶见海外报纸说5场，不对）。这就是科大师生对方老师的态度！第2天一早，彭老太气得发疯似地叫，要方励之马上离开科大。然而，已经晚也，方老师无意间以巨大的比分，击败了官方对他的批判，击败了彭老太等人对教工、学生们的各种洗脑努力。后来彭老太又追查，方励之回来，是谁走了风声？这个不受欢迎的彭老太，对方老师大受 欢迎的局面，真是又酸又气。她的这些荒唐追查，全部不了了之（居然管到给方老师做蛋糕吃？居然幻想科大师生会为彭老太保密？）。以后，师生们调侃此事，说方老师是回来验收，验收的结果，彭佩云、滕藤一年来的工作不合格。

此事过后，彭佩云在科大一气不起，才过了一个月，就离开了这个令她心碎，不做给她吃蛋糕的科大。后来听说其丈夫王汉斌涉案远华，声色于红楼之中，不知这个马列老太太有何感想？（不过，彭老太太，科大人不咎既往，希望你以后做点对科大有益的事，我们还是可以给你补一个大蛋糕的。）

约1987年秋，温元凯老师到西区给87级新生作讲座，有同学提问，大意是：入学前，看到报纸上都是批判方励之的，但入学后，科大的老师和同学又说方励之怎样有成绩，请温老师评价一下。我记得温老师是这样回答的：“方励之教授是很值得尊敬的天体物理学家，对他在政治上的评价，上面和下面不一致，里面和外面不一致，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统一的！”赢得了全体同学的热烈掌声。确实，方老师在科大工作了几十年，他的作风，确实为科大的教师、职工，建立了一种卓越的行为规范，成为科大精神的象征。

方老师极有才华，散文写得很美。《重访卡普里》在《英语世界》（1988年3期？）上用中英两种文字登出后，在全国学生中传颂一时。一位同学说，这篇文章应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写在赞美我主之后》在《半月谈》上登出后，也风靡一时。他的《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期坦相对论》、《宇宙的创生》、《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等科学著作，文笔极好，内容生动，可当作散文读，与李老师合著的《力学概论》也是当时最好的力学教材。他的诗也写得极有意境，经常被科大同学传抄，朗读。学生对他喜欢得不得了，怪不得有科大同学称他是“梦幻校长”。公平地说，在整个20世纪，他是自蔡元培以下，中国最优秀的一位大学校长。试看方老师在《写在赞美我主之后》中译的这首小诗，真是天籁：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它从丝细的根苗中萌发，
这是上古卜者的预言，
这是杰西期待的初生啊!
它的柔嫩的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1987后，官方在科大悄悄驻了一个调查组，偷偷地查方老师的问题，极想查出点什么捕风捉影的事，就拿到全国去臭方老师一顿，但方老师真金不怕火炼，越查越闪光，这才真正是道德的力量呵！我曾与几个同学商量，真正理解方老师的科大才子，在时机成熟时，可写一部《方励之评传》，这部书，对中国教育绝对会有启发意义。

方老师到美国后，又在天体物理领域做出了很多成绩，不断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这是后话。

同时期的管惟炎校长也是很有风范的，因为他调来科大不久，对科大情况不太熟悉，所以基本上是采取支持方老师的各种教学创新。以后他们一直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地应对各种事情。这里可以举一件事情：1986年底，发生学潮，上面要处理科大，我们的一位老师，找校长办事，正好在门外听到管校长、方老师、龚升副校长在商量。龚校长说，这次事件，由科大选举引发，我是选举组织者，应由我负责，管校长说，不，我是校长，应由我负责，方老师说，不行，中央要处理，实际上是针对我的，应由我负责。三人都争着要承担责任。十几年后，听到他们谈话的这位老师，讲到此事，仍然感叹不已，说他们三人不仅学问好，品格上也真有风范！并说他们三人在学校时，只要谁一出场，就给人感觉份量很重，全场肃然生敬。

管校长是学部委员，中国低温物理的权威，中国科大在低温物理领域刚刚取得令国人振奋、世人瞩目的成就时，他却被中央罢免，这是科大的不幸，也是中国科学的不幸。

数学系的同学说，龚校长与方老师一样，无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的课，都上得很好，学生十分欢迎（校长、院士、知名大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其他学校会作为新闻，但在科大不稀奇）。他的龚氏定理，世界闻名。80年他没有选上学部委员已让数学界备感可惜，后来91年他却再次没有选为院士，而比他差几个数量级的人却选上了，闻讯后大家极为震惊。有知情者说，这与方老师的事件有关（当时钱伟长先生说，这次选院士特别注重政治思想，大概就指此）。也许龚校长作为世界知名数学家，不介意国内的这项名誉，但在我们看来，科学与政治挂钩，却是开了中国院士制度失败的先河。

管校长、龚校长，都是对科大有功的前辈，他们与方老师为代表的这“三驾马车”（科大同学戏称）勇往直前，代表着科大历史上最后阵容最强大的领导班子，他们与温元凯老师一起，产生了一系列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倡导恢复高考制度、倡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倡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倡导全方位开放••••••），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当时的科大也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高考录取分第一，高考录取理科状元第一，考研录取率第一，出国率第一，科研水平第一••••••），成为全国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圣地。这些成绩，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可能也只有五四时期的北大才能相比。科大民主、自由的校风，“追踪人类思维、关注中国命运”的精神最终在他们的领导下形成。如今想起来，不禁对他们几位老校长有无限的思念。

朱清时校长，我很少接触（我离开科大多年了），只是学术会议上见到两次，也听说朱校长在化学上的杰出成就。但从他在科大的讲话看得出，他是真正爱科大、懂得科大传统的。他对科大的命运思考得很深，把握得很透，倾注了他的心血。他了解什么是高水平的教育，什么是一流学校。他也看到科大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可爱的学生，这说明他是真正既懂得教育、又理解科大的校长。在他出任科大校长后，对科大前程的设计、规划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我在网上读到他对学生的报告《谈科大如何建设一流大学》后，不禁高兴得要流泪，如此理解科大的讲话，已久违整整15年了！科大又出现了一位有办学思想的校长，让人欣慰不已。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科大一定能像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一样，走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谷超豪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只是一个为完成任务而尽责任的校长，治科大无大错，但仅处于谨慎守责的思想，对科大的办学没有什么创见，建树确实不大。当然，他治下的那几年，客观上有大气候和小气候问题，很难有所作为，不能太苟求谷先生。

对科大破坏最大的校长是滕藤，此公只知道天天在科大搞阶级斗争，拚命打击科大的教学和科研，是一个地道的政客。科大在他手上一年多，人才严重流失，学科地位下降，元气大伤，几乎沦为2流学校（1988年国家评重点学科，科大只上了4个，责任应由滕藤负）。滕藤来科大，成为科大从高峰跌落到低谷的一个转折点。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科大人的公愤，当时100多个教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他走。

以上我们可看出，像科大这样特点十分突出、现代观念强烈的学校，她的校长，一定要选热爱科大、对科大深有感情并有世界性眼光的人才行。他要懂得科大的传统，懂得科大的精神，懂得科大的定位。他要深知“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学校传统是科大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是科大不断吸引全国优秀学子的魅力所在。这样，我们神圣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一流大学！

这里，我也呼吁全国的优秀学子们，报考中国科大吧，科大“追踪人类思维、关注中国命运”的大学精神是中国其他任何一所学校不能相比的。这里没有浮躁的学风，只有坚实无比的基础，这里不仅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设备，最前沿的学术资源，还有最好的科学精神，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源泉。只有在科大，你们才能沐浴在民主、自由的校风中，你们的学业、品德、人格、视野才能达到最完美的培养，你们的创造性才能达到最大的发挥，你们才能够一步步地向着伟大科学家的目标迈进！

魏京生：悼念方励之先生：为中共政权所痛恨的“人民的英雄”

上周，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在他亚利桑那州的寓所中去世。

在他被迫流放22年后，这位伟大的中国的爱国者死在了美国的沙漠。这件事本身就象征着方先生经常警告世界的有关执政的共产党政权的严酷事实。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因为光荣致富和信息审查而被删除记忆的人来说，方励之是一个英雄。在1989年天安门示威前的日月里，他敢于将有关毛泽东、共产党、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事实告诉新的一代。

我知道方先生很晚，相交就更晚了，但我们的命运通过民主运动交织在一起。是方教授1989年1月6日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引发了被邓小平在六月粉碎了的群众运动。在那封信中，方励之呼吁释放监狱里的我。那时候，因为我“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大字报，我的15年刑期已经过了10年。

我对方励之的感激之情是巨大的。外国政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我是一回事，我当然很感激。但为了一个邓小平最讨厌的人来公开得罪独裁者的人则需要巨大的勇气。

独裁者的脾气是不能向任何压力低头。从国外的这种压力更容易抵御，因为棘手的事情可以以主权为名包裹起来。而对邓小平而言，方励之则更危险，因为方的声音与未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共鸣。邓小平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方励之提供了一个决然不同路径的未来–一条邓小平在6月4日出动坦克时证明了他不能遵循的道路。

在他流亡的前哨，方励之也没有放弃。2010年，当共产党的领袖们发起又一轮残酷镇压和对持不同政见者恐吓时，他写道：

“这对天真地以为中国的独裁统治者因为国家变得富有而会改变他们无视人权的人应该是一个警醒。无论中国领导人如何向外界开放市场，他们没有从其镇压的政治信条上退缩哪怕是半步。”

“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变得更为轻蔑普世的人权价值。如同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不幸的历史所说明的，当一个政权将经济实力与侵犯人权结合在一起时，它将成为对和平的威胁。”

虽然中国的民主运动受到削弱，方励之并没有虚度此生。即使是悲剧英雄也丝毫不减英雄的本色。如一首古诗所说的那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魏京生是中国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目前在流亡中生活。他在中国的监狱中度过了18年。方励之在1989年给邓小平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释放魏京生。]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4月10日发表 文章的原始连接：
//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Global-Viewpoint/2012/0410/Remembering-Fang-Lizhi-hero-of-the-people-hated-by-China-s-reg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