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三节：文化的浩劫——人权的厄运(2)

（二）“算总账”(1)

九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吃过早饭以后，队长徐世奎和管教何庆云从出工的队列中叫了八个人出列：

红炉房的铁匠吴兴全曾当过邓锡候警察的成都地头蛇；木工邓世权，一个在成都码头拜过袍哥红旗管事的老痞子；当过国民党军队上校作战参谋，去成都参观的朱国骥；曾任过原国民政府雅安城防司令的上校司令官王德全；曾是解放军西藏军区当过上尉军需官，因投敌“判国”而受到成都军事法庭判刑二十年的马文华；以及周学祝，冯俊伯，代朝谋这些在六队有代表性的“红毛犯人”。

他们判刑前身份各异，“罪名”也不相同，但想从狗洞里爬出去，获得减刑的渴望却是一样的，为减刑而不惜踩在其它犯人的肩上，满肚整人的坏水都一样。

被叫出列以后，他们开了足足一上午的会，到中午我们收工回来时，都还没有从队部办公室里出来。

吃过午饭以后，何庆云满脸严肃的向全队宣布，下午不出工，全队学习，并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去，先将我的手铐上成反铐。我正猜测不知又要对我作何处理，何庆云已经告诉我：“今天下午召开你的斗争会，反省这么久，也该把污蔑毛主席的言行及攻击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放的毒，统统地消了。”

自1962年我在孙家花园反省室里挨斗争以来，斗争会日渐少了，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是这些斗争会无法开下去，比如说三年前在甘洛张棒棒组织的斗争会，几乎变成了快要饿死的流放者的诉苦会。

近来，所采取的手段变成李培连所贯彻的“说服为主”，但没理的理怎能说服人？说而不服，反被受教育者反过来说服了。

明明全国弄得来老百性啼饥号寒，怎可强人接受“形势大好”？即是方法和态度再讲究，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都只能枉费心机！

当然魔王在一片反对声中，正在组织新的阴谋，毛就说，己找到使‘社教’运动有效进行新的方法，生养修整已整四年，到他反扑的时机了。

现在，又回到五年前了。对于老参加斗争会的“运动员”，自反右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知道这样的会早已“程序化”了。

第一步叫“退神光”，先对被斗争者拳打脚踢，辅之以口号，让他先胆寒几分，失去控制！接着便是在颈项上挂上水桶，使被斗者无法将头抬起来，只有埋着头接受批判，名曰：“端正态度”！

第二步才是检举揭发，参加斗争的人站在被斗者面前指夺着被斗者鼻子，一边辱骂，一边戏谑，骂得兴起，时不时给被斗者的脸上，头上扇上几耳光，或者几个人围着被斗者像打排球一样把他当演练拳艺的肉耙子。

最后围斗的人玩累了，便让被斗者颈上挂着水桶，弯着腰站在中央，而大家便各自吹着与斗争会完全无关的龙门阵。

我不知道，中外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斗争会”的记载，还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新发明，而专其利的。

总之斗争会是对被斗者人格和身体的一种当众羞侮，因经受不起这种人格羞侮和肉体折磨，文革中死于自杀的人无以数计，除非明白了这层用意，便不会被这种羞侮所击倒。

何庆云通知我以后，斗争会立刻进行，我还有点出其不意。按经验，对付斗争会我要做的事，便是保护自己的前胸不被暴徒们打伤，今天双手铐着，剥夺了我自卫前胸的能力，如果心黑的暴徒当胸给我两拳，打断了肋骨，或伤了胃、脾或下身，纵然不死也成了终生残疾。

马上想到该反穿一件棉被心应战，哪怕是阴历八月，为了防止胸部被打伤，热一点也无所谓，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仓促上阵。

我从何庆云那里回到寝室正在纳闷，邓自权和吴兴全两条老狗，已经凶神恶煞地跟着我到监舍来，两人连推带搡的把我扭到了一年前关押我的那间临时保管室里，现在那屋里已经腾空。

屋子里已塞满了人，除“主持”会场的何庆云坐在一张从办公室搬来的凳子上，其余的人全都站着，中间大约一米半径的半园圈，站着从各组选拔出来参加斗争会的打手。

我被邓自权抓进门来便被他猛地一推，踉踉跄跄还没有站稳，就听见那吴兴全雷鸣般的吼声：“把反改造份子孔令平抓出来”，周围的人附会那喊声一齐呐喊，喊声振得屋顶的瓦阁子都在咯咯作响。

我刚站稳身子将头抬起来，冷不防在我身后的冯俊伯和周学祝，一边一记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使我一惊，正要扭过头去向他问理，站在我两边的代朝谋马文华，从左右两侧又给了我两拳，与此同时站在我面前的王德权和朱国骥，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吼道：“你看清了，今天专门就是要打你的嚣张气焰，今天你不老实交待问题，便是自讨苦吃！”

双手背铐的我，即使没有被吊上水桶，在几个打手的包围中，也完全失去了自卫的能力。那吴兴全再次接连不断的呼喊口号，他喊一句，其它的人跟随应和着，声音响得像打雷，接着，拳头雨点似的向我头上落下来。

神光退完，态度“端正”后，何庆云假惺惺地止住了打手们的乱拳，眯缝着他的近视眼睛看着我，他今天既是检查者又是督战官，他要检查所组织的八名打手，是否按预先规定的程序在进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