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3月07日讯】中共建政仅3个月,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中共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利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而分得土地的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被夺土地的河南农民寇学书曾在大批判开始时,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泽东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嘴里喊:“叫你不让我下地……”“叫你不让我打水……”“叫你收走我的地……”
痴迷的爱上“土地证”
《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题为“钉子户之祖”的文章,讲述了寇学书由拥共者到扇毛泽东像耳光,以及惨死的故事。
“钉子户之祖”寇学书,是河南省许昌县寇店乡(当时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土改前,他家没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亩半土地。这时的寇学书成了拥共者,当时颁发的、盖着大红印的“土地证”,成了他的无价之宝。
依照当时的法律,他不仅拥有了三亩半土地的使用权,还拥有了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权,他的子孙还有了对这土地的继承权,这对世世代代视土地如命根子的农民来说,具有何等的意义啊!
寇学书爱这“土地证”爱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里吧,怕万一失火烧了;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吧,还怕万一被人偷走了。于是,从领取了“土地证”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怀里,放在最贴心的地方,下地干活时都不离开,连晚上睡觉也要不时地摸摸。这在村中成了尽人皆知的笑料。
但寇学书拥有土地的好景不长,很快就随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而结束了。
“钉子户之祖”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上级号召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让几家农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来,共同耕种。当然,当时还说这是“自愿的”。寇学书表态了:“自愿?我自愿不参加互助组!”
接着,“互助组”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变成了“高级社”。到1955年,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到了,虽然“自愿参加”的规定并没有废除,但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谁敢对抗呢?
于是,亿万农民不管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大多数都不得不“自愿”地放弃了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拱手交出了自己珍爱的土地。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毛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了,而这个变化,离“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
可以说,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就被变相地收走了。
在这场风暴中,寇学书这位挚爱土地的老农居然一直顶风到底,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亩半私有土地独立于“集体”之外,他“自愿”地坚决不入社,成为中国农村中罕见的“单干户”——“钉子户之祖”。
宁死不交“土地证”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寇学书被当局定性“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四清”的对象。在许昌县几十万亩公社土地的包围中,只有他这三亩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显眼刺目。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墙,大喇叭广播,把他整得不亦乐乎。但这个倔强的老农居然心如铁石,不为所动,死也不肯把贴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证”交出来。
“四清”工作队气急败坏,最后抛出了杀手镧:“好,我们承认那三亩半地是你的,但是,从你家门口到那块地之间的路,可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从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队一声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门口,只要见他伸脚踏上“公社的路”,就挥棍打他的腿。
这一招让寇学书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么呀?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么还没有建立,要么是形同虚设。
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当时,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1966年初,要过年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
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共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还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又差点被气疯了……
扇了毛像三个耳光
当时,寇学书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开会的形式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好久没有动静。突然有人喊了声:“反革命——”人们才醒过神来,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学书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被用绳索紧紧地捆起来,送往县看守所。
巴掌扇在纸上,这叫什么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没有规定。但是“文革”中规定的“公安六条”中,有一条是“攻击领袖”,那可是弥天大罪,足以杀头的。寇学书就是据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学书被投入牢房,因为没有档案。多年没有判决,一直在看守所里“待决”。在“文革”中先是“砸烂公检法”,接着又进驻“军管会”,后来主管的又换成了“革委会”。
看守所的主管不断的轮换,谁也没见到寇学书被捕的审批文件。有人抓,没人管,但也没人敢放。于是,寇学书就在牢房里“沉底”了,多年来连审问也没有,终于成了那里“资格最老”但无人过问的在押未决犯。
10年后惨死于狱中
1976年夏天,牢房里人满为患,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监房,原来最多关五六个人,现在增加到十二三个,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号的规矩已无法维持了。
这时的寇学书精神似乎已经失常了。对别人的问话,他反应迟钝,目光空洞茫然,很少回答。
他个子矮小,秃头,面色青灰,胡须蓬乱,佝偻著身躯,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裤子上破了个大洞,露出半个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脚上拖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鞋。当年,他的胳膊被绳子捆断了神经,瘫痪多年了,赤裸的双臂像软面条一样垂在前面,一走两甩,悠来荡去,显然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动能力。
寇学书的胳膊是进看守所后,被“上绳”捆坏的。那时寇学书天天胡喊乱叫,说反动话。看守把他提到院里,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据悉,别小看“法绳”这刑具,“上绳”的学问可大了,绳子的粗细,捆的部位和劲道,以及“上绳”的时间,都大有讲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绑”,用小拇指粗细的绳子,狠狠地捆进肉里,再从背后收紧,没有人能扛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两臂就变得黑青,神经就坏死了,解开后也无法恢复了。寇学书就是被捆成这样的。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开饭的哨声。他吃饭的样子惨不忍睹:由于双臂双手瘫痪,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别人把汤盛到碗里,放在墙角的地上,把馍放在碗边,他趴在地上,像猪一样用嘴去拱着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了这么多年的。至于大小便,那就更没法说了,全靠别人帮助……
他也有说话的时候,多半是自言自语,而且总和种庄稼有关。外面出太阳了,他会说:场上的麦子该扬场了……外面下雨了,他会说:这雨好啊,玉米该拔节了…… 只有一次,他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闪,毫无缘由地说:“我当皇上了,全国一个县给我上贡一粒米,就够煮一锅饭了……”
这年夏天格外闷热,一个监号里睡了十多个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风,人挨人,肉挤肉,热得大汗淋漓,室内汗气尿气熏人,让人几乎窒息。寇学书被发现时,脸色铁青,浑身冰凉的寇学书死了。
这位72岁的老贫农,在熬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终于获得自由了……
(责任编辑: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