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3月20日讯】1926年3月20日，中国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9日晚，蒋中正宣布广州市戒严，并对共产党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进行了反击。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因此对蒋中正恨之入骨。无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 他的发生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也是蒋中正的一大历史功绩。
对于这次“中山舰”事件，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至今海内外学者对其中内幕尚有存疑的三种假设: 1）蒋中正平息了一场共产党的叛乱；2）蒋故意将“中山舰”调动又矢口否认以制造借口打击共产党。 3）纯属偶发性事件，是军队调度出了问题的一次意外，但却引起蒋的警觉，从而先下手为强，对参入中共的党员做了果断处理。
近年出版的辛颢年先生《谁是新中国》、高文谦先生《晚年周恩来》以及一些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为重新分析“中山舰”事件提供了新的资料。无论具体原因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山舰”事件促使国民政府对进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有了进一步的警惕、加强了蒋的权威、促成了“北伐”、打击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势力联手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企图。
“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向海军局代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指令，派中山、宝璧两舰出海到黄埔救援被匪徒攻击的一艘外轮。军舰到了黄埔后向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演达回答不知。3月19日下午，由于苏联使团欲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中正调中山舰回广州。蒋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
3月20日，蒋中正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这是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要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中正命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中山舰舰长换成欧阳格。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中华民国国父孙文1925年3月逝世后，亲共的汪精卫成了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并坚决地支持联俄容共政策。1925年11月中国国民党部分资深党员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容共。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中正的合作关系因苏联企图使中国赤化而急速恶化，季山嘉竭力拉拢亲共的汪精卫企图联手推翻掌握军权的蒋中正。
蒋中正作为黄埔军校第一任的校长虽然掌握了实权和军权，但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可能赤化、中国共产党逐渐坐大、日本和苏联对中华民国的觊觎种种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但也只能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 ，被迫支持亲共的汪精卫。
中共的《中国现代史》承认：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就约占了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
辛颢年对此分析说，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实际上已经被孤立起来了。
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已经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
此时，中共与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
由于蒋中正在“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促北伐，祇可能使他们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并且已经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中正。于是，在汪想挤蒋、俄想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所使然。
此外，蒋中正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都促使他对苏俄和中共有了防范执行。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蒋中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3个月。他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介石踏上苏联国土3个月就能看出。
辛颢年认为，蒋中正面对国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以及对俄共考察的认识，终于使他有了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崴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中山舰”事件发生内幕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至今海内外学者对其中内幕尚有存疑的三种假设:
1）认为是蒋中正平息了一场共产党的叛乱，或是汪精卫和中共试图利用中山舰绑架蒋到苏联，这一说法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这可以从当时苏俄的态度、中共党魁的道歉、国民政府的史料中得到证明。
2）认为是蒋故意将中山舰调动又矢口否认以制造借口打击共产党。也有人认为这是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等故意向李之龙假传蒋介石的指令，两边离间蒋和中共。
3）认为这纯属偶发性事件，是军队调度出了问题的一次意外，但却引起蒋的警觉，从而先下手为强，对参入的中共党员进行了迅速处置。
无论何种原因，这次事件导致了中共党员李之龙的被逮捕、中山舰换帅，工人武装被收缴，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三名反对蒋介石的苏联顾问被解聘回国。因此中共一直对此事气愤至极，称之为反革命事件。
然而从事件发生后，中共的态度、苏俄的态度，可以使我们对“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有一个真实的见解。
中共态度
事件发生后，当时的中共党魁陈独秀反复表示“抱歉”，并批评共产党人“太急进”，不应“包办”太多。同时派出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一方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妥协，另一面对蒋进行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
陈独秀还分别在1926年4月3日和6月4日在《向导》上连续发表数篇文章指出：“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
苏俄及其顾问的态度
1926年4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回国三个月后返回广州，他主张对蒋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蒋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俄顾问也以汪精卫患病的名义让其休假。
当时的日本《产经新闻》曾称，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成员曾经自行检讨，承认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一是俄国人对中国风俗习惯不注意，引起中国人反感；二是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祇知以显明地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季山嘉等一部分人，于二十四日自广州处分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的聘约。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
“中山舰”事件发生原因
中国大陆的史学家杨天石经考证也认为，“中山舰事件”并非蒋中正一手策划。中山舰的调动经过说明，这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但他认为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中途加码，假传蒋介石之令，导致蒋中正误认为中山舰奉俄共与中共之命叛乱。认为这是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西山会议派的阴谋。
正如辛颢年先生指出的，不论称它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介石要护党或自卫的“制造”，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据”。
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着，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明它的“根由”与“底蕴”。
“中山舰”事件的历史意义
辛颢年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分析了“中山舰事件”的历史意义：
其一、它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已经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领袖 ── 蒋介石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中山舰”由来
中山舰可以说是中国最为出名的军舰之一，有“浓缩的中国现代史”之喻。它原名“永丰舰”，是清政府在1910年以68万银元向日本三菱造船厂订制的钢木结构炮舰。战舰于1913年建成，舰长65.837米，宽8.8米，型深4.5米，设主副炮8门，最快航速每小时25公里。
武备平常的中山舰却与诸多历史事件有关联。1922年，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图谋加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在深夜突围后即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历时55天，使此舰成了他的流动总部。1924年11月，孙中山最后一次搭乘永丰舰，转赴北京共商国事，次年3月在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后，3月30日广州国民政府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并于4月13日举行更名仪式。一年后，中山舰又因的“中山舰事件”而再度闻名天下。
历经磨难的中山舰在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于长江武汉附近江面被日军击沉。59年后即1997年，这艘名舰被打捞出水。2月19日运至湖北造船厂修复，恢复了1925年前后的整体面貌。1999年12月，位于武昌白沙洲湖北造船厂的中山舰博物馆成立。
（责任编辑：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