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3月16日讯】有网友刘中夏君留言问我，你认为谁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

这真的一下子问住了我，因为在思想领域是没有谁是“最伟大”这么一说的，只有谁在哪方面的问题提的更有意义，论述更合理、更有启发性，文字更隽永。而这“哪方面”又意味着“你”在这方面，“他”在那方面，没有一位全能的人，况且这些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可以用量比较的。

但是刘中夏君的问题我还是理解，他是希望我能够举出一些有信服力的思想家来，以便去阅读他的作品，琢磨他的思想。这样的话，我也就试着展开我对当代几位思想家的看法，籍此把自己的读书和思考心得与大家分享。

究竟谁是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首先我想到的是对我最有影响的几个人，引我走向这条道路的几位思想家。这在近代是洛克、休谟，在当代首先是罗素和波普。在这中间甚至还有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爱因斯坦。

在一九六九年底，那个冬天，最先引导我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就是罗素。七零年后我甚至在内部书店买到一些罗素的著作，其中包括《西方哲学史》上卷，《哲学问题》等。当时也买到了赖辛巴赫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尼尔斯•波尔的《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集》。《现代物理学和因果性问题》等。于我简直是如获至宝。那几本物理哲学促使我从此开始自学数学和物理，其后坚持修完大学和研究生的物理课程。

读懂艰深的物理哲学当然是其后的事情，而罗素深入浅出的文字却直接导引我走进经验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启蒙思想之路。到七五年我第一次和后来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见面的时候，争论的重点就是对罗素和列宁的看法。我用罗素对抗他的列宁和马克思。他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居高临下的鄙视，不屑一顾罗素及他的经验主义。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而我对列宁、马克思的不恭也是他不所接受的。争论的结果当然很不愉快。

对于波普，由于当时没有他的翻译作品，所以读的不多。可七二年我居然在内部旧书店买到了一本波普的英文旧书，《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但是到真正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七六年以后了。在那以后的十年波普对我的思想的形成有很多帮助，但是启蒙的却是罗素。

七十年代初期我认识了罗素《西方哲学史》中文本下卷的翻译马元德先生，他可说是货真价实的罗素的崇拜者，不仅罗素的思想，而且还有罗素的文字，他都极为推崇。在我和他认识的几十年中，只要我在北京，我们总是来往频繁，但是没有一次谈话能够不提及罗素。他翻译罗素是作为享受来翻译的，一小段话有时就能够翻译几天。他甚至走在路上还在反复吟诵，想在中文文字中表达出罗素英文中的简洁和韵律来。马元德后半生的翻译作品不多，我想就与他吸食了这种“罗素鸦片”有关。

说来惭愧的是，几乎是在二十年后，九十年代我才接触到当代自由主义大“家”法国的阿隆、定居英国的以赛亚•伯林、德国的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汉斯•迈尔（Hans Maier）等人。这些人在我视野中的出现，都是因为我在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具体研究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化问题而逐渐熟悉起来的。这几个人在九十年代后对我的启发影响很大。很多思想以及文献是通过阅读探究他们的思想和经历拓宽而来的。

由于不懂法文，我几乎收有所有的阿隆著作的德译本，部分英译本；几乎所有的达伦道夫、布拉赫、迈尔的重要著述。我必须承认，这些年读他们的书的数量远比读罗素的多，罗素于我似乎已经成了历史。

现在刘中夏君问我，谁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仔细检索，罗素，这个奠立我思想基础的人物，重新从基础走到金字塔顶。

要说谁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自由主义。解答这个问题不是这么一篇短文所能够做到的。但是不解答这个问题就会货真价实地产生张冠李戴问题。中国现在自由主义者的帽子乱飞，甚至毛泽东批评反对的自由主义分子，共产党厌恶的自由化分子也常常被冠之以自由主义者。为了避免这种混乱，在这里我想简单明确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的起源和思想基础是来自英国及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对于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我遵循的是罗素和波普所认识到的，认识论和政治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注：参加见梯利《西方哲学史》以及波普的相关论述）

这个看来简单的认识，对于我来说却并不简单，因为它不仅和我最早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叛相关，而且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直接的论证，而只能够孤独地在黑暗中坚持的时候，造成过我很大的彷徨、痛苦，动摇甚至绝望。

一九七五年我和许良英先生第一次见面，围绕罗素争论的问题就是认识论对于一个人政治态度的影响，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其后我和他一路争论到二零零三年，师生决裂。零三年十月，在我讨论如何评价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的时候，他突然公开发表他和我的私人通信，批评我。可见他对于我的这一“坚持”始终无法容忍。他认为把政治态度和认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是荒谬的。

在争论的初期，我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中学生，曾经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产生过怀疑。莫非我对罗素，对近代经验主义思想，启蒙思想，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而如果这样，我前十年的哲学探索就根本上是一个歧途。

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有限的文献和在求知路上走过的有限的经历使我无法找到直接的支持，只能凭思想和直觉。而当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后看到很多西方学者对此的直接论述后，我已经不需要这种支持了。所以，现在我要对在黑暗中的青年人明确地说：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没有认识论的转变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为此，一个唯物主义者不可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因为他的认识论基础决定了这一点。他相信人能够正确反映世界，这就意味着有一种真理，而他自己可能占有这个真理，从而就否定了多元认识的平权可能。因为即便他声称他可以宽容，那种宽容也是居高临下的虚假的宽容，不是平等的、确实应有的宽容。同样，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可能是唯心主义者。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乃至黑格尔主义者都绝对不可能是自由主义者！

在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的是，全部哲学史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说的是唯物唯心对抗的历史。这个唯物和唯心的标签，只有最近一百年的，那些观念领先的、自己的政治目的领先的意识形态分子才使用。出了共产党世界的学生、学者都立即会看到，用唯物唯心的贴标签的方法研究哲学，根本进入不了真正的哲学学术领域。他进入的是意识形态，党同伐异的政治领域。

明确了自由主义和英国传统思想、经验论思想的关系之后，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的圈子就大为缩小了。我的甄选的线索也就清晰了。

我之所以选择罗素，首先就是因为他最好地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在哲学上有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艰深的数理哲学上做出第一流的贡献，而且用流利的文字，简单、清晰地向一般人勾画出这个哲学的原理、方法和问题。在这方面罗素真的堪称是洛克以来的经验主义学者的集大成者。他把几乎所有的经验主义哲学的特点：清楚、简洁、言之有物、从不故弄玄虚，发挥得淋漓尽致。读罗素的哲学让你叹为观止，他甚至能够以一本《西方哲学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研究哲学的人来说，有罗素这样一个大“家”存在是你的运气，因为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凡是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作品，往往不是阅读者水平不够，而是那些哲学家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古往今来这样的江湖郎中式的哲学家要远比罗素、康德一类的哲学家多得多。因为实在说能够把问题讲清楚才是一种本事，一种真正的能力，而这样的人不多，说大话，说昏话是容易的。

我之所以选择罗素还因为他在政治思想，社会问题中的贡献。很多哲学家或许在哲学领域也做出了很扎实的贡献，但是他们在政治、社会思想领域却涉足很少。而罗素却并非如此，他不仅介入过很多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且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著述。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罗素对于二十世纪的布尔甚维主义、极权主义做出过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论述。这些作品就是到现在也不过时。

然而，还不仅如此，罗素的文字在英文世界中是公认的第一流的。他用最简单、浅显的文字呈现出最优美的作品。这真可说是郑板桥的那句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英文中的反映。

马元德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当你能够熟练掌握一门技巧，一种文字的时候，你一定会用最简单的东西表现出最美的结果。只有半瓶子醋才靠搜集、卖弄晦涩罕见的词句显示自己。罗素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佐证。我曾经逐字逐句地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英文本，那的确可作为教科书。尽管不是同一种文字，可罗素的文风——简洁、明确、针针见血，始终是我行文的老师。可惜我的文字严密、锐气有余，舒缓、洒脱还要努力。

照理说，对于我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对经验主义和启蒙问题的认识，波普对我的帮助和影响甚至比罗素更具体，并且波普在政治哲学上有里程碑式的贡献，那么，我为什么选择了罗素而没有选择波普？仔细想来大约是波普哲学中、论述中大陆哲学中的那种带有教条倾向的霸气，那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痕迹是还不能让我赏心悦目的原因。总之，波普在科学哲学中、科学史中的某种僵硬阴影，让我感到不安。所以对于他的哲学，他和维特根斯坦的争论，我先天地倾向维特根斯坦；作为自由主义者，他的哲学，乃至他的文字有一些让我望而止步的地方。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法国自由主义的巨擘阿隆身上。在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和讨论中，对于知识份子问题，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中，阿隆可谓是当代法国，乃至欧洲最具贡献的知识分子。他也是我在最近十年的工作中提到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于我来说，阿隆的哲学基础却是不纯粹的，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把握也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功力。相反，由于他留学德国而非英国，他对于德国哲学某些方面的推崇，更留下了我和他的距离，我的怀疑。

至于当代被人推崇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以赛亚•伯林。他对于很多问题的提法确实极为精彩，为此我买了他的很多德文译本。但是读了我才突然发现，如果对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论述，丧失了它的简洁性，清晰的条理性，那么无论某些观点多么精彩，都不是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的文字。而他对欧陆很多哲学家的把握也不是那么令我信服。

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当然应该对比地提到德国。我在“启蒙究竟是什么”一文中特别重复了这个观点，德国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战前的德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自由主义，因为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很少有在德国存在的可能，偶然有的杰出人士一般也都移居到同样是德语地区的维也纳，或者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去了。只是在战后，德国产生了几位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一位是极权主义专家布拉赫，他受美国学术深刻影响，一位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达伦道夫，他不仅受英国哲学影响，而且最后完全移居到英国。还有一位对我具有很大影响的是迈尔。他生活在最保守的德国的巴伐利亚，居然曾经担任巴伐利亚州的文化部长七年。这三位都是德国当代最重要极权主义研究专家。他们的学术和思想功力都很深，但是在历史发展中，以及在学界的份量却还是无法和罗素、波普和阿隆相比。

至于中文世界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可说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其他很多人则可说是牵强附会了。例如随国民政府迁居到台湾的殷海光，虽然以自由主义著称，可殷海光的自由主义至多在政治上展示了一点反对派自由倾向而已，思想上、乃至气质上实在是有些装腔作势、荒腔走板。一个真正自由主义者是不会有那种追随党国的感情和倾向的。这一点陈寅恪和吴宓在二七年六月谈到北伐军就要到达北京，对党文化的那种厌恶，及决心逃避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比说明。

至于最近二十年在中国大陆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那些人，如李慎之、王元化和顾准，就更是和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尽管他们后来也羞于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称为唯物主义者，可唯物主义者也根本不是自由主义者。准确说，这些曾经参与创建党国文化的人，究其一生都没有超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Ideologist）的藩篱！

在中国大陆的最近这两代人中，或许洪谦和马元德这样的人能够成为自由主义者，可上天和社会除了才能外没有给他们任何足够的其它条件……。

2012-3-3德国•埃森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