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只要一英亩
我跟贝兰达要离开村子的那天早上,我尝试要求塔塔捐赠一块土地来盖学校。
“只要一英亩,”我用鲁克加语说。
“不。”塔塔在桌子对面瞪着我。
“你有这么多土地,”我说。贝兰达在卧室里收拾行李,而且她也不可能听懂我们的对话。“你有好几英亩的地根本没在用。”
我的“史旺科鲁”(爷爷)是个有钱人。虽然他有好几个太太跟许多小孩,但他还是帮忙出钱,让塔塔买了土地。
“我的地都要用来放牧,”他说。“我才不会让你在好好的草地上盖学校。”
“只要一英亩,”我说。“我只要这样而已。”
“你要付多少钱?”
“算了,”我说,我被他的自私态度激怒了。“我会想别的办法找土地。”
我站起来,走向卧室去帮忙贝兰达。
“不会有人免费给你土地的,”塔塔说,硬要说最后一句话吵赢我。他或许说得没错,但是我宁可跟陌生人买土地,也不要跟我自私的父亲买。
“你们在说什么?”贝兰达问。
“没什么。”我把注意力集中注在打包行李上,让自己的怒气消退。
到我们准备好离开时,整个奈卡叶兹已经传遍了我要盖一所学校的传闻。在我提着行李走出前门时,阿瑞奈威先生特地来到屋子前面。
“你好啊,威西格叶!”他说着,跟我握手。“我听说你要走了,特地来送你。”
我握了他的手,但没有微笑。妈妈跟我说过,阿瑞奈威先生跟另一个邻居,尼瓦玛亚先生,一直像两个闲着没事干的老太婆一样,不断散播谣言。阿瑞奈威先生跟大家说,我要盖一所学校,是为了竞选公职。尼瓦玛亚先生则坚持说我是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因为我太太要离开我了,我需要在乌干达找份工作。
“我今天走,”我说。
阿瑞奈威先生点头。“要跟你太太回美国?”
“是,”我说。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奈卡叶兹?”
“可能明年吧,”我说。
阿瑞奈威先生迟疑了一下。“我听说你要盖一间耶稣再临教会的学校。”
如果圣公会的一些教徒认定这可能建立的新学校只接受我所属的耶稣再临教会的教友,肯定会不高兴。这个地区还有其他教会设立的学校,但是大家都依据宗教信仰而划分界限。天主教徒不会把孩子送去圣公会的学校,而耶稣再临教会的教徒也不会把孩子送去天主教学校。我还没有完全计划好细节,但是我希望这所学校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超越这些隔阂。我绝对不会开办一所只招收耶稣再临教友的学校。
“我要办一所招收爱滋病孤儿的学校,”我说。
“孤儿,”他重复,眼神很茫然。我猜他正试图破解我叉开话题的回答,要想出我事实上在策划什么诡计。我点点头,继续往前走,把行李放进我们在坎帕拉租的休旅车里。
一个肩上架着锄头的男人走近。他露出少了一颗牙齿的笑容,我于是认出他是威巴兹,我小学时的老同学。
“你好,威西格叶,”他说。威巴兹是个头脑聪明的人,但是他对念书没有耐心。我念完中学,继续去念大学时,他已经结婚,有了小孩。
“你也好,威巴兹,”我说。
他耸耸肩。“日子不好过。大家都很辛苦。”
我可以从他褴褛的衣服看出他过得不好。我从剩下的钱里拿出一张两万先令的钞票,放到他手里。“拿去帮你家人买吃的吧。”
“你真是慷慨,”他说,低下了眼睛。“我要怎么报答你?”
“让孩子吃好一点,”我说。“还有,让他们上学。”
等到贝兰达跟我把行李都放进车里时,院子里已经挤满了来送我们的人。妈妈紧紧地拥抱我,祈祷上帝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塔塔一脸不悦地看着。我没有再提起土地的事。
当我们开到坎布佳,往下开下安纳谷时,我对于盖一所学校的想法已经开始有疑虑。或许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村里的人也不赞成我想做的事。或许只要扩大我原来就在做的事,尽量帮忙这附近最穷困的家庭就好。
“你好像很生气,”贝兰达说。
我们爬到了安纳谷的顶端,正开上通往鲁昆吉里的路。
我摇摇头。“我担心学校的事。”
“我以为我们已经决定了。”
“连我自己的父亲都不支持这个想法,”我说,然后跟她解释了塔塔拒绝给我们任何土地。“我们怎么可能盖得了一所学校?”
贝兰达鼓励地点头。“当你迟疑时,就想想那些站在你父母家门口的老奶奶们、叔叔伯伯哥哥们。想着他们带来的那些孩子。”
“我知道,但我真的很难想像──”
“那只山羊好漂亮,是吧?”贝兰达改变了话题。“你们叫山羊‘安布兹’,对吗?”
我心不在焉地点头。
“你看,”她说,“我已经学会好几个字了。”
我直视着前方,还在脑海中回想着我跟塔塔的争执。
“相信上帝,”贝兰达说,握住了我的手。“祂会指引你方向。”
我把休旅车靠向路边,让对向一辆载农作物的卡车先过。但是那卡车上没有载香蕉或甜瓜,而是载着一家人跟一具棺材。瘦削病。很快的,全国到处都会是孤儿。贝兰达说得没错。我必须相信上帝会指引我们。
在返回美国的长途飞行中,我们做好了计划。我再度对这个想法感到乐观。不管村民或我父亲怎么想,我们都要盖这所学校。我只需要筹到足够的钱。
当我开始在美国告诉朋友这个计划时,乐观的心情马上被泼了冷水。“大家都不敢把钱送去非洲,”好几个人跟我说。大家都担心贪污问题。每个人都会至少每周一次收到来自奈吉利亚的诈欺电子邮件,想用各种变化多端的方法骗钱。“大家会觉得你的学校也是诈骗伎俩。”
挫折感日夜萦绕不去。没有人会相信我。学校在哪里?那些孩子在哪里?我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看。
一个来自迦纳的移民朋友在听完我的解释后,摇了摇头。
“这里是美国,”他说。“你应该努力工作,买一辆好车,然后花钱把家人带到这里来。忘了你的家乡吧。”
其他人也说同样的话,叫我应该往前看,不要再回头。
在此同时,我们的公寓堆满了箱子,因为我们要在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找住的地方,准备搬家。
我每天的祷告成为对上帝不断的恳求。
“亲爱的主啊,请你指引我方向,”我恳求。一天下午,贝兰达发现我在客厅的一堆箱子中祷告。
“怎么了,威西?”她在地板上坐下来,一手搂住我。
“没人愿意给我们钱盖学校,”我说。
“那我们就自己盖?”她说。
“怎么盖?”
“用我们的积蓄。”
“但那是要用来买房子的。”
贝兰达叹了口气。“那些孩子需要学校,比我需要房子更迫切。”
“你确定?”
她点头。
我泪水盈眶。我娶了一个天使。这时候我非常肯定。
几天后,我在足球赛后走路回家,我来自澳洲的好朋友戴尔.凡恩(Dale VAl)注意到我心不在焉。
“嘿,老兄,”他说。“你今天心都在哪里?显然不在球场上。”戴尔跟我是在伍德兰(Woodland)的耶稣再临教会认识的,并且发现我们除了足球以外,还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来美国继续学业,都在这里遇到人生中的挚爱,而决定留下来。从那之后,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一起在一支足球队踢球。
“我在想搬家的事,”我说。“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朋友。我实在不期待再从头开始。我们得找个新的住处,在新的教会里安顿下来,认识新的朋友。”
“我听说印第安纳很棒,”戴尔说,“但是他们比较热中篮球,而不是足球。而且房价很便宜。你们可以用远低于这里的价钱,买到一间房子。”
“我们会租房子,”我说。
“喔。”戴尔显得有些惊讶。“我以为你跟贝兰达一直在存钱要买房子。”
“我跟贝兰达改变了计划,我们要在乌干达帮爱滋孤儿建一所学校。既然我们没办法筹到钱,只好自己来。”
“一所学校?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在我们从乌干达飞回来的路上。”我更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的计划。
戴尔笑起来。“这个想法太棒了,”他说。“算我一份。”
“真的?”
“当然。有何不可?”
“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这个计划行不通,很多计划都在第二年,甚至第一年就半途而废。他们还警告说,我们捐出去的钱会被盗用,或被随便乱用,结果什么东西不会盖起来。在非洲,这个疑虑是很合理的。很多事情都得靠贿赂政府官员才能成。”
“但是老兄,你清楚那里的体系。你比那些从外面去的老外有优势。”
“你说得没错,”我说,再度觉得有了点希望。
“没有国际组织帮忙你吗?”
“没有,”我说。“大型组织是看地点决定服务对象,而不是看需要,结果是城市跟小镇有社会服务,但乡村地区都被忽视。”
“没错,偏远地区总是最倒楣的。而且没有人愿意支持还没盖起来的学校,对吧?”
“对,”我说。
“你需要多少才能开始?”
我呆了一下,才明白他是在讲钱。
“我们得买土地,”我说。“然后我们会从小规模开始。先盖两间教室,安置一年级跟二年级。”
“老兄,洁辛跟我很乐意帮忙。等学校开始运作了,很多伙伴一定就会加入。”
感谢你,上帝,我想。
贝兰达的父母,厄妮丝汀跟威利,也支持这个计划。我对此并不意外。厄妮丝汀已经成为我在美国的第二个母亲,不管发生任何事,都会在旁边支持我。几周之后,他们还在他们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教会分享我们的想法。即使教会那时给我们的捐款还不能用来抵税,但还是承诺每个月捐助。
我们要盖学校了!
摘自《石头的代价:为我的村子盖一所学校》 脸谱 出版社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