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2月07日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横河，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重庆发生了什么事，王立军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这几天关于中国的新闻不少，被国际上高度关注的主要是藏人自焚抗议、军警镇压，还有就是乌坎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但是另外一条消息正在发酵当中，国内已经比较热了，国外媒体也开始跟进，那就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调任的消息。

王立军是否被贬了

关于王立军的调任已经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消息证实了，这点没有什么悬念，但是对于调任的原因分析起来却大有文章。一种是比较乐观的说法，就是说薄熙来可能十八大以后会入常，就是进入政治局常委，王立军作为他的主要助手，因为没有政府的管理经验，所以要到其它的部门去历练一下，积累经验，为进一步提升做准备。

为了让这个说法具有说服力，有的报导还悄悄把王立军主管的部门，说成是掌管经济，这个说法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和事实完全不符合。因为在新公布的副市长的排名当中，王立军主管的是文教科技，是最没有实权，最没有提拔机会的，在所有副市长的名列当中是排在最后的。排名在前面的按照这个实权的排列，依次序是常务副市长，然后是管工业和经济的，然后是新闻出版，再就是政法，再就是基本建设和外贸，连王立军一共是7个副市长。而从2010年开始他就是排名更靠前的主管政法的副市长，所以现在他的排名是往后排了，硬要说是让他积累经验的话，这个说法说不过去。

另外中共的系统持续十多年以来，一直把维稳看成是官员政绩最主要的部分，维稳也是中共目前最大的政治，因此维稳这条路本来就是中共官员升迁的一个捷径，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舍近求远。你像周永康本人，他就是当年江泽民为了加强迫害法轮功，而把他从四川省委书记这个位置上，跨行业、跨专业调到公安部当部长的，然后从公安部长又升到政法委副书记，进而取代罗干成为政法委书记。如果不是把他调任到公安系统去负责维稳的话，周永康很可能永远不能成为最有权力的政治局常委之一。

而在地方上，它的公安局长一般都是兼任当地的政法委书记，而从政法委书记到主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很多中共的主要官员是从这条路爬上去的，像广东的“政法王”陈绍基，就是这样的。也有可以转到其它的省直接去任省委书记，你像北京市原来的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强卫，就是在担任北京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的这个位置上，调任青海任省委书记的。很少看到政法系统的人需要调到一般的行政部门去升迁的这种例子。需要指出的呢，这些部门和这些部门的首脑都是迫害法轮功、迫害人权的主要执行者，都是血债累累的。你像陈绍基和强卫都是这样的，当然王立军也不例外，我们后面会专门讨论。这是比较有利于王立军本人的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相对就更可靠一些，就是说王立军可能是作为薄熙来打黑的替罪羊推出来的，这个是针对打黑的重庆模式的一部分。重庆的模式它是唱红和打黑，打黑就占了一半，对于这种重庆模式，来自社会和来自党政的高层都有很多不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表现形式就最终把王立军给弄下来了。有人分析就是对重庆打黑的这个实质，实际上是一个“黑打”这种做法，最终可能会无法控制，那么这种想法在高层和很多利益阶层引起了不安。

要知道这个唱红打黑是薄熙来在重庆发动的一场地方性的政治运动，这在中共的统治史上是很少见的。一开始是他企图从被流放到西南，被边缘化的这个角色，要重返政治中心所想出来的一个策略。后来，他的唱红比较能够得到高层某些人的拥护和支持，是因为中共有一部分人在最高层，他们在目前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很不利的情况下，需要寻找意识型态的合法性的根源，而病急乱投医，这些人是支持他的唱红的。

而打黑就有所不同了，因为打黑它还涉及到了另外一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涉及到对重庆前任市委书记的抹黑。你像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央的贺国强，都是原来从重庆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出去的，过分的打黑可能就牵涉到抹黑这些前任的重庆市委书记，另外这种黑打的方式它全面破坏了法治社会最基本的一个程序正义，尤其是后来曝光出来的李庄案，还有就是樊其杭被酷刑逼供的案件。这些案件在重庆的打黑过程当中的胡作非为，包括一些明显的在国内外高度关注下的酷刑逼供的案例，以及重庆把这些酷刑逼供和违法乱纪的行为过分的张扬，也使得一部分官场感到很不安。

虽然有很多重庆的政府和政法部门的人员参加打黑，但是一般人公认它是以薄熙来、王立军这条轴在运作的，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主要策划者，一个是主要执行者。把王立军调任很多人认为就是间接对重庆打黑的一种政治上的否定，这种说法是比较可靠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行为主要查处王立军的腐败。根据博讯网上披露，说是中纪委已经掌握了王立军主要涉嫌了三个方面的犯罪，一个就是在辽宁期间，对黑社会进行保护捞取好处。第二个就是在辽宁和重庆任职期间，通过控制公安设备、服装采购拿取回扣，仅仅在重庆3年说是警务设备采购涉及金额几百亿元，而由他的朋友控制回扣进入海外账户；另外还说，在重庆王立军要求所有的警察都穿西装，成本只有200元，要支付4千元。第三个就是王立军在大连和重庆这两个地方，都接受了朋友的房地产的好处等等。

这三条现在没有其它的途径可以核实，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它的可能性有多高。关于第一条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因为中国现在是警匪一家，这个是人人都知道的，王立军本人要是廉洁的话，他恐怕在那个位置上一天都待不住。不是说哪一个公安的官员不腐败，而是说人人腐败，只是说哪一个还没有被抓而已。因为人人腐败了，所以被抓就不可能是因为腐败被抓，而是因为在政治上失势被抓，或者是抓他政治上的小辫子，或者是要抓他的后台，把他给抓出来了，是这种情况。

关于第二条就很有意思了，因为现在网上流传了一份王立军的发明创造，大概是一个申请专利的表格，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大部分，是关于警服在内的警用装备，还有一些什么警灯啊、警车的配件等等这一方面的发明，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就很难想像公安局长整天忙不过来了，怎么会有时间去做那些发明，而且那些发明、那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已经是警用装备的生产厂家早就按照标准制造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对它进行改动，没有说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需要对这种通用的警用装备进行改进的。

如果那个表上列出来的是事实的话，如果说我们把指控他的警用装备的生产采购当中的腐败，和他所进行的这些发明创造的设计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是一条腐败的链，这样看起来的话就真的有点意思了。当然也有人说可能几百亿元这个数字太大，怀疑这个真实性。其实我们可以粗略的来估计一下，中国2011年全年的财政支出是10万9千亿元人民币，而维稳经费是六千多亿元，大概占了5.5%；重庆的财政支出在2011年是3千9百亿元，如果按照全国维稳经费的平均数5.5%的话，那么它的2011年的维稳就是两百多亿。而重庆官方资料公布它2011年的公共安全支出是32亿元，这个公共安全支出实际上就是维稳经费，加上王立军在重庆两会上宣布的，2011年一次性就有170亿的安全控制的投入，把这两笔加起来恰好也是200亿元，所以一年200亿元的维稳经费的支出，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估计。而在维稳整个系统当中，公安是个大头，这样的话3年警用装备的采购上百亿，就是3年维稳经费的1/6来投入公安装备的话，这个还不是完全离谱的假设。那么上百亿的公安采购费用，这里面贪腐的空间我们是可以想像有多大的。

至于里面说到的第三点，就是不用想像力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关于接受房地产的好处。当年公安部长陶驷驹就是一个榜样，他在任公安部长期间，说是亲自批准挪用公安部下属的经济实体的资金，从94年到97年用了大概5亿5千万元，在15个沿海的最发达的城市购买了320套豪华住宅和别墅，然后把这些别墅每栋以3千到5千元的价格卖给当时的国务院各部委领导、退休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家属子女。当然王立军本人没有资格，他的级别太低了，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贿赂，但是我们想说明的就是公安系统，通过房地产行贿受贿，它是有一个传统的，而且数量、牵涉到的价值非常高。

薄熙来政治命运和王立军打黑相连

说到这里我们想有人要整王立军，大概没有多大的疑问了，那问题是谁？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政法系统的元老要整他。这个说法来自于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他们得到的内部消息说，是乔石等等退休的政法界元老写信给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要求将王立军免职，理由是2009年重庆的一个军人哨兵被杀，抢走了步枪，这个案子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命案没有进展为理由，也就是案子没有破，以这个作为理由的。

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其它来源的支持，但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命案没有破只是一个借口，但还说得过去。如果说真的是因为重大命案和抢枪的案子不破，就要把公安局长免职的话，那么结果一定是全国的公安局长没有几个人还能留在位置上，而且一定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成倍成倍的增加，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把他免职的借口而已。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薄熙来和王立军翻脸了，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有，但是不一定很大。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就是王立军对薄熙来揭发。这个说法有几个版本，一个是博讯的消息来源，它说薄熙来知道王立军被中纪委调查以后，为了免于引火烧身，他提前和王立军划清界限；而王立军显然他在重庆的所有得罪人的做法，都是因为贯彻薄熙来的打黑，到这时候被薄熙来抛弃他就非常愤怒，因此在宣布对他免职公安局长，并进行调查的时候，他愤怒的说是拔枪以对，并且向政法委书记摔茶杯，然后他公开宣布要和薄熙来决裂，要曝光薄熙来和他的夫人的违法资料。

这个说法表明的是，王立军和薄熙来翻脸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中纪委要整王立军在先，薄熙来撇清关系在先，而王立军威胁揭发在后，所以不能说薄熙来想整王立军。还有一种说法就比较含糊了，说是王立军要揭发薄熙来，但是没有说明前后的关系。

上述这两种情况我认为都不能说明薄熙来本人要想整王立军，实际上他们都指向的是有人可能要藉整王立军去敲打薄熙来。理由很简单，王立军是薄熙来点名从辽宁调来的，因为要打黑，他打黑的目标就是重庆原来的公安系统，因此原来的公安系统不能够信任重用，必须从外地，特别是薄熙来自己最信得过的，他自己来自那个地方的，就是辽宁，从那里调他能够用得上的、信得过的亲信。所以把他调来重庆以后，重庆的打黑就是薄熙来和王立军合唱的一台戏。

他们两个是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薄熙来只要不打算政治上自杀，他就不会主动的去动王立军，因为整倒了王立军，重庆的打黑就没戏了，那么薄熙来自己也就没戏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真正打王立军的目标很可能指的是更上面的薄熙来。薄熙来最近讲话也说明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也就是地方党报华龙网–重庆日报，报导了薄熙来在全市宣传文化工作上的讲话，里头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就说“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里他没有说“出点事”是出什么事，但是对于一个自称说是他的重庆唱红打黑，9个常委当中有6个支持他的薄熙来来说的话，说“出点事”还真的不容易，很可能就是真的出事了，而且和王立军有关，也就是说和薄熙来有关。

另外你可以看到他在讲话当中，也确实显示出了底气不足，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对重庆的工作多数人是支持的，但也有少数人说三道四。”然后他说“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接着他就说“真正有思想深度和理论素养的人，也看不上他们那一套。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去年参加重庆红歌会时，也是兴致勃勃，可劲儿地鼓掌。”你看这个就是明显的底气不足了，你唱红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你唱的是代表反对美国为首的民主自由价值体系的中共的革命，你需要用美国政府的前国务卿来支持唱红的正确性吗？你不是明显的底气不足吗？所以重庆显然真的是出了问题了。

锦州公安局长和器官移植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王立军当的是什么教授？王立军跟其它的公安部门的公安局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是个教授。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年底，邮电大学的方滨兴，就是那个被网民痛恨、被扔鞋的那个“防火墙之父”，聘王立军为邮电大学的教授。那王立军他的履历里面，他就是当警察，当了二十多年警察，他除了警察这点知识以外，他还有什么知识和成就可以当教授的呢？

我们很难去找到他的那些发明创造究竟是什么，或者他的科学知识在哪里，我们从网上公布的那个长长的发明专利的名单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和警用的装备有关的一些小改进，这些小改进不是教授级的理论或者是发明创造，它是属于作坊工匠水平的那个东西，不可能为了这些东西去聘他。另外一部分，很少一部分是公安数据库方面的，比如在2004年在锦州搞的，叫作“社会信息举报方法和系统”；2009年在重庆搞的什么“报警信息揭露方法及系统”；2007年在锦州搞的“网吧远程监控系统”。

这些都是金盾工程当中的，而且金盾工程当中有现成的系统，各个省都在自己搞，中央一级的也有现成的系统，仅仅是参与搞了这种系统的话，离当邮电大学的教授还差很远，所以不明白他凭这点东西怎么可能被邮电大学聘为教授。当然也可能因为他的打黑出了名了，所以邮电大学要利用他政治上的名誉，因为邮电大学的校长本人就是防火墙的创始人，所以他对于公安系统所搞的这一套监控人民的系统很感兴趣，觉得他那个做的东西，值得在邮电大学当教授。这张名单我们暂时没办法去核实真伪，当然我们知道这不一定就是王立军一个人做出来的，因为在重庆打黑当中，本来就应该忙得不可开交的一个公安局长，能够忙里偷闲的去发明这么多专利产品，这个可信度就和中共省部级和中央的高官可以一边当省部级中央高官，一边读完在职博士一样的，整个都是一个天方夜谭。

其实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王立军的另外一个所谓“成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09年底曾经公布过一个证人，这个人是一个武警，目击一位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被杀害的证词，那么这是在沈阳发生的事情。而这个前武警的证人同时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就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这个证人他自己就参与过对几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这个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王立军本人尽管他没有相应的学历，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担任过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而他发表的论文也都是和一些法医、颅面鉴定有关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官方公布的王立军的简历当中，有一段和法医没有任何关系，却和器官移植有关，叫作“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实验研究”。

在这个报告当中，他就是一句话，但是我们可以查到更详细的描述。有一个基金会叫作“中国光华科研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曾经给王立军授过一个奖，叫作“光华创新奖”，在这个光华基金会的网页当中，详细的描述了为什么要给他评奖，理由是王立军和他的一个研究中心，叫作“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有两项研究成果值得给他颁奖。这两项成果之一，就是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更具体的是关于这项器官移植的报导当中说的，说是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研究的是什么呢？是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基础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说这就是在经过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和临床应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移植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这个话比较拗口，说明什么呢？就是他研究的是怎么样把器官摘除以后，保存的时间可以长一点，能够再去移植到需要器官的人身上。它这里提到了三个阶段的实验：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和临床应用，既然它把动物实验单独列出来了，它这里说的离体实验和临床应用显然指的就是人体实验了。一个公安局长怎么会去研究器官移植的保护液？王立军本人的讲话也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他谈到给他颁奖的这个中国光华科研基金会的人员，到课题研究的现场去见证器官受体移植，也就是说这个课题研究现场，就是摘取器官的现场。

那么这个现场是什么现场呢？在这里它说的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也就是说这个现场有几千次重复。这是个什么现场呢？王立军在感谢颁奖给他的这个讲话当中，他讲的是执行死刑的现场。他是这么描述的：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他还说这是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所以非常明确，这是从人身上摘下来的。

问题在哪里呢？作为一个锦州市公安局的局长，他只是辽宁省的一个地级市，这个市怎么会有几千个摘取器官的现场？国际人权组织估计，在中国大陆，一般的年份死刑执行数是2千例左右，而内部知情者估计最高可能上万，那是全国范围的，一个小小的锦州市，怎么会有几千个案例？如果我们结合上面那个武警证人目击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的话，我想听众朋友们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来。好，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横河评论》节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