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2月15日讯】举头三尺有神灵。我从上学之后到45岁之前40年,未曾相信这一说法。但是,看从晚清到民国初期培育的学人多数留守大陆的结局,越思索越相信。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1949年与妻子俞大絪拒绝蒋介石抢救他们去台湾,从香港回北京。文革时红卫兵相继折磨曾昭抡和俞大絪,两人相继被折磨死,曾氏文化香火熄灭。现在看来。曾昭抡两口子死亡是曾氏理学失传绝后的标志。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我看胡思杜与胡适这对子与父,使我想起爱因斯坦儿子与爱因斯坦,父亲20几岁就大红大紫,大儿子却不会过马路。
一代大师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据传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我看陈寅恪选择不如胡适,买错了留守大陆的期货。
丰子恺,漫画大师,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而遭迫害,1975年9月15日死亡。其《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言行兼备诡诈和凶残,超越人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与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我是从古典文学走入西方哲学和历史的,很长时间对古典文学甚至历史都处于冬眠状态,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刘盼遂从古典文学视角看毛泽东非贼,视蒋中正不正,看来是理学僵死之必然。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詹安泰跟刘盼遂一样,都不幸思想陷入明清理学僵死的沼泽,不辨正邪才被恶治。
吴宓,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虚心好学,文革时期在一次批斗会上已经72岁高龄,还被勒令下跪两个多小时。会后答问“身体可吃得消”,说“跪着比站着好些”。这真可谓明哲保身的高人,但又何尝不是为选择错误而受惩罚呢?
古人常说,人在做,天在看。这些国学或绘画大师的悲剧命运看来就是明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妻子和女儿也都自杀。我们可以说中共这是过河拆桥,也可以说萧光琰罪及全家。石油化学是西方事物,引入中国跟孙膑传兵法必定带来灾祸而受刑罚相类似。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1956年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为中共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计算机的“二进制”语言,就是《易经》太极(0、1)式阴阳话语,这种简明的进位话语在中国是“礼为教,和为贵”,在欧洲变异出“法为权,斗为乐”。引进如此技术的人很难寿终正寝。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30岁时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1976年51岁跳楼自杀。古代孙武、范蠡应天象而动,功成身退,生有美名和全身或荣华和富贵。周寿宪为毁宪政的中共红天效力,最后成为精神病人跳楼自杀,生无荣耀,死带罪名,这可谓邪道祸福完全颠倒。
虞光裕,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三个月后才到大陆。1956年主持研制大陆的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表面上看,这好似好人无好报,可如果虞光裕根本就是为中共服务而安排的卒子,过了河能好死吗?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文革时被逼交代“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钱晋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而是共产党的编外忠诚战士。中共承传共工氏“任智刑而强霸”的“乱天下”邪术,钱晋之罪和死是以奴隶之血祭红旗。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1952年回国,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博士成为饿死鬼,周身皮肉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和一副骨架。如此惨事既说明中共邪恶至极,也说明一个人选择根本错误的后果多么严重。
综上所述,无论学国学或搞艺术的人,或者西学或理工学者,既没成为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公社)人民(简称公民)的基督徒,又失去孔孟“克己复礼”的仁爱之心和“贫穷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三不”品格,配合中共诱骗大批留学的科学家回国,为中共极权专制的工业和科研卖力,最后卖的都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