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黑色的夏天(16)

（八）甘洛医院里的锇殍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我已经躺在一张旧木床上了。我的床边放着一个与床同样颜色的旧木柜，上面放着一些药瓶和一个碗，一股药棉酒精的味道扑进我的鼻孔。

我想辨明，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便努力地偏着头四处张望。恍恍惚惚地看到，头顶上灰色的屋顶，以及四周黄色的泥墙。这是一间放着四张小木床的屋子。四张床完全一样，床前各配一个小柜子。除了一张床空着，其余两张床上躺着两个像骷髅一样的病人。如果不是他们那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珠在转动，无异于两具僵尸。

此时，他们正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盯着我看，仿佛在说：“唉：这个人终于还是活过来了”！

邻床两位的床头各挂着一块木牌。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那木牌上写着“流汁”两个字。空着的那张木床上铺着棉絮和床单，床单上还沾着斑斑的血迹。是洗不净了？还是根本没有洗？我想，那张床上兴许刚刚抬下死了的人。

空气显得特别沉闷，光线也特别灰暗。墙上只开着的一个小孔，病房内照明不足。我想挣扎着坐起身来，却全身不听使唤。我努力回忆昏迷之前发生的事，忽然看到我穿的那条满是泥和血的裤子换上了一条满是铺钉的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印有“病号”字样的兰色条纹上衣，手臂上还有两处没有补好的洞。

良久，我的脑子又是一片空白。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穿旧白大褂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摸着我的“脉”，从木箱里取出温度计，塞进我的嘴中。他又看了看我的伤痕累累的手臂、肩膀、背部的胸部，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的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又一个年轻人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摆着三个小碗盛着豆桨，是我和邻床三个人的早餐，每人一小碗。

到甘洛农场整整七个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豆桨，肚子里便感到非常饥饿。便在那送豆桨的小伙子帮助下，含着一根麦管吸完了那碗豆桨。而我的邻床，却只呷了两口，便喝不下去了。

不一会，那位送豆浆来的小伙子，端着一个盅子，倒走了那两碗剩下的豆浆。我立刻想到两年前在孙家花园监狱医院的情形。“我现在是躺在犯人医院里了么”？我望着那两个僵尸般的人，看到他们想喝豆桨却喝不下去的样子，一定是离死不远了。

果然我是被送到了甘洛农场的医院来了。三天以后，先我进来的两位不知姓名的骷髅架，先后都被抬去了“太平间”。

进入西西卡七个月来，甘洛农场从各个中队陆续因中毒、水肿破了腹水，被各种原因打得半死而送到这里来的人，仅西西卡就有上百人，他们几乎无一生还。我来三天了，仍没有力气说话。就连刚刚抬到太平间的两位病友，都不曾交谈一句。所以，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何方人士？家庭状况怎样？

唉！这儿算是设在甘洛农场的最后一道鬼门关，我是因重伤昏迷而送到了这里来的。因为我失去了任何知觉，所以全无恐怖感。说也奇怪，经过一个星期，我从半昏迷状态渐渐苏醒过来了。

十天后，那被绳子勒伤的地方都结上了疤，四肢也渐渐可以动弹。不但可以坐起身来，还能下铺站立和小步走动。唯有那一夜被毒蚊叮咬的地方，留下了一片片黑色的斑点。

那天晚上，我昏迷了十几个小时一直还没有弄清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伤口感染还是失血太多？是因为毒蚊在我的血液里注入了大量的毒液还是身体休克虚脱？那晚上我被毒蚊饱食了一顿，想来我的前辈子，一定杀死过很多很多的蚊子，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凶狠地咬我。

就这样，在内饿外伤的夹攻下，在如此简陋的“护理”条件下，我竟奇迹般的硬挺过来了。想来，阎王爷翻过我的生死薄，上面定是写着：“此人阳寿未尽，逐出鬼门关。”

两具骷髅被抬进太平间不久，病房里的三个床位上，又填进了三个新来的人。等我神志渐渐清醒，能坐立和说话后，其中一位向我主动说道：“你的伤势不轻啊。”他说：“你就是孔令平吗？这几天医生考你的体温都是40℃上下。不过看护喂你时，你还能进食，吃了以后又昏睡，现在你好些了吗”？他还告诉我，我被送到这里以后，昏睡了整整五天。

我感到奇怪，我跟他素不相识，他怎会知道我的名字？他指了指挂在我床前的那块硬纸牌，那上面不仅写明“流汁”字样，还写着我的名字。

新来的三个人是从斯足中队送过来的危重病人。这个年代，水肿从脚上开始，向上延伸。一旦过了腹部，肿得透亮的部分便开始破皮。积存在皮下的黄水，便从破皮的地方流出来，带着腥臭。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死定了，这就是当年饿死的人死亡的全过程。

这新来的三个人中，两个人已开始破皮流黄水了。与我说话的那一位姓龙，腹部已肿得透亮，只是还没有破皮。他的行动已非常不便，站起来都很困难，常常坐在床边，脸肿得像胖官。交谈中，他还道出了雅安抢馒头的故事。

原来他也是同一批人中的一员，雅安抢馒头事件中，为首的人物几乎都集中于斯足中队。所以斯足是当时甘洛农场有名的“抗暴”中心。

这位姓龙的人告诉我，他们的队长和干事经常提到孔令平的名字，说：“在西西卡，像孔令平这样的反改造份子，捆起来以后，只会在黄桷树下学老鸦叫。现在还不是要规规矩矩的听从管教和干事的指挥，最近收敛多了，不敢再耍死狗了。”

斯足的情况与西西卡一样，同难们把坐在工地上“耍死狗”，当成普遍的反抗手段。每天，武装人员都要从监房里把不出工的人硬拖上工地。

场部管教科为了镇压这一潮流的漫延，组织了工作组，照样是用吊打来对付抗工的人们。无奈水肿和饿死的人像瘟疫一样流行，短短七个月中，斯足中队约有一半人到天堂去了。

有一次趁到甘洛农场粮仓运米，一下子就跑了七个人，只抓回了两人，其余五人下落不明。不知是死在深山老林里，还是逃出了虎口……

在我能下床的第三天，从斯足来的邻床也破了腹水。两个病人陆陆续续的抬到了太平间里。剩下的这位姓龙的也奄奄一息，轮到我来给他送水倒尿了。第二天，两个死去的病床上，又抬进来了新的水肿病患者。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上苍对我网开一面，特意垂怜，在医院住了十来天后，我已能缓慢的走出病房，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了。

听护理人员介绍，这里原是公社的赤脚医生点，半年前刚建立起来的甘洛农场接收了它的场地，正式更名为甘洛农场医院。

虽叫医院，但除了有些常规的药物，和几十个床铺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病人在这里，基本上是靠自身的抵抗力自生自灭。

送到这里来的人，大半成为孤魂野鬼。当我在这里住到第十八个晚上，护士喊我的名字，通知我出院，返回西西卡。

我的邻床向我道贺，他向我伸出肿得像馒头一样的手，向我挥手致别。悲伤的说到：“我还真想有机会活下来，看看这世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握着他的手回答到：“会的，我们一定还会见面，你们多多保重。”可眼里却忍不住掉下眼泪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