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11月02日讯】一个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能让农民们自觉地感到这样的亲近和依恋，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梁家河的农村生活，对习近平的一生可谓意味深长，那群人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七年知青生活的烙印

2012年7月9日《济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媒体盘点政治局委员知青生活：带书下乡 不忘学习》，里面这样写道：梁家河村40岁以上的村民至今还记得，那年隆冬，公社通知说，上面派来15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派人接走。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就拥进了公社大院。

交接的场面远没有社员们想像的那么热闹——公社已经把知青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给自己的人，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个后生，平时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的沉，他嘴里嘀咕说，这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当时，这批知青的年龄大多十六、七岁，习近平更小，还不到16岁。这15个孩子中间，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习近平的又一评价。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队长石春阳这样回忆说。

底层生活的收获：实际与自信心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的故事，有网民贴出习近平在书中“自述”的全文，习写道：“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延安市东北方向一个叫文安驿的小镇，文安驿往南，沿着一条新建的柏油路向山里走几公里就到了梁家河村，习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本应最美好、但实际上最苦最艰难的日子。他和农民一起睡土炕，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啃着窝窝头，不过在其官方回忆中，他只是含蓄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不到一年，来梁家河村插队的知青们都回去了，只剩下习一人，老百姓也真正信任这位小伙子了，晚上络绎不绝地来侃大山，能侃什么呢？绝不可能是政治教条，对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什么最能吸引他呢？习当然不会写明，但习说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群众”，其实就是那些后来被他夫人彭丽媛高调提倡的“本土文化”的真实故事写生。

后来有人说习近平信佛，可以推断，习可能就是在农村的日子里建立了“相信佛家超自然力量”的理念，在中国偏远农村那种传统文化氛围里，是真正能学到“真实”的自然大学。

十多位村民徒步送他到了县城

当时习近平与村民的感情超出了一般的交往，到习近平1975年秋天被推荐读清华大学要离开时，有十几个村民硬是要步行60华里（约30公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村民们第一次照相，花了五元五角钱。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一个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能让农民们自觉地感到这样的亲近和依恋，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梁家河的农村生活，对习近平的一生可谓意味深长：那群人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也足令他成为被当今的天象警示在执政心理上冲击最大的人物。

习近平是如何走进清华大学的，他这样回忆说：“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渴望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

“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习近平反感电视剧《知青》

对于《济南日报》这篇《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习近平看了很不高兴，当时大陆电视台还在播放50集电视据《知青》，不光很多当年的老知青呼吁停播，习近平本人也非常反感此剧。

中共建政后， 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边远农村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特别是毛泽东利用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之后，他发现学生没有利用价值了，1966年高考已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上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于是在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据官方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

中央电视台播出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后，引起众多大陆观众的强烈反感和怒火，恶评如潮。网上有一篇《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文章，作者耶子用自己亲身经历来对照他在《知青》中看到的种种虚假。例如，“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他以前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2团六连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三口井，每口井都至少30~40米深，水桶是用铁轳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40多度太冷，铁轳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黏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深的井，经常有知青在挖井时滑入井中摔死”。

据说，1974至1979年有2万5690知青死亡，其中60％是非正常死亡。

耶子对知青的劳动记忆更是苦不堪言：“麦收时常常48小时连续工作，期间最少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那时最常使用的词），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那呜呜的声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是蚊子的叫声）。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

很多知青认为，当年的知青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女知青的血和泪，而《知青》这部电视剧美化文革，“把狗屎当香料”，很多民众强烈要求央视立即停播该剧，并检讨对文革的立场。

为官之道：小火与温水

1975年10月，习近平从延安梁家河党支部书记的干部身份，变成了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他学的是化学工程系的基本有机合成专业，1979年4月毕业后，习近平进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耿飙的秘书。正是这段军旅生涯，让习近平跟军队有了不解之缘。

1982年，习近平主动下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一年后升任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队第一政委等职。1985年，在胡耀邦的提携下，习近平被调到福建省当厦门市副市长，三年后任福建宁德地区党委书记，1990年升为福州市委书记，以后他在福建省和浙江省担任一把手。

《中华儿女》2000年第七期介绍了习近平的从政之路。习近平说他拒绝了上百次的采访要求，“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

采访中，习近平谈了他在福建宁德的感受。

“我当时去的背景是这样的，我在厦门任了三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省委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

“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我并没有打算很早离开闽东。在闽东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闽东干了两年，省委又调我到福州来工作。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团结的力量

人们对习近平的评价都说他很会“团结人”，“人缘好”，不过，这方面他也是走过弯路的。他说：“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

“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待续）◇

本文转自第298期【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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