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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6年：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的兴盛
世界各国移植的数量在1999-2009十年间基本都是比较稳定的。加拿大从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大概是从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国的移植数量从1997到2008年是从2万例增加到2万7千例。中国在稳定了几年以后（1997-2002），突然大幅度增长，然后在外界质疑活摘器官之后，又突然下降，这种现象不符合世界器官移植发展的正常过程。
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也就是说，正因为等待时间短，器官质量高，才造成了大陆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而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消失。
2003-2006年，中国出现了器官移植史上绝无仅有的市场，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供出口的高质量器官，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这些“中国特色”现象同时出现，其原因是中共通过军方和国际机器主导的集中营、中心配型、大规模活摘的运作模式运营，活摘器官从零星个案为主进入了规模化，产业化。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特征之一：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一个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美国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天壤之别，可以说是创造了器官移植历史上的一个特大意外。意外的等待时间，就意味着有意外的大量器官来源。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特征之二：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特征之三：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昂贵的费用使得病患的主要来源是有钱人阶层，局限于一个特定群体：海外的病人（流行一时的“器官移植旅游热”），大陆有钱的生意人、明星和中共官员，少数倾家荡产的普通病人。
特征之四：小市场中的大市场：尽管高昂的费用，病人来源的局限，但2003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是大幅上升的，每年突然增加了5千到1万例甚至更多的器官移植。
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供体短缺现象要比美国等移植大国严重得多。但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了一个供体丰富，吸引国际病患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作器官移植旅游的世界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在2004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自豪地说，“中国的供体短缺其实比国外好了太多”。
特征之五：国产的器官，出口的质量：中国这个阶段的移植市场有很多反常的现象，除了上面提到的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面向特定的小群体，数量规模反而大增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器官数量的增加并不是靠牺牲器官质量换来的。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器官供体质量非常好。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在其网站上的“问答”中，对于质量问题，是这么说的：“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进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活体，成为招揽海外病人的重要广告。
海外的独立调查机构曾以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身份打电话到中国大陆的移植医院，询问器官情况，得到的答复大都是“供体是健康的”、“一般在30岁”、“保证质量是最好的”等等。
特征之六：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消失。
器官来源一般来说比较稳定，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器官在十几年中没有太大的增幅，当然更没有突然的下降。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
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中共一方面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加快了对器官市场的整顿，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移植医院实行准入资格，600多家医院中，只有160多家医院获得资质。
2007年5月，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对《科学时报》的记者说：“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完成了近2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2007年1～5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问题仍然是供体短缺。”
《南方周末》2007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更是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文章称，“做移植手术的大夫抱怨供体突然短缺了。”“朱志军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楼办公室里，朱志军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对记者说，从新年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术。而在2006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记录。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成为全球器官移植中心
中共通过行政、经济、政策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鼓励移植，同时通过几个主要中心用英文对全世界进行广告，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换脏器，不但收入大大超过国内患者，而且病人术后回国，更能掩人耳目，同时缓解对全国医疗系统术后护理的压力。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11月，《财经》记者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采访器官移植国际大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会上展示了很多发布于网络、名为“旅游”实为器官移植的非法广告，这些所谓“旅游”的目的地正是中国。一些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对器官移植公开明码标价，有的甚至在境外设立专门的联络点。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2008年10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印证，中国是“器官移植旅游者”的首选目的地：一部分美国患者在其他国家接受移植后，会因为种种原因到该医学院继续接受治疗。而这些患者中，近一半是在中国完成的移植。
接受肝或肾移植的病人健康程度都很差，术后却需要大量免疫抑制药物来预防对外来器官的排斥反应，这样使得病人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不时就出现健康问题，甚至严重的突发事件，比如感染、大出血、高钾血症、呼吸衰竭、心功能失常等等。手术本身的工作量比起术后的工作量是一比十左右。
因为中国医疗水平问题，器官移植术后并发症大大超出国际水平，以肝移植为例，因为术后护理不佳，预后很差，移植后生存半年以上者仅六例，生存最长时间为264天，因此，中国从1983－1990年全国肝移植完全停止，7年内全国没有开展一例肝移植手术。
近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省市均已开展肝移植手术，然而却留下不少的后遗症。在江苏召开的国际肝病研讨会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一家医院做的90例肝移植手术中，3个月内死亡的有18例，存活超过3个月伴有胆道并发症的占了37%。据了解，目前绝大部分开展肝移植手术的中小医院，均从大医院请专家主刀，待完成开展肝移植手术的宣传后，却很少也没有能力去考虑患者术后的情况。”
至少7名日本病人于2004年初至2006年2月间在上海、沈阳及长沙接受移植手后死亡。在日本厚生省调查七人赴中国移植器官病逝事件之际，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引述报告指出，多名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后病逝当地，或是回国后因并发症死亡。
据《朝鲜日报》报导，2004年，韩国移植外科学术界对236名赴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高。胆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达到32%，而韩国国内移植手术的该并发症发生率仅为3%左右。
因此，中国大陆的移植界只是从移植手术本身获利，没有更大的压力，才能进行大规模商业性对外移植。这也是从2001年以来，中共可以开放器官市场，引诱大量外国人到中国换器官的原因，因为他们会回到本国进行术后护理。
2001年中国大陆已经登记器官移植的单位（医院）106个，2004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官移植的医院约360家，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而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医院不过100家，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
从韩国乘飞机只需1小时30分即可到达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5年，360多名韩国人在此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占移植手术40%左右。
北京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代理人金云东（音译）披露：“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产业业务的突飞猛进，“器官移植旅游”是重要的助推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最初是一些港台的病人慕名而来，接着外国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一些经商的中东人找到了医院，后来就像滚雪球，越来越多。”
《生活文摘报》2006年3月3日第六版报导“中国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文中说，众多需要移植器官的国际患者的人数，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激增。该医院从2002年开始收韩国患者，到现在有500多人。另外，该医院还收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做移植手术。公开数字显示，至2004年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计实施1500例肝移植，近800例肾移植，同时还实施角膜移植。
据《朝鲜日报》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4年12月曾在一周内完成44例肝移植手术，以每周5天工作日算，日均实施8.8例肝移植手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说，2005年12月16日，该中心实施肝移植手术597例，而到12月30日，就达650例；两个星期内作了53例。据称2004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实施的肝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其他外国人占16%。
而据接受移植的家属讲，他们打听到“捐献人”的年龄大部分在20-30多岁之间（其实从中国现状看，这也像广告词一样，值得怀疑），而确切身份，则更无从知晓。
日本媒体报导，2004年至2005年期间，共180名日本人在中国进行肝脏及肾脏移植手术。而另一报导则称自2004年以来，仅仅一个中间人就介绍了100多个日本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一趋势还在发展。
而据日本共同社报导，从2007年中国禁止向外国人移植器官以来，至少有17名曰本人通过旅游方式在广州接受了肾脏、肝脏的移植手术。报导中称，这17名日本患者年龄在50～65岁，在中国接受的手术多数为肾脏移植，一部分是肝脏移植。这些日本患者在中国大约停留了20天，并在广州市的医院接受了移植手术。每个患者的移植费用大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这其中包括向医院和医生支付的手术费、行程费用和在中国期间的开销。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长野津志采访了一名曾在中国广州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患者，这名患者目前已经康复。他的手术时间是2007年8月，当时，中国已经在原则上禁止了向外国人移植器官。长野津志在《朝日新闻》的报导中写道：这名40多岁的患者表示，他向日本当地这个非营利机构支付了1000万日元（现约合70万元左右人民币）用于该机构为他安排手术。为了不让事情暴露，日本患者应中国院方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此外这名患者还记住了给他做手术的中国医生的名字。
《焦点日本》的一名记者大卫•迈克尼尔在2006年就关注到了日本人通过当地中介在海外做器官移植的问题，他对此事以及相关的器官黑市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他讲述了在中国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人上智一郎的经历。上智一郎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肾源做手术，然而等待却没有任何结果。绝望之下，上智一郎只好从网络上寻找传言中的买卖肾源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上智一郎惊讶地发现这件事竟然是那么简单！通过网络，他与一名在中国的日本器官“经纪人”取得了联系，在双方沟通了仅十天之后，上智一郎就躺在了中国上海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了移植一个肾。这样的速度让他自己也十分吃惊。
台湾联合报消息，一位不愿具名的肝脏专科医师表示，近几年确实有很多美国本地病人去中国大陆等地换肾、换肝，甚至台湾许多重病病患就近到大陆进行手术，这似乎成为病人间的“默契”，亲戚、朋友间相互介绍，有一定的联系管道，至于详细情况、器官源等都三缄其口，甚至不愿多谈。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每年以色列30例心脏移植手术中，有10例是在中国进行的；在过去五年间，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
在各国器官移植捐赠供需失衡下，许多病患者寻求海外器官移植的机会，世界各地的患者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国大陆已成全球新兴的器官移植中心。
马来西亚医师Chazali Ahmad在《国有器官》（State Organs）一书中讲述其亲身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来西亚病人因等待时间长，到印度进行器官买卖移植，印度的穷人迫于生活所需，多半在活着的时候就会出卖自己的器官。1993年，印度政府尝试以法律规范约束器官买卖，此后马来西亚病人转而到广州进行移植。他们带回马来西亚的是中国移植中心出具的医疗总结，总结中报告器官移植、术式和所用免疫抑制剂。
2006年后，所有从中国接受移植的马来西亚病人不再得到医疗总结，使得马来西亚医生术后护理难度大增，这也是中共掩盖活摘器官的手段之一。（待续）
——转自《明慧网》
（责任编辑：简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