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1月21日讯】中共高层的内部倾轧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步入2012年，世界多个国家像美国等将迎来大选，大陆对岸的台湾总统选战刚刚结束。中共下半年召开18大，换届更新班子，由于比较引人注目，所以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写了许多分析文章。我们也就这个热门话题，谈点个人浅见。

一，中共内部斗争的必然性

有人的地方可能就有矛盾和争斗，这是无疑义的。但中共还不一样，除了它把全体人民当作斗争对像外，其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也经常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对中共而言，所谓斗争并没什么原则、规则可讲，没有斗争底线的约束，也不是以前宣讲的什么立场、观点、思想、路线的分歧，它完全是为了争夺核心权力而进行的争斗，最后的结局就是胜者王败者寇。

比如林彪这个人物，九一三之前被封为“常胜将军”、“副统帅”、“接班人”，往后就是“叛党叛国投敌”、“林秃子”，与被批被贬的“孔老二”并列；刘少奇更是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中共多任总书记基本上都遭受类似的命运。

中共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习惯于把人类的历史解读为阶级斗争史，因此中共的历史不能不表现为一部典型的斗争史。它有三个阶段：
（1）过去战争年代为夺取政权而斗；
（2）和平时期为巩固政权而斗；
（3）今天危机时期为免于倒台免于被清算而斗。

从这三阶段可以看出，为争夺政权的“权斗”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共的历史过程中，生命不息斗争不止。虽然它也标榜“团结—批评—团结”，但团结是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即“以斗争求团结”，斗争在中共那里是绝对性的、无条件的。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体现了中共极端暴戾的一面。

决定中共斗争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它有一个与“谎言基因”相匹配的“斗争基因”，乃先天而生，后天膨胀，所以才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乐此不疲；二是它有一套系统的“暴力哲学”（斗争哲学）作理论指导。

二，怎样判断中共两派的争夺

文革中，中共毛氏头子就以肯定的语气讲“党中有党派中有派”，中共习惯于区别敌友，搞所谓统战，擅于划分阶级，将人分左中右，分三六九等，为的什么？说白了就是出自于拉帮结伙斗争的需要。所以，如同像过去批判“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一样，中共内部存在结党营私现象就一点不奇怪了。

以前与现在，中共都有左派、右派，有开明派、保守派，有改革派、毛左派，有精英派、元老派，今天官场上有团派、太子党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客观存在。它们彼此有妥协，也有斗争，有时斗争还比较激烈。

比如，以前江胡斗，眼下团派与太子党。围绕18大上位和地方大员任免调动，肯定有的一争。对这个问题，应怎样看？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至少两点是不能不看的，它是我们判断的几点：
（1）有无是非之争？
（2）着眼点放在何处？是立足于“争”还是“和”？其比例各占多大？

中共党内有无是非之争？当然我们不能说一点没有，比如六四时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因不同意镇压学生而下台。但这只是极少数的个别现象，因为不管这个人品行再好、表现得如何亲民，他都要受制于中共的制度本身，一般人很难从中完全跳出来。这个邪恶的制度制约了、决定了一切。俗语“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体制内的人很难放下既得利益，很难摆脱组织、制度的羁绊洗刷清白自己。即使赵紫阳本人也只在如何对待学生问题上与其它人不一样，他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共和共产制度，并给以彻底否定。

从中可见，中共党争很难体现是非善恶。这是我们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一般人大都将中共内部纷争看做主流、主要，妥协性的一面看得较少。这里固然不能说成错误，但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气候下，“和”与“斗”所占比显然是不相同的。

今天，中共是处在全面的危机当中，内外交困，困兽犹斗。18大换届，有争夺有争斗更有各派间的相互妥协，这样才能达成“分赃”。中共是个整体，其斗争哲学中高举的“斗争”大旗，主要还是把矛头指向全体人民，这是中共的邪教本性决定的，是其反人类、反社会、反人民的体现。目前中国人民的不断觉醒，各种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等此起彼伏，使中共已经处于全民的包围中。

面对如此严厉局势，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共只能是像历史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应对危亡。这是我们的第二点判断。夸大内斗，将中共看做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是非常有害的。

三，中共内部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人物？

前苏联的一夜之间解体，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中共内部会不会在今后出现类似的情况？

苏共与中共同为共产制度，虽有共性但中共毕竟不同，国情也有较大差异。人口及素质、经济状况、所处国际环境等双方相距较远。苏共的残暴在斯大林时代最为明显，而且“冷战”的背景使得苏共“外向”特点比较突出。

中共无论怎么强大，总是“关起门来对内”，外战几无作为。中共的反人民与人民为敌是苏共无法比拟的，其邪恶程度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之大全。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戈氏、叶氏那样的人物是比较困难的。

从中共历史演义中，你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共政权中有一些开明之士，像胡耀邦、赵紫阳，这类人在中共官场上的确难得，虽在体制内但又有很大程度上不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挺高。但最后都败在中共特色的制度脚下。

这种带有中共特色的共产制度，呈现出一系列如残忍暴虐、毫无人性（兽性）、欺世谎言、党国一家等极端变异的特征，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将邪恶完全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一切暴行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隐晦遮掩。整体邪到如此程度，要想一下子钻出一个戈氏那样的人是不易想像的。

还有一点，就是中共有一套堪称完备的自我调节的危机应对机制，使得它能够在巨大危机关头，屡屡施展金蝉脱壳之术逃之夭夭。过去中共搞夺权革命时期以及和平建设时期，曾经遭遇过多次灭顶之灾，如1927年“清共”、长征溃败、大跃进饿死人、文革、六四，但最后都侥幸避免垮台灭亡之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曾标榜的“乱中取胜”（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大治）不是没有它的一定之理，况且中共又是以不择手段、手段残忍和惯于撒谎欺骗着称。

我们可以静观中共的内斗，乐于坐望其内部的反对派、开明派、亲民派，但切忌抱什么幻想。有的人表现出一定的亲民和亲和力，但我们更要看到中共是一个整体，更要看到中共的邪教本性，这个本性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变。要和平解体中共，还得有赖于亿万中国人民的觉悟，这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