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1月20日讯】“乌坎事件”的“阶段性胜利”，向世人显示，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方式，在今日依然有强大功能，并且大有可为。

千百年里最基本的乡村自治方式

2011年岁末，发生在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的“乌坎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事件从9月爆发，至年底暂时平息。经过政府与村民代表的谈判，村民的基本条件虽未完全满足，在看守所中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锦波遗体亦未归还，用村民领袖林祖銮话来说，只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政府至少公开承认乌坎村民自选临时理事会合法。中共建政后，“民”与“官”斗的结果总是民败官胜，因此政府承认乌坎村民自选的临时理事会合法这件事，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乌坎村3个多月中没有“党的领导”，由村民临时理事会自行管理，被称为“1949年后第一个实现了村民自治的村庄”，其管理、组织和动员能力令人瞩目。但是，也有人认为，乌坎村具有宗族势力强大等特殊性，其经验未必适用于其他地区。

“乌坎事件”确有其特殊性，但其特殊在于得“地利”之便。乌坎靠近香港，容易得到媒体关注，但乌坎的自治形式，其实并不特殊，以宗族为基础的自治，恰是千百年里中国最普遍、最基本的乡村自治方式。

在网上浏览“乌坎事件”的图片，最吸引我的是一张乌坎村民在本村戏台下集会的照片（见图）。这是一座传统寺庙式建筑，前方有一片空地。可以想见，这座建筑有多重功能，其中之一是村民集体活动的地点，即所谓“公共空间”。其实，1949年之前，类似的建筑遍布中国乡村，凡略具规模的村落，都有类似的“公共空间”。它们是道观、寺庙、祠堂，或许仅是一座小土地庙，甚至村头“神树”下供人烧香上供的小片空地。这些建筑代表共同祖先和共同信仰，围绕二者通常会形成某种会、社一类的民间团体。这些团体出面组织各种活动，有的还有权代表全村与政府或邻村协商事关本村利益的公共事务。类似乌坎村民代表林祖銮这样的人物，属于曾经存在的乡绅阶层。这些人是政府与村落之间的沟通者和协调人，受到地方上普遍的尊重和信赖。

这样的乡村自治，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直到中共以“土地改革”的名义，将之彻底摧毁，并将整个乡绅阶层肉体消灭，以实现党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谢幼田先生所着《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对此有详尽描述。

乌坎村民用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

但是，乡村自治毕竟在中国有悠久历史，虽然被暴力摧毁，但并未完全消灭。记得在文革高峰期间，我在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山中小村里经历过一个奇特的乡土节庆。那是个同一姓氏村子组成的生产队，“破四旧”后，祠堂荒废了，土地庙被砸了，家谱和族谱用来当村里代销点的包装纸。可是，春种结束后，生产队里宰了一头猪，在打谷场一角支起大铁锅煮肉，全村男女老少热热闹闹，男人女人忙碌了一整天，最后，全村老少端着碗，排队走到大铁锅边，每人分得一份。全过程中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都不出面，公社也假装不知道，一切由村民自己组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习俗，叫做“青苗祭”。

除了组织方式，乡村社会也有流传久远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前些年回国曾参观一个古村，村口牌坊边的墙上，还嵌着清道光年间刻制的“乡规民约”。村长搬出当年偷偷保存下来的族谱，带我去看昔日村里的学馆，然后陪我去参观新修的祠堂。祠堂正中供奉村民共同的祖先牌位，两边墙上贴着本族历代“贤人榜”，以励后生。可以想见，重修祠堂、选择“贤人”，以及每年的祭祖活动，都由村民自行筹款，自行组织，祠堂的管理和维修也由村民自行处理，无须政府出面，也不需政府插手。这些都说明，乡村自治的基本因素仍然保留着，只要政府的控制稍有松动，即会浮出水面。
乌坎村抗议的方式得到外界众口一词的称赞，被认为是近年来组织得最成功的一次，关注者和支持者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津津乐道。而其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传统的回归”。传统乡村社会里，从主持一个家庭的分家，到几个村子共同举办神灵巡游或祭奠，乃至组织用来自卫的民间武装，都有长久的历史。如何与“官府”打交道，有千百年自治经历的村落，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人说乌坎村民游行时举着的竖长方形标语，整齐简略，诉求一目了然，殊不知在传统的“神灵出巡”之类仪式中，这是常见的形式，乌坎村民只不过用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乌坎事件”让我们有“惊艳”之感，实在是因为我们对中共建政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了解太少。1949年之后因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历史，让我们相信以前的乡村是一盘散沙，离开共产党，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

乌坎亮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乌坎事件”中的一个亮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乌坎毕竟是21世纪的乌坎，村里的年轻一代是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他们懂得利用现代科技，也懂得利用媒体。他们通过QQ、推特、微博等社交网络，迅速传播信息，放大效应，寻求外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地将事件的由来、村民的诉求等传到外界，争取到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方面因循过时的思维方式，采用“武警围村”、逮捕和虐杀村民领袖的暴力方式来实施社会控制，在世界面前显得十分愚蠢恶劣，因而处处被动，最后不得不派出工作组，和平解决问题，以维护“和平崛起”的形象。
“乌坎事件”的“阶段性胜利”，一方面向世人显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走向民主的道路是何等艰钜，每往前挪上一小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另一方面也证明，传统的乡村自治方式，在今日依然有强大功能，并且大有可为。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