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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今日 】台湾民主开创者蒋经国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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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1月13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万平综合报导)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遗留下的总统任期,在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监誓下,由副总统李登辉依宣誓继任,从此台湾正式踏出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蒋经国于1978年—1988年期间担任中华民国第六、第七任总统,并在逝世前结束台湾的戒严时期。1985年8月16日,他透过美国《时代杂志》专访,表示自己心在台湾,已是台湾人,总统依中华民国宪法选举产生,同时表示“从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继任总统”,在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也重申“蒋家人既不能,也不会主政”。

1961年5月28日,蒋经国在写给陈立夫的信中,透露出对政治的厌烦:如非老父在堂,国家多难,本身有罪,则早已一走了之,不知何日方能离开此一非心之所愿的政治生活。

开启台湾民主之路

1987年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开放台湾外省籍(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大陆人士)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1988年开放报禁。这些改革措施,开启日后台湾的民主化浪潮。

当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时任国策顾问的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在苏联成长历程

蒋经国1910年4月13日出生于浙江奉化,生母为蒋中正原配妻子毛福梅。他于15岁(1925年)时,留学苏联。1927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又就读列宁格勒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国共关系恶化后,遭斯大林(史达林)扣押当人质;1932年时,被下放至西伯利亚,1933年被转往一间重机械厂工作,翌年被提升为副厂长,并结识了女工白俄罗斯小姐芬娜(后改名蒋方良),1935年3月结婚。

蒋经国自述被下放后,生活艰苦,吃不饱,穿不暖,还得辛苦工作。他勉励自己,艰苦的工作是一种自我磨练,虽然常常空着肚子工作,但他告诉自己,必须设法改善命运。

蒋经国留苏的12年间,对他以后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受苏联教育的他,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批判态度。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的苏联和“白色帝国”的美国。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缓和,蒋经国于1937年3月偕夫人及长子孝文离开苏联回国。其中1938年到1943年,他在江西的赣南做了很多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1944年蒋介石调他到重庆,从此以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蒋介石身边,或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工作。

赣南是共产党的老窝,那时乡乡都有土匪,到处是烟赌,蒋经国就职10天后,发布三禁命令禁娼、禁烟、禁赌,不但雷厉风行,而且专抓有权势的人。

1948年,趁着国民党打日本时,坐大的共产党开始夺权,国共内战爆发,在剧烈的时局动荡中,物价飞涨,蒋经国被委任督导经济。他于8月25日在上海对群众说,他要“打老虎不打苍蝇”,“宁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他雷厉风行,对不法商人明政典刑、公开处决,深得人心。最后,他铁面无私地抓了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查封了他开的掦子公司,结果被护犊子的宋美龄强行带走,打老虎无疾而终。但这段历史疑点甚多,王昇认为蒋经国与孔之间并无直接冲突,蒋经国日记也记载杨子公司并未搜到违禁商品。

蒋介石因为蒋经国在赣南和上海的事迹,开始重用他。

蒋氏父子曾被苏联挟持

1930年12月初,宋庆龄在南京拜会蒋介石,要用蒋经国交换被国民党抓到的波兰共产党牛兰夫妇。而此前几日,蒋介石正好在日记中写下,“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

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5、16日两天的日记里分别记下:“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再能见到我儿﹔而(中华)民国目前犹在襁褓。”“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宋庆龄)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誉或虚掷生命。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12月27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写下:“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1934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部乌拉尔地区主管李希托夫召见蒋经国,通知他,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国。蒋经国说,但李希托夫表示,国家安全部要蒋经国写信表明“不愿意回到中国”,被蒋经国拒绝,几天后一位中国大使馆人员与蒋经国单独会面,但隔室坐着两位监视的人,使得他无法说真话。

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来,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1937年初,想念儿子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我深盼儿子能回来……但是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

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怕他在苏联思想中毒太深,开始要求他读中国典籍。在苏联共产思想中成长茁壮的蒋经国,在父亲的要求下,重新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洗礼,蒋介石要求他读曾文正家书和王阳明全集。

作风亲民、清廉、简朴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前辈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到过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所的人,对于当时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居家的简朴,常常感到惊讶。

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

而台湾政治人物也从他起,开创了亲民作风,他几乎走遍全台湾,夏天穿中山装,秋冬穿夹客,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走到那就吃到那(吃饭随意,没有特别安排)。

老蒋保持的是传统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严肃而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蒋经国非常有个人等质,他在苏联被卷入政治斗争,被下放时,每到一个工厂或者农场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都会因为表现突出、善结人缘而被推举为副主席或副厂长。

邓小平邀访 蒋经国拒绝上当

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所着《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书中指出,蒋经国在世最后几年,邓小平曾托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带话,希望两位老同学见上一面,可是蒋经国说不再上共产党的当,所以拒不接触。

书中提到,蒋经国宣布的若干政治改革措施,让邓小平感受到压力,自问“大陆是否应该也像台湾一样开放?”而台湾等地的作法鼓励了大陆各地的学生及民主运动。

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

蒋经国在苏联期间,经历了苏共所有的清洗、杀戮,因为身份特殊,所以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亲身经历使他很了解共产党的邪恶。蒋中正放手让他掌事时,他一直想用共产党的办法建立一个跟共产党抗拒的国民党。

蒋经国1950年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吃了很多中共地下党的亏,所以他加强对军队的反情报工作。继1951年成立政工干校后,1952年,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救国团),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寒暑假期间参加各种军事战斗研习营,训练叛逆的青年学习团结、服从,组织青年以服务人群为志向,引导青年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并藉以培养、养成日后的行政干部。现在的国民党已成为台湾本土的国民党。

中共试图以在大陆同样方式蚕食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却碰到在俄共教育下成长的蒋经国,地下党不但完全使不上劲,还一一被逮捕、处决。

也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蒋经国是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最主要执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应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精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剧负主要的责任。

十大建设令台湾经济起飞

十大建设是指中华民国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时在台湾所进行的一系列国家级基础建设工程。中华民国政府在当时,有鉴于台湾许多公共基本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尚且处于匮乏欠缺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跟深化总体经济发展而开始规划进行十项大型基础建设工程。

由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所提出,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投资总额新台币2,094亿元(70亿美元)。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南北高速公路又称中山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中正国际机场为今之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港、苏澳港),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中国造船公司、中国钢铁公司、中国石油公司),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核能发电厂)。

根据中华民国行政院主计处公布资料,南北高速公路1971年开工四年之后,1974年台湾经济成长率1.16%,工业成长率 -4.5%,通货膨胀率 47.5%; 1976年经济成长率13.86%,工业成长率24.4%,通货膨胀率2.48%。

时值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接纳中共入联合国,中华民国称为“排我纳匪案”,据此退出联合国,中共因而取代中华民国获得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当时的外在困境下,若非蒋经国坚持实施,台湾不会有以后的经济起飞!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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