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威的声名渐响，再加上广告公司的营运成功，让他更敢于做一些他老早就想做的事：和休伊特对抗。
创业之初，奥格威说休伊特是天才，休伊特也很钦佩奥格威，但是现在两个经常吵得不可开交。
奥格威抱怨休伊特不像他那么努力工作，愈来愈觉得两人在风格和个性上根本不对盘。休伊特把时间都花在陪客户喝马丁尼上，奥格威对事业的本质抱持比较专业的观点。
他威胁要辞职好几次，有一次摊牌时，他问其他高阶管理者要支持谁。最后，他失望地离开，留下其他人善后。
更麻烦的是，公司的所有利润都来自于休伊特的客户，公司的所有荣耀和希望全来自于奥格威。
英国的合伙人特地飞过来修补裂痕，但很快他们就断定：他们必须在这两人中做出选择。休伊特虽然善于逢迎，但赢面不佳。
那个周末，多数合伙人投票支持奥格威留下，休伊特发表完感性的演讲后就离开了，不久便加入肯恩＆埃克哈广告公司（Kenyon & Eckhardt）。
休伊特离职后，公司的领导权变得更明确，但他也带走了一些人才和客户，一如所料，太阳石油和大通银行都跟他走了。
这次分家事件对公司的财务和公关都造成了冲击。“我们处于存亡关头，”奥格威说，“我也不知道一切会不会化为乌有。”不过他们终究还是撑过来了，名称改为奥格威－班森－美瑟公司（OBM）。
奥格威对自己和公司的前景一直感到不安，于是他开始接受长达两年的佛洛伊德式心理治疗，那在一九五○年代相当流行。
“有几年，我每天都觉得公司快倒了，吓得半死。我记得有一天我说：如果这是成功，上帝是把我从失败那边送过来的。”
心理医生说他有肛门性格，做了几次治疗后，医生建议或许他该谈谈自己的性观念。奥格威惊呼：“你不会真的要我谈那话题吧？”接着他起身，大步离去。
后来他的心病不是在心理医生的躺椅上治好的，而是由工作治好的。他加倍努力，每天工作到深夜，几乎连周末也不休息。
他制作广告，寻找新客户，用工作填满所有的时间。他很少招待客户，他告诉他们，他“使出浑身解数”制作好的广告，没办法那么拼命又陪他们去看戏。
晚上，奥格威会在公司的走廊上走动，留纸条告诉大家要记得关灯，保持办公室的整洁（“我觉得自己像个推动贫民窟拆迁计划的改革者，建好了新社区，却发现租客把煤碳放在新浴缸里。”）。
有人质疑奥格威自己的桌子还不是文件堆积如山，“桌上整整齐齐，头脑清清楚楚，是吗？”
奥格威想了一下别人对他的指责，接着回应：“桌子空空如也，脑袋空空如也。”
他在备忘录里告诫员工：“眼光要放远一点，与不朽的人物竞争，开创新局，沉浸在研究中，绝不停止推销。”
他平常到处跑，接受访谈，发表演讲，例如建议成立一所国家广告与行销学院、大力反对户外看板、抨击“奸商和低俗品味的传播者”。
一九五五年，他在芝加哥对美国广告协会（4A）演讲时，把品牌形象的概念挹注到行销界，那也是他做过最重要的演讲。奥格威坦承：“品牌形象的概念不是我发明的，那是我偷来的。”
他从勃雷‧贾德纳（Burleigh Gardner）和席德尼‧李维（Sidney Levy）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学到这个概念，然后用自己的语言阐述：“每支广告都是对品牌个性的长期投资。”
这在广告圈并不是全新的概念，但是经过奥格威的强调后，大家说他是“品牌形象的倡导者”。
随着产品愈来愈相似，品牌变得愈来愈重要，成了广告讨论的核心，最后终于融入非行销领域的世界，成为一般用语。
有些人一直很看不起广告业，奥格威俨然成了这行业的大力声援者。“奥格威谈广告时，赋予广告在这个国家里罕见的尊严。”
业界杂志《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如此评论，“他剥除广告虚假、欺骗、说得天花乱坠的外衣，他一再强调：‘说实话。’”
他的广告公司吸引了太多的新客户，让他能够精挑细选喜欢的合作对象。光是一九五七年，他就婉拒了五十家客户。
一九五七年，凡斯‧帕克（Vance Packard）的《隐形说客》（The Hidden Persuaders）一书，深入探讨广告回避消费者理性思考的手法。
帕克指出，奥格威“为没没无闻的衬衫品牌创造了非常成功的非理性象征：戴黑眼罩的胡须男。”那本书因为主张“很多人受到影响和操弄的程度，远比我们所想的还多”而声名大噪。
令人意外的是，奥格威似乎也赶流行投书《哈泼》杂志（Harper’s），标题是〈隐形说客的告白〉。
不过，他告白的内容，几乎没什么是他隐瞒过的事。他在文中坦承，他以前挨家挨户推销时就已经明白，推销是一门正经事。
你按下门铃，家庭主妇来应门，只开一小个门缝。你马上把脚伸进门，开始推销。
你不能站在那儿对她唱歌，她会觉得你是疯子，你也不能站在那里耍宝，所以我现在都不做唱歌式的电视广告，也不写幽默的广告文案。
你是亲自向主妇推销，告诉她你的产品对她有什么好处，广告也是一样的道理。《哈泼》并没有采用那篇投书，但客户很相信他的论点。@(待续)
摘编自 《奥格威的行销创意与传奇人生》 商周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