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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仁杰：因为堵车来了一点，前面几个发言没有听到。我不是搞文学的，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是由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被一致认为文学就是人学，是讲人的，我觉得尽管在专业的业务上与我无关，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跟我是有关的，所以有关文学很多活动，只要有机会，我总还是很愿意参加的。由于马列邪说的危险性，对各民族正统文化的破坏性，共产党的合法性从其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人类的普遍置疑。因而生存危机就始终笼罩着各个共产党政权。也许其祖师爷马克思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所以发明了其著名的阶级斗争理论，并被中共党魁毛泽东发扬光大，而配合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进化论理论（就是弱肉强食法则）也必然成为其邪教的组成部分。何为“适者”，何为“不适者”？毛头领说的很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每首边塞诗都是意境高远，格调雄浑、豪壮，气质磅礴，激荡人心。王昌龄是著名的盛唐边塞诗人之一，他一生由于性格耿直，经常遭到小人诽谤。其诗风瑰丽、雄健，对当世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按唐玄宗追求边功，自天宝改元以后，连年和吐蕃、突厥、回纥、奚、契丹等进行战争，特别是天宝八载（公元749）哥舒翰攻取吐蕃所据石堡城（今青海西宁市西南），唐兵战死者数万人；十载（公元751）因石堡依附吐蕃，派高仙芝率兵三万人往讨，石国又乞援于大食，仙芝军与大食军相遇于坦逻斯（今苏俄奥里阿塔附近），大败，士卒死亡殆尽。这次六四二十周年，过来人都在发表感言。
但是六四感言太过分散，而没有把火力集中到六四血腥镇压的要害实质：中共主流上层，要不惜血腥屠杀来保卫其一党专制的“党天下”。
晚清末年华夏大地的剧烈动荡，中华儿女屡战屡败的惨痛现实让孙中山等一批仁人志士疾呼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于是乎要革命。若是就词论意地看，革便是革除，命便是生命。革命，就是革除生命。可是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和纲领的辛亥革命却是世界上流血最少的“革命”。一帮提枪携炮的中华儿女并没有恃强欺弱，滥杀无辜地对满族实行报复性的灭绝政策，而是好好地安抚了他们，让皇族们仍然住在紫禁城里，并且每年还由民国政府给他们生活费。由此可知，辛亥革命之革命，革的是中华大地上已经腐朽了的君主制度，使西周时期独具中国特色的“周召共和‧六卿合议”的共和孤帆再航，开启了中华国民共和的历程。简单抽要地说，革命并不是杀人。尽管革命中有可能杀人。
1951年的5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0年前的这一天中共说，在这一天中共解放了西藏；藏人却说在这一天中共武力侵入了西藏。中共说60年来中共让西藏的农奴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了自由；但是藏民却说这60年来是西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呢？这60年来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西藏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