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9月22日讯】相传，夏禹立国之后，与首辅大臣伯益私访民情。二人来到京都大街上，八位官兵押着四名囚犯在人群中迎面走来。禹急忙拦住囚犯，双目落下泪来。官兵们上前阻拦，伯益急忙上前亮明身份。官兵、囚犯和百姓们纷纷叩拜大禹天子。伯益问禹为什么流泪，禹惭愧地说自己不如尧舜，未能令天下太平，而致令百姓之中滋生了罪恶，故自责而泣。

虽说只是一个历史传说，真实度却从未令人生疑过，且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历数千百位帝王中，有史料记载因治下百姓失却德行而泣、而下罪己诏书的绝不止一人。与此对应的，厉法治世而致丢了皇权王位、生灵涂炭的却是更多。然而，数千年的历史经验的积累，却似乎丝毫未成为今世“权柄在握者”的警示。

自月初起，“红朝”的“立法机构”提起“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来，“朝野内外”批判之声不断。当然，这事到如今已议得过多，自不必笔者多言“其法之恶”。只是曾经有一处疑问，至近日方得解。就是这个批判之声不止于“在野刁民”、“内外敌对势力”，即便“朝内立法、执法之士”亦多有非议见诸于世。莫非，“朝内亦不和谐”？

幸而，近日偶阅一位法律界大家之作，谓今日之法改，名为完善法制之规，实则为“公、检、法”几家争夺权势之果。原本“公、检、法”三权分立，互为制衡，尚可于“体制”之内，为“律法之公”留下些许立锥之地。然而，近些年来，伴随经济发展，各类案件所涉利益日增，案子在谁手里握的时间越长，“暗箱之利”便是“近水楼台”。是故，“修正分赃程序与比例”亟待解决，于是，立法过程便成了狼狈争食民利的分赃过程。“修正案”出台前后，见不得光的争争斗斗，更甚于我等“刁民”因恐惧“恶法加身”所付之功。

狼狈之斗姑且弃之于旁，亦见有各类学者，确是出于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理论上探讨着“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之间，如何保持合理的平衡，或者说哪个价值更加优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却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转变成了高难度的哲学问题。

回首中华历史，有一治世流派被称为“法家”，其中最闻名的当是春秋时代的商鞅，其“商鞅变法”的故事流传至今，而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结果，虽然令秦国一度强盛，然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令大秦帝国短命如斯，而其本人亦在失宠于秦王后，在出逃路上因“投店没有身份证明”（和时下怎如此相似？）而慨叹出一句流传至今的另一名句：作法自毙。

再看“红朝”之史，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法官都被要求与犯罪行为与犯罪份子“做斗争”的时候，“法律”亦不过是一种“斗争的工具”而非“维护社会公义的保障”吧？更何况现如今，在“举国尽是受敌对势力蒙骗的、不明真相的刁民”环绕之下，“维稳”方是“红朝”第一要务，此时谈及“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之间孰轻孰重”岂非笑谈？

其实，律法宽严之功过，千百年来一直在探讨，然而每一次探讨都不会是超脱于社会环境之外成为理论之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想来亦适应于此。一部分人高座于上、凌架于一切“律法”之上，将那“律法”再怎样扮来扮去，亦不过是其打压“不稳定因素的工具”罢了。

若真能如“大禹哭囚”般为民谋福，又何需如此扩大“执法之权”？如若仅作“维稳续命之方”，便是再多“黑狱”、“暗警”、“被失踪”，恐怕亦如以厉法治世的商鞅一样，作法自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