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7月04日讯】在当今中国大陆，分成了富人和穷人两个群体。两者分化速度之快，对比之强烈，的确令人吃惊。人们普遍迷惘：改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贫富却越来越悬殊？这种极端的对立是否就是中国人想要的好日子？

不久前，北京西城的大小住户们主动出份子钱，安装了可以自己控制的若干监视器，专门录像住户停在街区边的小车状况。“就是要抓那个可气的人。”5月从美国回北京西城探望母亲的顾先生向记者讲述状况：“真的很难说要抓的是什么人，说他是贼，他也不偷东西，说不是吧，比偷东西还可恨。这人就是扎你的车胎、用漆乱喷你的车，还有用刀划的，随机破坏，也不是一次两次，常常来，没办法了，大伙就出钱装监控器，非抓到这家伙不可，真不知道这人到底想干什么？”

或许在美国生活久了，顾先生已经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词来描述，而在中国社会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学者们告之这是“仇富心结”，而在小区里搞破坏，已经成为最方便的“让你们也过不好日子”的泄愤途径，这在网路上早已是典型事例。

不可否认，在当今中国大陆，分成了富人和穷人两个群体。其分化速度之快，贫富对比之强烈，确实令人吃惊。人们普遍迷惘，这是不是所谓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那么改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贫富却越来越悬殊，“仇富心结”越演越烈？如果说这就是改革的结果，那这种极端分化的对立是否就是中国人想要的好日子？

去年4月11日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在博鳌亚洲论坛说：“要摒弃仇富心理”，称媒体人在文化和舆论导向上应该摒弃仇富心态，至少让心态平衡一下，不能整天仇富。当天凤凰网友就有3,176人在其发言实录的心情排行榜中表态，其中投愤怒票者占61.30%；投搞笑票者占20.16%；投无聊+难过票者占14.51%；感动+高兴+同情者仅占4.03%。

“药家鑫杀人案”的激情与失落

有网民认为：“中国社会无法摒弃仇富心理，人们只能不断增加仇富，这是因为中国富人不仅越来越富，而且为富不仁，依仗权势欺压百姓，藐视百姓，侮辱百姓，要摒弃仇富心理，必须先叫富人摒弃藐视、侮辱穷人、农民的卑劣思想与行为。”这种认识在中国社会有相当的代表性。

轰动中国的“激情杀人案”主角药家鑫或许就死于这样的舆论刀口之上。2011年6月7日，药家鑫在西安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药家鑫案是2010年10月20日深夜发生在陕西省西安市大学城学府大道上的一起交通肇事引发的故意杀人案，肇事者药家鑫驾车撞到被害人张妙，下车后发现张妙在记自己的车牌号，药家鑫拿出刀子，连捅张妙8刀，致其死亡。

案件本身应是一起普通的交通刑事案件，但案件的转折点是有网民将此案与“李刚门”相提并论，有网路消息透露药家鑫是富二代。“李刚门”是此前在河北发生的官二代驾车，于大学校园撞飞两名学生，并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刚”。而药家鑫本人“害怕撞到农村的，特别难缠”的说法，也被认为是对农村人“仇穷”歧视的突出表现。于是，药家鑫案引发了网民一边倒的喊杀声。

但据最终调查，药家鑫父母并非富豪，他们之前都是西安北方华山机械有限公司职工。药被处决后，媒介开始一定层次的反思，社会舆论普遍有种失落感，毕竟该案并没有给大众带来期望中的斩杀不仁富二代出口恶气的快感。

口出狂言遭扔鞋

2010年5月7日，被称为地产“富霸”的任志强应邀在大连富丽华酒店参加住宅与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台之前，现场大屏幕播放了关于《蜗居》的短片，然后是任志强的简介。任志强上台表示：“我没看过蜗居，但是我发现里头那个人（宋思明）开的车相当好，如果他能开得起这样的车，那我想他的蜗居也是相当大的。”

话音未落，会场下有男子从身上背的包中拿出两只运动鞋，朝着任志强扔过去，全场大哗。而在扔完鞋后，小伙子自己给自己鼓掌，并在大家还没有回过味来时快速离开。据目击者介绍，扔鞋小伙好像有备而来。小伙先在后排找到位置坐下，待任志强开讲之时，快步走到距离讲台10米开外的地方，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鞋便朝着任志强飞去，随后快速离开。

任志强，自1993年起改组成立了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建了“华远”品牌，在房地产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其最为引人注目的论调是“穷人不该买房子”，“异地务工人员应该滚回、弄出去”。

“仇富”话题成焦点

2007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争说四起、骂声不绝。茅老先生说：“骂不能解决问题，应该讲道理。”茅先生痛感“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于是“反其道而行之”。

有评论认为，茅先生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茅先生完全可以通过批判剩余价值学说和主张财产权保护，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必要自己跑到有中国特色的贫富之争的语言陷阱里去。

也有人撰文为茅先生抱委屈，中国的现实，一方面是穷人的利益总是受到漠视和侵犯，另一方面是劳工被宪法和教科书供在神坛上。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仇富情绪，这种仇富情绪又被政府及其官员巧妙地利用，一方面加强行政垄断和增加税收，一方面收拾那些不听政府话或对官员不恭敬的企业家。这样的现实，既要求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企业家的价值辩护，也要求知识分子在法律和政策领域为劳工或穷人的利益游说。茅先生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正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这一复杂而残酷现实的反应。但没有人有心细品茅先生的言论，一个惹眼的“替富人说话”的标题，足以让其陷入漩涡，在“挨骂”后茅先生觉得十分委屈。

2009年旅美学者著书《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主谈民生与社会如何公平发展等重大问题，被评为是对从前统治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的一次总清算，也是对原先流行的“市场拜物教”的一次总声讨。薛涌被拥为“为穷人说话”的代表人物。

一时间， “为富人说话”和“为穷人说话”的代表，双方各有拥趸，迅速形成对垒之势，使得“仇富”话题的探讨几乎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仇富”一时间跃升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儿。

社会不公引发“仇富”

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认为：“仇富”是中共特权阶层对资源和经营两头彻底垄断而造成的社会不公所引发的现实表现。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遽变迁，道德价值急遽下滑，“为富不仁者”大有人在。他们权钱交易、偷税漏税、欺行霸市、恃强凌弱、坑蒙拐骗、偷盗抢劫、敲诈勒索等等，不一而足。人们“仇”之，理所当然。所谓的“仇富”，事实上蕴含着人们对于已经先富起来的人，其致富“正当性”的质疑。如今很多人一想到“杀富济贫”，就会萌生一种冲动、一种快感——“仇富情结”之深厚、之强烈，可见一斑。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仇富”、“崇富”、和“媚富”都不是中国的主流思想。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是“仁爱”。人们对富而仁者是尊敬的；对富而不仁者是鄙视的。

石藏山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仇富”的集中表现。“草苗论”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病态表现，是“乌托邦”式的极左思潮，其本质不是仇富，是阶级仇恨。事实上并不是公众跟财富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一些靠钻空子或利用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财富路径丢掉了起码的公平。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对于依靠自己的本事赚大钱的人，中国的老百姓只会羡慕，并不“仇恨”。

“仇富情结”会不会演变成为“仇富风暴”，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仇富”正加速中国社会的大裂变，面对这样的现实，确实有人期待，有人心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