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7月30日讯】这两天又一次汉藏讨论会在华盛顿DC举行,我因另有行程而没去参加。一位关注的朋友来电询问,就此跟我探讨起藏独、台独问题。和许多反共的中国人一样,这位朋友认为:中共不垮台,藏独、台独没希望;中共垮台了,藏独、台独没必要。我则根据这些年自己跟西藏人、台湾人的接触,强调了种族歧视所造成的裂痕是巨大的,并不是“独裁垮了”就能解决的。
这位朋友承认由于共产党多年对西藏农奴制的宣传,导致汉人对西藏人的确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但近年已经有很大变化。而对台湾人,“都是同种同族,哪来什么歧视?只不过国民党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欺负被统治的当地人罢了,就跟今天共产党权贵欺负中国老百姓一样。”
其实并不一样。我听过的很多“外省人”歧视“台湾人”的故事,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可谓前中华电视总经理江霞的故事。
这种“夸奖”一辈子忘不了
江霞不仅是知名演员,演过很多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也是台湾政治光谱中“绿营”的名角之一。她出生在台湾,父母都是当地人。在以“外省人”为主的演艺圈中,一个本地人能出人头地,得付出加倍的努力。2008年总统大选前,江霞在纽约台湾会馆演讲时提到,小时候因为说台语曾被挂牌子,要抓到另一个说台语的,才能把牌子摘下来(给那人戴上)。所以她从小就努力练习说国语,学会“卷舌”。我曾多次跟江霞同台演讲,她的普通话说得比我标准多了。由于她的“国语”字正腔圆,人又长的漂亮,所以演艺圈里的外省人就这样夸她:“你不像台湾人”。江霞的先生是外省人,先生的一位长辈对江霞的夸奖则是:“江霞人不错,可惜是台湾人”。
听到这段,我想起藏人朋友洛桑给我讲的一个类似故事:他曾在四川医学院念书,对教授的提问,班上的汉人学生都答不出时,他给出了正确答案。那位汉人教授夸奖说:“你看,连他都答上来了”。洛桑说,这种“夸奖”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国民党专权的年代,在影视剧中,台湾人大多只能饰演司机、佣人等低等角色。听江霞讲这些,我想起法国的台湾问题专家高格孚教授(StephaneCorcuff)写的《风和日暖:台湾外省人与国家认同的转变》专著(该书据他的博士论文写成),其中研究指出,台湾的外省人作家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里面的“台湾籍人物大都是流氓、小偷、佣人、妓女及精神异常的人。”这位法国学者质问:这种写作方式是不是表达了“当时一般外省人看待台湾社会的认知偏差?”
从尊重选择权利开始
以我个人跟西藏人、台湾人的具体接触,以及对他们反抗压迫的历史的了解,得出一个清晰的认知:反抗种族压迫的力度,超过反抗专制压迫的力度。台湾今天走向了民主,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反抗外来种族压迫凝聚了台湾人心。西藏人没成功,只是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和十三亿悬殊太大。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懂得他们为什么那么仇恨日本人,但鲜少有人会想像许多西藏人、台湾人对中国人的愤怒也跟中国人对日本人差不了多少。有一年我和妻子应邀去和在纽约的西藏人一起过新年,一位西藏人电影导演听说正在和几个藏人聊天的我妻子是中国人,过来就跟她一顿怒吼,愤怒谴责中国人对西藏人的压迫(当然他的行为立刻被其他西藏朋友制止并批评)。虽然我们是支持西藏人民权利的,但也能理解他那种要找机会发泄对中国人的愤怒的情绪。
毛泽东是个恶魔,但他这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不无道理的。今天许多西藏人、台湾人对中国人的愤怒情绪,是一个有原、有因的现实存在。这种状况的改变,只有从尊重别人的选择权利开始。而在这个尊重的基础上,一切种族的和睦相处、美好的个人友谊都会从这里开始。
台湾人资助中国摇滚歌手
让我再举江霞的例子。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台湾演艺界圈的人都跑去中国发展商机。不少原绿营的艺人,都赶紧赶慢地跑去中国刻意说些共产党喜欢听的软调,以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台湾《玉山周报》曾刊出一个整版,列出去中国发展的原绿营艺人。结果全版绿营艺人,只有两个还坚持在台湾,绝不去中国,其中一个就是江霞。
江霞难道“仇视”中国人吗?她对两名中国艺术家的帮助不仅展示了建立在理念基础上的美好友情,更完全超越什么台湾人、中国人的概念。那是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中国盘古乐队的主唱敖博和乐手段信军被邀来台演出,但由于演出结束时喊出支持台湾,结果他们在中国的家就被警察抄了,没法回去了。但台湾不给他们政治庇护,所以只好暂去泰国。有风声说中共要把他们绑架回去,所以他俩在泰国躲藏,生活不易。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能超越狭隘的大中国情结,勇敢地发出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的正义之声,那份胆量令人感佩。后来有一次跟江霞的先生、知名的建筑设计家杜文正,还有另一位房产业朋友温先生一起喝酒时,我提起这件事,他们俩当场应允帮助,每人出十万台币。但那顿酒后,我就没再提这事,因当晚喝得尽兴,他们是不是酒后说大话,没法判断。但几天之后江霞来找我,问把钱交到哪里。
这笔钱后经一个人权组织转给了敖博,对他们在泰国的躲藏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后来他俩被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去了瑞典。拿到瑞典护照后,敖博再次去台湾,我在电子信中叮嘱他们在台期间给江霞夫妇和温先生打个电话,感谢他们当年的慷慨资助。结果他们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敖博回瑞典时,江霞夫妇和朋友又资助一笔费用,帮助敖博他们在瑞典的新生活。
敖博的摇滚歌词中,有一股义无反顾、大义凛然、摧枯拉朽般的激情。那种对独裁专制毫不留余地的彻底否定,放射出中国的“威武不能屈”、西方的“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光芒。这在中国人中是鲜见的。
关心的劲头像母亲疼爱儿子
由于欣赏敖博和段信军的才华,后来江霞和她先生等还把他们请到台湾,提供住房和生活费,让他们在这个熟悉的文化背景社会安心创作。由于他们的落地签证是三十天,按台湾法律,到期就必须离境一次,不能就地续签。结果他们每月要离境一次(去泰国或香港),往返机票等费用,都是江霞等朋友提供。他们这样往返,在台湾住了一年多。
有一个细节让我和妻子很感动。在去年五都选举时,我们到台湾观选。当时敖博他们也正在台湾,我和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一次到敖博住处,我们在观看他们制作的摇滚节目,江霞却去查看他们冰箱里缺少什么食物。那种关心的劲头,是一个母亲在疼爱自己的儿子。
他们之间,哪还有什么台湾人、中国人之分?连结他们的,是相互的尊重、相互的欣赏,和对一种共同理念的追求。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和睦、美好的存在。
独裁垮台,只是给民主提供可能。真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给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任何一个民族,就像任何一个个人,都会持续不断地追求自由、独立和尊严,无论面对多么貌似强大的群体。因为这是人的规定性。(caochangqing.com)——原载台湾《看》双周刊201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