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7月02日讯】八十岁的回忆（五）

被释放回家后

两个月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我被释放回家了。 出狱回家后，污秽下流的谣传、加油加醋的诽谤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出门买粮、买菜又总有一群孩子在后面跟着跑，简直让我受不了。我的孩子们受到的伤害更加使我难以忍受，我曾想我不能活了，我也想倒不如不释放在监狱里躲一辈子。

我工作单位的好心人们，帮我办了改换名姓的手续，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我澄清谣传。跟在我后面跑的孩子们，后来也在学校告诉同学们，再不要欺负我的孩子们了，他们说我是“受蒙蔽的”，这些事情都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也有不少认识不认识的人来找我，有高中学生红卫兵找我调查研究，为我们呼吁把平反公开；有派出所的警察来叫我去派出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拒绝了；也有基层组织的人，来交流情况，XX街道基层组织来了两位部队退休的老干部，是夫妻俩。他们讲：“那个死了的金姓老头，是他们街道的居民，他的事儿不仅和总部没关系，和基层组织也没有关系，所谓“严刑拷打”是根本没有的事儿，还说当地居民都知道他是和她女儿生气走的，因为他不满意他女儿找的那个对象。天哪，事情竟是这样，难怪那个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小谢不服气，一直嚷嚷“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公布的罪行全是编造的谎言，我久久不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我是一个好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根本意识不到共产党会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搞阴谋、耍手腕，还一个劲儿用党的思想和语言思考和说话：党是不会错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会错的。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党的需要，形势的需要，要服从党的利益。当时觉得这样想法是思想觉悟高，其实是被共产党的党文化桎梏着的可怜虫。是共产党专制暴政造就的，没有了自己思想的行尸走肉。

被抓鬼的日子

不久，我们都集中在市委机关学习班学习，说是学习其实就是过关和批斗。当时，各级领导都靠边站了，军管组主持工作，军管组是由支持左派的部队组成的。原来市委的部、处编制变成连、排，我们学校是一个排。我在排里很受重视，和靠边站的领导一样，要过关，而且过得比较难，对领导，要查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对我这个鬼则是揪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好好整治整治。但是揪我什么问题呢？

我十八岁进市委机关以后的事情，档案里都有清楚的记载，他们要求我重点讲清楚国民党时期，在中学时侯我都干过什么事情。中学时候的事情本来我早就都忘了，老天保佑，到了让我讲的时候，事无钜细我全想起来了，我负责的壁报和发表的主要文章——劳动号子形式的长诗，不分高来不分低，共同劳动、共同收获、共同富裕的幻想，对学校工人老黄的描述，他最聪明、最能干，能够担负学校全部水暖、电气、钣金、木工，生活却最艰苦、最孤单；我在同学中教唱的歌——“当黑暗就要过去，而黎明就在遥远的天边，我们为什么不歌唱”；以及我参加的地下共产党外围组织。

抓不到我什么问题，他们还不肯罢休，“壁报的名字叫什么？”“大动脉，为什么叫大动脉？”“你是个野心家”。你的个人野心家思想太严重，这可不是小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又一下子转向了我妈妈有文化的事儿，说我妈妈不一般，叫我老实交代我妈妈到底是什么人？走廊里呼啦啦地贴出了好多关于我妈妈有文化的大字报。这个事儿把我吓坏了，我真怕他们和街道联起手来，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妈妈拉出去批斗一顿。妈妈年纪大了，受不了这个。我回家跟妈妈说：“咱们别看书看报了吧，别叫人家知道咱们有文化。咱装傻吧！”妈妈气得不行，说：“哪有这个道理？”两三天闷着没有说话呢。

在学习班，小会大会不停地开，过关的、批斗的一个接一个，我会怎么样呢？不知道！我没有什么问题可揪，可是我的朋友们却为我担心的了不得。后来知道有人已经布置了要在全体干部大会上，以群众临时动议的形式，把我揪上台去批斗，如果真是那样，我会被打得半死，因为当时我是臭名远扬的鬼，有很多诽谤和谣言流传着，很容易激起民愤。

是在紧要关头吧， 市委军管组组长——那位部队的老政委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排的那个造反队头头跟着在门外隔窗去看了三次，我傻乎乎地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老政委却自言自语地说：“不到十分钟来了三次！”，那次我在老政委办公室，直到下班回家才离开，临走时老政委对我说：“明天过五一，我就在这儿，不回家，你有事随时来找我！” 接着我被调离了原来的排，以我情况特殊为理由，让我参加另外一个，由市委各部组成的小学习班，避开了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的人，直到结束。

过关暂时结束了！我本来是人，是堂堂正正的人，却要被当做鬼抓。是把我打成鬼的部队，又来保护我。部队的领导明白他们抓的不是反革命，可是平反为什么不能公开呢？我想不明白！

学习班结束了 ，我被抓鬼的日子，能够随着学习班的结束而结束吗？

学习班结束后，我们被下放到工厂劳动，工厂会怎样对我？我将遇到什么？我不敢想。 意外的是，在厂军管组的帮助下，竟让我在车间办公室和车间主任一起工作，度过了这段时间。有几个男工人试图找我麻烦，我很客气地请他们到我家做客，并且介绍他们认识了我丈夫。我这样客气地、友好地示威之后也就相安无事了。这一段时间，我非常感激党，常常为党工作得忘记了去托儿所接孩子的时间。孩子说：“人家都接走了，我妈妈还不来，我等啊，等啊，等啊，还不来。”那伤害现在还在使她感觉痛，她已经四十多岁了还不能忘记那种痛，只因为妈妈当时心中有太多对党的感激，妈妈得了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的精神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