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7月19日讯】不久前，湛江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高度赞扬了原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张云枫，应当讲，有一些内容还是真实的，但张云枫也有另一面，即他的缺点和失误，如果说，“六四”时的开天窗事件是一个里程碑的话，此后的“表叔时代”令人扼腕叹息，《文汇报》完全背离了媒体真实客观，为民代言的准则，成了中共在香港及海外的喉舌，而张云枫就是全面向左转的领军人物。
春风大雅 只是笑谈
国内媒体的报导说，在香港《文汇报》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幅显眼的镜框，上书：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张云枫十分喜爱和赞赏这幅文字。他认为：如果说“秋水文章不染尘”是讲究个人学问道德的话，“春风大雅能容物”便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用自然现象说明一种哲理，倡导某种情操，“这种春风，就是人际之间的温暖，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关心、互助帮助、互相爱护”。
我任职《文汇报》记者五年，多次与张社长接触，我的感悟是，他没有做到“春风大雅”，只是城府很深。记得有一次开会，我当众猛烈抨击了社委会工作的一些缺点，很多领导都惊愕不已，张社长没有表态，但脸色非常难看，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他很生气，认为我没有礼貌，而且，他没有接受我正确的批评意见，至于说人际关系，他很重视与上级的交往，但对我们下级则摆架子，不冷不热的，这一点远不如副社长刘永碧和王伯遥。
他的外表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道骨仙风和长者风度，讲话柔声细语，文温尔雅，但内心的做人标准讲究等级观念，他每次见到我时都会说，你的点子多，有好的议题吗，下一次全国政协开会，我是要拿议案的，可以参考啊，我知道，与其说他是想听听我的意见，不如说是想告知别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向来是重视这个头衔的。因为有了 1998 年的会上举动，我不再相信他有雅量海纳百川，所以，我没有浪费自己的脑细胞，他呢，既没有力阻国 安人员对我的诬陷和监禁，也不敢在全国政协会上搞一个呼吁释放我的提案，这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张云枫对香港媒体给予他和《文汇报》的批评，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则是事实。 1998 年，香港出版的一本杂志刊文记述了报社内部的一些阴暗面，我拿着此稿问他真实性，他笑了，说，我也看了，确切地讲，一半真，一半假。我说，你想发表文章公开反驳吗？他摇摇头，说，人家那么说也没什么啊！。。。。。。
学识渊博，不敢恭维
充满了溢美之辞的国内媒体，称 张云枫从《澳门日报》记者做起，直到香港《文汇报》社长，历时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为港澳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也首先肯定了他的渊博学识。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与张云枫共事多年的资深记者对我说，你说张这个人“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你对其他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程度的准确，只是你把张某看错了，或者说是他精湛的演技骗了你。打个比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阁下对此不大熟悉，倘若你是个小不点，你当然会公开声言一窍不通；倘若你是个中下级干部，你亦会不耻下问；倘若阁下贵为大社长，你会怎么办？张某就是这么一个人。
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张某的文章却是甚少娴熟地引用诗句，翻一翻他自己刊印的一本专集《报苑寻踪》就可以看得出来（并非编辑部出身的刘再明倒是会写几首诗的）。“文”是如此，“艺”的方面，琴棋书画骑射等等，张某更是贫乏，从来没有看见他横车跃马，亦不见他挥拍射篮或者哼上几句粤曲，连风靡一时的语录歌亦不见他献艺，至于评画论乐，我看不出他具备什么水平，因为他从不吱一声，真是 “深不可测”。为求进一步论证，不妨看看他结交的人，在文艺方面他是没有朋友的，原因很简单 —— 欠缺共同语言，万一谈到“文”与“艺”，其人的底牌就会露出来了。
这位熟悉《文汇报》内幕的人士说，做新闻这一行就是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奇难杂症均要知道一点点，不懂就要“不耻下问”，可惜的是张某错过了“不耻下问”这个阶段，他当了两三年记者，没有什么成绩，他亦自认不是这方面的材料（在其文集之自语），于是调任国际新闻编辑。加上他不善于交际，而在交际场合中没有显示出坦诚相待，不耻下问，于是一副“高不可攀”的态度自然流露了出来，导致他欠缺多方面的朋友。
他举出这样一件事例，来佐证他的观点：几年前，一批新闻界的老退休人员联袂到某处参观。在一个展厅里，导游说有一个珍品瓶子绘上许多个“万”字。他挤到展柜前，张某已在端详，待退出时他仍在看。后来，他就问人：为什么我看不到瓶子上的“万”字？原因很简单，他虽然看到众多的“卍”字，却是联想不起来。由此可见他在灵活、引申、领悟这几个方面都是有所或缺的，这一点，很可能就是廖霭民把他调出采访课的原因。
是政工干部，还是资深记者
那么，他是怎么坐上如此高位的？上述的媒体报导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信息。先看看他的简历吧。张云枫是广东湛江人，富家子弟，解放前参加革命，他跟随所属的游击队在大鹏湾登陆，跟着就迎接广州的解放。他在广州南方大学（实际上是干部培训班）学习之后派回湛江，后来出任东海岛区副区长，可以说是年少有为。
以前我的文章提及陈建平命运之转变，与他的老婆有关，其实，还有一个人与此相若，而故事更加曲折，这个人就是张云枫。
且说香港有位郑小姐，她们一家在日占时期逃难到湛江，郑小姐邂逅张云枫，从此建立恋爱关系。战后郑小姐回到香港，进入培侨中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晃眼到了 50 年代中后期，双方年事已长、结婚无期。郑小姐狠下心来向张云枫摊牌，倘若张不能来香港结婚就拉倒。想不到张云枫竟然获得上级批准，让他出境来香港到《文汇报》工作。
不料，好事多磨，张云枫在罗湖过境时竟不获准入境，本来他持有国内的来往港澳证件，按照中港的协议，港英是不能不让他入境的，而且，他来港是有工作单位聘请的。根据知情者的推测，很可能他事先没有详细了解入境应对的办法，故弄玄虚，三缄其口，守在罗湖桥头的英警拒绝其入境，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件事来看，他确实是欠缺机灵的。不过，张确有一手，他被拒绝入境后，上级竟然安排他先行转到澳门，在《澳门日报》先当了一年记者， 1959 年末张从澳门再转来香港。 1960 年适值香港换身份证，既使原来没有证件者都可以领取，何况是他这种情况？于是张顺利地拿到了香港的身份，同时与郑小姐成婚。
知情者透露，他们日治时代结识时双方只是十四五岁，到 1960 年结婚，确实是一段长达 15 年的爱情长跑。我曾质疑这段故事是 否虚耩？对方答案：“否”。因为他的一位朋友在中学时代与郑小姐同班，他说，他们几个同学曾经打过追求郑小姐的主意，后来了解到郑已有了心上人，当时的左派青年们信奉尊重对方，不挖墙脚，他们也就停止行动了。如果换了今天，“近水楼台先得月”，整个故事就要改写了。
其中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张云枫有没有后台呢？根据知情人的分析， 50 年代，不论夫妻，还是恋人分隔两地，绝大多数都是香港一方要回国的，从国内批准出来者甚少，除非该人有海外关系或者上级需要他来香港工作。从张后来的种种状况看，他两个方面都没有，或者他原先是有的，后来他被上线放弃了？
无疑地，虽然湛江网把他捧上了天，仿佛以前他就是《文汇报》的中坚力量。但从张云枫的采访生涯来看，在“三狼”案中，他通过一名远亲的关系侦知黄应求确实已死，他自己承认这是最大的工作成绩。值得一提的第二项工作是他为电影《东江之水越山来》撰写解说词。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担任过重大的新闻采访，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报社偶然要派人回国采写一些“形势大好”的新闻亦没有他的份。
后来，他被调到要闻课编国际新闻。 1967 年是一个转机，当时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香港亦发动了一场反英抗暴斗争，形势尖锐复杂，张云枫马上从要闻调出担任采访课副主任，并且抓紧了政治学习，当时照抄国内的模式叫做“雷打不动”，即是说不管外面发生多大的事情，学习依然要进行。外面的群众十分不满地反映说，我们面对港英的血腥镇压，你们的政治挂帅却是雷打不动，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1968 年以后是张云枫的风光期，这一点有两个表现，其一是群众敏锐地感觉到，张的名义是副职，实际上采访课是他说了算。后来采访主任被调出，张担任了正采主。第二点是他成为廖霭民手下的红人，亦是群众根据一些迹象感觉出来的。当时廖已代替了金尧如的工作，廖不定期召集下列三个人碰头，一个是《大公报》的摄影记者张某，第二个是香港《商报》的采主邓某，第三个是张云枫。群众说，廖是通过这三个人来控制这三家报社的采访课的。事实上亦如此，换了任何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这样做。
知情人透露，从 1968 年到 1978 年这十年间，作为采访主任，张云枫有什么成绩呢？第一点，也是群众公认的，他们认为张抓政 治学习是很不错的。可以说，张的工作属性是政工人员多于新闻工作者。第二点，是他大量吸纳和培训新人包括为数不少的大学生。经历过反英抗暴的大搏斗和大锻练，港闻部的 12 位记者先后离开了，大致可以将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斗争前后因为个人问题或者是他自己选择更合适的工作而离开《文汇报》的，第二部分是因为“工作需要”而调升或平调到别的部门的，这 12 位记者绝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资历都长过张。最后的一位被调走的是工龄很长的副主任黄某，他被调去 当校对主任，明升暗降了，黄某对这个岗位是耿耿于怀的，不过他始终“服从工作需要”。于是 12 位老记者先后都被调走了，今后的采访课都是由张云枫招募进来的班子，都是他的子弟兵了。
招兵买马，意欲何为？
《文汇报》招募的新记者大多来自左派学校的中学毕业生，不过经过保钓事件之后多了一批左倾的大学生，于是文汇报有意识地吸纳这些人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增加了程翔、麦华章等大批新生力量。大学生来到文汇只能拿低薪，即是比他们在商业机构低很多，与新闻同业比较也是略低一些，所以，不少人是怀着追求理想的心态到职的，有人继续加入来亦有人选择离去，这个情况到报社逐步调高工资始告改善。
如果读者以为那些大学生，都是加入文汇报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那么就错了。不是说所有新到职的大学生都是如此，有些人是带着高人一等的思想，来改造《文汇报》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眼睛只看到《文汇报》的缺点，而他们这些人是来“改造”报纸的，其中个别人甚至狂妄地把文汇的老记者、老编辑称之为“土共”， 20 多年下来，这类人仍是如此狂放。当然新老之间（或者是左校毕业生与大学精英之间）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张云枫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精英”始终是精英，报社内部不少人持之以恒的做法令他们看不过眼，这种磨擦终于在某一个问题上爆发出来。
据称，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在新华社内部存在着两派，一派是支持改革而另外一派则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1978年8月底，第一家中外合资设厂合约在珠海签字，这真是石破天惊。但是新华社的阻挠派占了上风，他们制订了一个所谓“只做不说”的鸵鸟政策，命令香港的左报不予刊发（另一个说法是中外合资法尚在制订阶段，为防将来有所改变，这则消息暂时不发以免被动）。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均以显着篇幅报导这桩大事，独有《文汇报》和《大公报》两家左报没有了这则新闻。
本来“无闻”的事情在左报常有发生，这是一种政治姿态，比如， 1962 年的外流潮，外间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了一两个月，唯独左报只字不提。知情者说，他们这些“小不点”的记者政治水平低，一向是服从上级。现在来了一批精英，他们真正是表现出主人翁的身份，他们对不刊发这则消息大有意见，张云枫说服不了，他们就组队去新华社跟工委的领导辩论，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批精英宣布当天罢工，这可是《文汇报》破天荒的事情。幸而 他们也只是采取行动，没有把这件事情捅了出去，外间鲜有知道，而且，那个年代港闻的版面不多，几位出身于左派学校的年青记者没有参加罢工，在其他几间左报的支援下，这三几位记者拚命抄写新闻，总算把版面填满。
文汇报记者集体罢工事件，实属无组织无纪律思想的滥觞， 1989 年“六四”事件出现更大的风波而且持续性长，实际上反映出这 11 年来没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用句简单的术语可以这样说，有关领导未能掌握民心、抚慰民众，张某人的班子是相当脆弱的。知情者的描述说明了张云枫意欲何为，但远不如愿。
金尧如心胸宽阔，包容张云枫
金尧如回到香港之后，李子诵任社长，把总编辑的位子交给老金，尽管张云枫是廖霭民手下的重臣，不过老金心怀坦荡，没有成见，到了 1983 年，还把张提升为副总编以填补一些老报人调职或退休的空缺。
文汇报的官方网页中说张云枫是 1986 年出任编辑，此事不确。根据知情者的回忆，文汇报的总编位置空缺长达五年之久，其间虽曾在北京调来杨正彦以主笔名义主持工作，不过只有一年多，杨被调走，李老没有提出总编的继任人。当时有两人可以调升，除了张云枫之外，另外一位是老报人曾敏之。
曾某在抗战时已是桂林《大公报》的记者，解放初期他出任文汇大公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 50 年代末期在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任教。改革开放后调回香港，大公报不肯收容他（大概是派系问题，有一至两位旧人大公都不肯收容），于是派来文汇任副总编。曾又是作家、诗人，论资历、文才都远胜过张云枫，可是，他的个性比较坦率而欠缺圆滑，如果他世故地敲敲李老的边鼓，与之谈诗论文，肯定会赢得李老的一票，总编这个宝座就是他的了。据 悉，当时曾、张二人的暗斗十分激烈，虽然仍未定案，不过新华社那边似乎稍为向张云枫倾斜，因为群众间流传这么一个说法：《文汇报》发生了什么事，新华社很快就会知道；而新华社放了什么屁，张云枫亦会迅速得到风声。原因是中间有个关键人物 —— 新华社宣传部秘书徐女士。
徐女士原是宣传部的干部，负责大小事务，没有决策权，甚至不具备咨询地位，不知什么时候加上“秘书”的职衔。徐是上海人，在许家屯主政时代，新华社内部凡是会讲上海话的人就吃香，换句话说，是“上海帮”抬头。那个时候，张云枫跟徐女士来往相当密切。这个来往很可能是徐主动，因为此人颇为懂得钻营之术，估计是新华社的领导对张颇为欣赏，徐就把注码押在张的身上，经常向他透露风声，而张云枫表面上是口密，但是在这个重要关头他亦通过徐向上透风。所以，张获得总编这个宝座，徐居功不少。到了徐在新华社退休，张就把徐聘请到文汇报任职，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张假公济私的酬谢。
借势投机，待价而沽
1989 年“六四”事件，《文汇报》发生了许多事，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了。不过亦有鲜为人知的内幕。我曾在 1997 年几次当面求教于王伯遥和张建华，他们都守口如瓶，张云枫更是只字不提，后来才知道他的难言之隐。
首先是张云枫有个外号被称为“患病老总”，即是说他在风高浪急的时候会及时“生病”。与此相连的另一件事被人称之为“临阵退缩”。
先说“临阵退缩”，那是发生在反英抗暴期间的 1967 年，一批左校校长去港督府抗议警察恣意搜查学校，防暴队马上来到把校长和记者分割包围。张云枫说他首当其冲，头颅被警棍击中倒地昏迷，不过很快就醒过来，看见警察在动手捕人，场面混乱，他马上跳起奔跑到停在不远的报社汽车上命令司机立即开车逃走，即是说，所有校长和记者都被捕，只有他一个人逃脱。我想，指称他 “临阵退缩”者大概是一些极左人士吧，按照他们的观点是要全 部人员“慷慨就义”，才能算得上是“斗争”，所以，这个指摘是有点过分。
至于“患病老总”，是指他在斗争紧要关头就会害病，前后发生过两次。知情者说，第一次是 1968 年，张云枫患有脸庞神经痉挛症，即是他的嘴角扭歪、唾液失禁下流，属于不知如何治疗的奇难杂症。据说要到深圳针灸，张为此请假较长一段日子。我认为，虽然那个时候中英关系仍然紧张，不过反英抗暴斗争的形势已经趋于缓和，把他说成是逃避斗争而生病亦属过分。
但是，第二次害病就不同了。大概是在 80 年代中期，张说他患上了心脏病，通过新华社的关系到广州中山一院的高干病房住院一段日子。到了 89 年北京民运兴起，他又发病了，又请假了一段时间。那时编辑部的工作十分紧张，李子诵坚持上夜班指挥，当时的副总编还有曾敏之、游焯林、程翔、张晴云。游焯林的政治素质不高；张晴云是新提升的，经验与威信都不够；程翔是激进派，许多年青记者都围绕在他的身边。显然，北京中南海风云变幻，张不便判断形势，又不想站错队，就选择了巧妙的逃避。
张云枫在此关键时刻生病没有上班，造成报社内部意见分析，群龙无首。如何恰当地控制、掌握版面，如何排除纷扰的争论，编辑部经常爆发唇枪舌剑，这些工作都压在曾敏之身上，曾对张云枫很有意见。张云枫恢复上班时，大概是在程翔等一批人拉队辞职的时候。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文汇报决定社论开天窗并写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那一天，张云枫是不在现场的。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段时间叫做“文汇报失控期”，曾敏之为此被批，遂递上辞呈，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套话“我没有做好工作，有负 …… ”等等，凭良心讲一句吧，按照民间的看法，在这段期间文汇报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出了如实的报导，这段期间的功劳簿上应当记上曾敏之一笔，其他的编辑记者都要记上，不过张云枫是不应该留名青史的，因为这段期间他是“生了病”的。
表叔时代的乱象
曾敏之离职退休之后，没再涉足新闻界，后来在新华社策划下成立了由左派控制的香港作家联会，曾敏之德高望重，被推为会长，做出了一些成绩，此是后话。但《文汇报》正式进入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表叔时代”，张云枫成了大功臣。
张云枫上班后开始在张俊生的支持下“收拾残局”，新华社很快就派了刘再明到来任副总编，不过另一位副总编游焯林觉得“无瘾”而辞职，他解释辞职的理由是因为有桩小新闻：霍英东的一位儿子在美国偷运高科技零件出口中国被美政府控告“走私”，他认为这桩新闻以“霍姓商人被控”就可以刊登，可是刘再明却将之枪毙，事后他知道是刘悄悄地请示张浚生作出的决定。游认为这么一桩新闻都要左请示、右请示，张浚生事无钜细都要插手，这种工作方式跟过去比较已是大大的不同，遂申请退休，而张云枫则提升了王伯遥为副总编。这个时候，三位副总编之中，除了刘是由上级派出之外，张晴云和王伯遥都是由张云枫一手提拔的，名义上是张云枫的班子，不过他不能不看着张浚生的脸色行事。
“六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文汇报》还敢于讲真话，此后就变得鹦鹉学舌了。尤其是新华社有了教训，流行了一种不信任地方干部的说法：万一出了事（指政治斗争），你们这些香港干部拍拍屁股就溜走了。所以，他们就提拔和增加外派干部。张云枫虽然来港许久并且在香港娶妻生子，不过他骨子里仍是外派干部。张云枫被张浚生看中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听话。过去金尧如伙同李子诵经常打“擦边球”，金尧如在国内的关系多，每有辩论，金可以举出某某中央领导如何说，新华社的社长亦拿他没有办法。可是张云枫欠缺灵活的头脑和圆滑的手腕，他在国内没能建立起人脉关系，只好俯首贴耳地听从张浚生的指挥，于是大量的外派干部被请进来，比如刘永碧就是其中的一员大将。
不过三四年功夫，在张云枫手上完成了“表叔化”（包括中层干部），编辑部里面已是实行普通话对白，地方的色彩越来越低了，再发展下来就如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表面上风光，实际上是百孔千疮。
才能平庸，误入岐途
张云枫主政的十年间，他带领文汇报走上什么道路？首先，这十年间文汇的内部稳定，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人事斗争，或者说内部斗争没有呈现表面化，这是他的德政。不过从另几个大的指标就可以看出问题。
首先是版面的表象，报导的内容影响到报纸的销路，这是一个硬指标。由于编辑部听命于新华社，《文汇报》的版面只能依随官方的调子来转，欠缺群众关心的新闻，李子诵曾经评说：连《人民日报》的版面都比《文汇报》开放。本来文汇的高层会听到官方的文件传达，这些传达会成为权威性的报导，在过去，金尧如敢于据此写出一些东西，亦敢于据理力争；但是张云枫和刘再明这个组合只会循规蹈矩，不敢稍作逾越。等到外间的报纸从他们自己的渠道作出了报导，于是文汇始予跟进。
如此一来，群众就有这么一句话：其实是文汇报证实了那些反动报纸报导的正确。这一句酸溜溜的句子，隐藏着工作人员的沮丧与失落，怀着神圣理想的青年们只有留下来或走出去两条路，没有数字统计留与走的比率，不过有个比较突出的事例，一位被戏称为是张云枫的干儿子陈某亦选择了离开，虽然陈某去的亦是中资机构的香港商报，而香港商报已经被深圳特区报所收购。陈某的离开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他认为听从特区报的指令会比张浚生的指令较佳。陈某毕业于香港大学，是张云枫的重点培养对象，张对他本来是拉得很紧的。
张刘性格不同，前者沉稳，老谋深算，后者慷慨激昂，实则缩手缩脚，他们组合的共同点是“俯首贴耳”，保住物质利益。其特点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得出来，如果说，对国内的政治新闻不易走钢线的话，那么次一级的社会新闻是不是也可以发挥文汇报的强势呢？
下面是我有一次街头邂逅一位报社部门负责人的对话。当日我们谈起文汇的销路下滑，我指出连国内的新闻亦输蚀给外间报纸，同时举出一个事例，当日刚好发生云南抓到一个贩毒集团，我问：文汇敢刊登吗？该位负责人说这是负面新闻，我们怎能刊登？请看，张云枫治下的文汇报就是要读者们相信共和国的土地是一片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把广大的读者视为吴下阿蒙。
还有一个例子，编辑部一向不重视自己办事处的稿件。新华社、中新社和外国电讯这一类是大家都有的稿件，编辑们老是害怕漏发或是处理不当，给外间报纸比下去。至于自己各地办事处发来的稿件则被放在次要版面、次要地位，不料间中这类稿件被中新社看中予以改写发出变成了通稿，编辑们立即把它再发一次，放在显着版面、显着地位。这类重发自己已经刊登过的新闻不止一次，而且是一再的丢脸而不以为耻，实属新闻界的奇闻。
销路下降，影响力减弱
第二点是销路下泻、影响力下降。大概是在90年代中期，文汇报的销数比“六四”前丢失了约40%，这是个很大的跌幅，张云枫当然知道，因为印数多少每天都要呈报的；张浚生也知道，因为文汇要定期向新华社呈报。当时正在回归前夕，中英争拗白热化，即是所谓“麦克风”外交时期，张浚生与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政制问题隔空骂战。这种激战原是报纸销路上升的好时机，文汇报为什么不能驾着东风一纸风行呢？原因是报纸属于一种综合性的产品，不能依靠单一特点保持高销数，查良镛开办《明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时，查良镛在《香港商报》撰写《射雕英雄传》一纸风行，不少人说他们光顾商报是因为追看《射雕》，查良镛盘算自己只要把一半读者拉过来，《明报》就有五万读者。于是他狠下心来，停止《射雕》、腰斩《飞狐》，读者要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得光顾《明报》。结果呢，《香港商报》和《新晚报》减销不多，而明报的销路打不开门面，员工一度要七折支薪。明报能够站稳下来是另外的原因。
报纸的销路与其影响力是相辅相承，间中亦有例外。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是一例，该报的销路不好，但是它的国际评论很受国际注目，曾七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是文汇报的销路不多，始终不曾拿出一两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士气深受打击，张云枫亦是心中有数。记得在一次职工聚餐会上，张社长喜孜孜地说，有一次他与某名流谈及文汇报，该位名流说：不是呀！我们仍然注意你们发出的评论的。一位名流的门面说话就被张社长视同救命草，在大会上津津乐道，以此说明文汇报仍有相当的影响力，由此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救命稻草在全体职工面前亮出来，未免把职工们的分析能力看扁了。
其实，张浚生亦不是省油的灯，他治下的《文汇报》在对敌斗争的重要关头日告萎缩，他能够拿出什么方法来？过去，廖承志深深明白海外同胞的想法，懂得争取 “中落群众”之重要性，所以他鼓励李子诵放手去做。可是张浚生不可能具有这种魄力，他只能祈望文汇报不要出错，因为万一文汇出了差错，张浚生将会是首当其冲，在出错与销数这一对矛盾之间，他只能牺牲销数以换取不在政治上出问题。加上张云枫亦没有什么鸿图大志，于是他就当上一名依着葫芦画瓢的儿皇帝。朝气蓬勃的文汇报到了张云枫手上只能是气息奄奄。发展下来，千禧年过后，全由“表叔”主政，文汇报连方向都没有了，成为没有了灵魂的“行尸走肉”，连对艾未未落井下石的蠢事都干了，总之，它只不过是由几位外派干部领导的小集团控制下的一间企业而已。
费用增加，负债累累
第三点是负债累累，伤及筋骨。不可小窥这个经济问题，它是文汇报的一个致命伤，其后遗症延续至今。
不错，文汇报现在有宽敞的社址，占据该座工业大厦的三层楼宇，内部装饰得美轮美奂，还有好几座巨型的轮转印刷机，单看其外貌是很令人对之肃然起敬的，没有多少人会想到正是这座辉煌的社址，弄得《文汇报》不仅要债务重组，甚至连其董事会的成员在官方的文件中被列为“不可靠的人”。
据知情者披露，从 1991 年起，国内各地政府的招商项目不断推出，文汇报的记者站，办事处遍布大江南北，广告收入直线上升，有的人沾沾自喜地说：这是文汇报在香港创刊 40 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好现象，应归功于张云枫社长的正确领导。于是乎扩充人员、印刷设备和社址一事，就推上了议事日程，很快就决定选购香港仔这座工业大厦的三层楼房，并且增加人员、购置了新机器，还搬了新家，而噩梦亦由此开始。
在新厦落成的酒会上，不少客人带着钦羡的眼光参观新址，整齐的办公室、宽敞的走廊，明亮的饭堂，甚至连洗手间都用云石嵌砌，不过熟悉内情的人说：新址面积比旧址大了两倍，那么光是电费也是增加两倍。文汇报能负担得起经常性的开支吗？诚然，搞扩充计划是国内干部的拿手好戏，难得领导上大笔一挥，所以，他们的计划一定是争取多些上级的拨款，即钱是他们摊开大手向上级要来的，那么作为回报就是俯首贴耳听话了。
果然，占地过大的问题很快就浮现出来。迁入新址、迎接回归，可是香港回归祖国并没有给文汇带来来喜讯，相反的是销路与影响力的下降与萎缩，原先以为回归后文汇的业务会进一步扩大，因而买下的大片地方一直空置着。
如果在国内，空置没什么，可是在香港，所有物业都要缴付差饷，这是政府对所有房产按照其所处位置及面积大小收取的税款，不管你是在使用中或空置。由于空置的厂房年复一年地缴付差饷，无计可施之下，他们下令把属下一间经已外迁多年的美术印刷厂回迁，实际上是要这家企业向文汇缴付租金，其实这家企业自己在外边已有物业，没有租金负担，根本是多此一举。还有一点，该家印刷厂原先只需五具电话机，在搬回香港仔之后，文汇分配给它七八部电话，原因是当日乔迁新址时，文汇的领导冲昏了头脑，他们向电话公司预留大批将来扩充的分机号。号码留了下来就要缴付一定的费用，也是每年每月白白缴交，现在文汇不能不以邻为壑，把这些开支硬是摊派给他们的属下机构去。此外，摊子大了，日常的管理费就要增加许多。不过，这些都是小儿科，更大 的问题出在那间旧社址的重新发展。
张云枫经营上的重大失误
由于是上级拨款购置香港仔新址，文汇报原先在湾仔道 197—199 号的社址不须放售套现，文汇上层决定把这幢物业发展为商业楼宇，其如意算盘是将来收取租金以作挹注。旧址的平面面积不超过 180 平方米，如此窄小的地盘重新发展是没有多大好处的；其次，文汇手上没有资金，要发展只能靠借贷。在这个问题上张云枫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问题，如此细小的地盘在扣除了前后楼梯和升降机之后，每层楼面的实用面积不大；倘若能够收购贴邻那幢旧楼的话，那么，新发展的楼面的实用面积将会大增而增加了租金收入，同时亦摊薄管理费用。更重要的符商业大厦的要求，容易租出。第二个问题，新华社文体部有一笔暂时不需动用的基金，他们拟与文汇报合作发展这个地产项目，那么文汇就不需要或减少向银行的借贷，亦即是减少向银行缴付利息。但是上述两件事均遭到张云枫的否决。
收购贴邻的楼宇是一件颇为困难的工作，可以自己去做，也可以与地产商合作，何况这个项目并非马上要动手，可在有利的时机出手。
不过在这件事情突显出文汇的领导人鼠目寸光，他们连新华社文体部的现金投资都不接受，怎敢与资本家合作来发展地产项目呢？“表叔们”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他们只懂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知道利润共享、风险共同承担这种游戏规则。加上在回归前夕，香港的社会一片繁荣，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没有人想到“居安思危”。最终是在那不到 180 平米的地盘上建成一幢迷你商厦。
这幢商厦落成之日恰恰遇上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房地产跌价 50% 。这幢大厦虽然不是出售，不过却是租不出去。租不出去除了金融风暴所做成的商业萎缩之外，该幢商厦每层的面积狭窄，不很适用，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是，有关领导欠缺灵活的商业手腕，以致这幢商厦大量单位空置率甚高，既要支付银行利息，还要支付管理费用，变成了文汇报的一个大包袱。
首当其冲的是当年的总经理，由于他盲目发展项目而导致负债累累，事后又拿不出解决或抒缓方案，于是被中联办调回广州，当上一位名称很好听的“视察员”。这位总经理文革前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的一名见习记者，文革后当了官，一直在省委有关港澳的部门工作。他既未做过报纸工作，又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由于某些关系而获得调升。倘若说文汇的盲目发展归罪于此人，未免过分一点，此人倒是张社长的代罪羊。
后来，中联办跟着从内地调来一名总经理，不知是新来的老总能干，抑或是他到任后了解了资本主义的经管手法，经过他的努力，文汇报进行了债务重组。经过一轮计算，原来湾仔道商厦是资不抵债。一般来说，一块地皮的价值是能抵付其建筑费用的，可是文汇向银行的贷款不止这些，还包括香港仔新厦的装修费、购买印刷机的费用，等等。原来，文汇在扩展的时候，拿到上级拨付的经费只是盲目发展，弄到装修等费用都是靠贷款。经过重组之后，文汇放弃湾仔道的商厦还欠下银行一笔巨款，要把香港仔的资产作抵押，分期偿还。原先打算用来收租的商厦，从此拱手交给银行处理。且说银行不是炒家，它取得这幢商厦的物业权之后就挂牌出售，卖得的价钱是银行的投资包括应收利息，如此而已。不料其买家在购入大半年后将之放盘，倒是赚了一笔，此是后话。
经过债务重组之后，文汇尚欠银行一笔巨款，要分期摊还。不料继任的社长张某良拿出国内干部赖账的惯用手法 —— 不肯承担前任的债务，拒绝还款给银行，反正银行也是中资机构，是共产党欠共产党的，有什么账好算。可是，这位社长不知道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此事若是换上了是外资银行，债主可以下令文汇报清盘，资产拍卖。中资银行不能做得那么绝，不过他们为了保障本单位的权益，立即申请把文汇的资产钉契。即是 说文汇报在香港仔的物业和资产不能再按揭或出售，最要命的是文汇报所有董事都被银行列为不守信用之人，并且通报天下。
可怜这批董事都是公家的委派的，无权无利，到了这个境地反而落得不能向银行借贷亦不能作借贷担保人，成为没有信用之人。张云枫主政十多年，他一手发展了文汇报的美轮美奂的社址，其实隐藏着许多不利的因素，不管他有无先见之明，起码欠下一屁股的债务是他任内的事，他自己在任内不能还清债务，亦欠缺还债的手段。只能慨叹一句曰：此人真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矣。
2011 年 6 月 17 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
文章来源：《前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