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6月27日讯】最近广州发生的大规模骚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超经济剥削所制造出来的怪胎。而政府处理事件的方式，证明了这个政府执行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挑动群众斗群众。也就是利用社会上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来扩大矛盾，挑拨情绪，利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民。这和文革时代利用某某派打击其它派别，挑动一派的群众斗另一派群众的手法完全相同。这是专制统治者维持社会稳定的常用手法。

最近广东骚乱的中心增城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外向经济加工区。这种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劳动力需求很大。其结果是必然会有大量劳动力迁居进来，形成新兴城镇。在人民有平等权利的民主国家，这样的新兴城镇给所有人提供的是平等的机会。尽管也会有贫富差距，也会有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差别，但平等的机会削弱了这种差别；也不会使得几种不同的差别重合，加大人群之间的差别感。而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缩小人群之间的差别感。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

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毛泽东时代起，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就是制造人民之间的差别，扩大人群之间的差别感。中共政权利用人民之间互相歧视，互相牵制来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共产了，毛泽东反而要强调阶级斗争。表面上消灭了阶级，反而倒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套用老百姓讽刺的口气来形容就是：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没有阶级，制造阶级也要斗争。没有派性，制造派性才能斗。这就是毛泽东可以把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法宝。

不少人都说邓小平改革了经济，却没改革政治。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经济是整个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当人的社会地位不是自由的，他们的经济地位也不是自由的。社会地位的差别本身就制造出了经济地位的差别，或者说是扩大了这种差别。除了其它原因之外，这种身份地位的差别，从一开始就是形成现在中国阶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也是进一步扩大阶级差别的原因之一。这是中共统治集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基本条件。

以广州地区为例。从所谓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阶段开始，当地人就享有外地人所没有的各种优惠和便利以至于权利。因此，逐渐就形成了本地人是老板，外地人来当劳动力的局面。官方和本地老板之间分享高额的利润，自然也就合伙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从而逐步扩大了阶级差别。这是中国所有发达地区的阶级差别产生的模式。所以，现在中国的阶级差别也同时带有地区的和民族的色彩。

新疆乌鲁木齐事件的情况和这次广州事件，在这方面就非常相似。无论是民族差别还是地方差别，都被叠加在了阶级差别之中。只要有人稍加挑动，就会爆发严重的仇视情绪，并且迅速扩大成为暴力活动。当人们情绪失控的时候，再来谈论到底是谁有理、还是谁没理已经毫无意义了。而政府就可以四两拨千斤，用少量的官方武装力量来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其实和毛泽东时代先制造出不同的造反派，再利用一派打击另一派，最终达到压制所有造反的手法完全相同。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阴谋中以夷制夷手法的典范。

而邓小平比毛泽东更阴险的地方，是毛泽东毕竟还想制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结果，无法真正制造出阶级差别。但邓小平却利用不平等的半市场经济环境，很快就制造出了真正的阶级差别。所以，现代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就不必先制造出政治派性再支持一派打一派了。他们可以直接利用界线清楚的阶级差别，再加上民族或者地方差别来挑动群众斗群众。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和这次的广州增城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但是，和文革时期的情况类似，这种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政策是一个双刃的利剑。最高当局可以利用，各级官吏中的野心家可以利用，而造反派也可以利用。唐朝就有过这样的事例。当时广州的地方官员，勾结以外商为主的富裕阶级，盘剥、欺压本地贫民。结果倒被流窜的造反派黄巢所利用，掀起了一场以屠杀外国商人为号召的种族灭绝运动。大量无辜的平民受害的同时，扩大了黄巢造反军队的实力。就是到了现代，用各种理论也很难说得清楚到底谁对谁错。

但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制造和扩大人群之间的差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政策，最终将导致大规模的灾难。受害的不会只是一部分人民，大多数老百姓都会成为受害者。这就像文革之后造反派们在监狱中回忆往事，竟会发现彼此对立的人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但往往都是受害者。的确，大家都是当权的阴谋家的受害者，都是专制统治集团的受害者。

一个正常的负责任的政府，无论是现代的民主国家还是古代中国的集权政府，都必须弱化各种社会矛盾。而且，还要避免不同的社会矛盾叠加重合，避免造成重大的社会冲突。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正道。

而中共却把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作为维护统治的基本政策。这就为社会动荡创造了基本条件，或者说是社会动荡的肥沃土壤。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乌鲁木齐事件还是广州事件，都是共产党的政策制造出来的事件。受到伤害的双方人民，都是共产党政策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