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6月16日讯】 “表叔”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香港人对《文汇报》领导层人员变化和方针转向的嘲讽和调侃，但究竟从何时算起，颇费思量，这是因为我加盟《文汇报》较晚，大部分时间在东北工作，与报社核心层领导接触不多，但所幸近日不仅有不速之客提供内幕，而且，在我写作的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里，有李子诵先生 1989 年创办和编辑的整套香港《当代》杂志，供我参考，他撰写的《国运与报运》一文，令我茅塞顿开：可以肯定的是，“表叔时代”始于八九“六四”，此前，《文汇报》是中共高层人物与民主人士合作的产物，此后，它已逐步演变成了共产党的对外宣传阵地，或者叫“喉舌”。也许洞悉了报社领导层的一些决策人物的来历和特点，以及走向和结局，就找到了拨开掩盖《文汇报》迷雾的锁钥。

有一位熟悉《文汇报》的朋友对我说，你们《文汇报》的班子复杂得很，被安插上六个派系的人物：党政军，还有地方、国安、公安。到底哪一位人物隶属哪个单位，相信没有人说得准。从历史上来看，国安早就派人插进来，有的是公然派来的，比如，原海南办主任林某，就曾在省安全厅工作过，亦有假借“求职”的，再通过核心人物的内应而进入。这个情况《文汇报》及《大公报》都有，但以前不多，那个时候还是党与民主人士合作，他们不能过分，到80年代就开始陆续渗入，到了90年代已是“表叔”执政，各个部门都有外派干部，他们打着记者、编辑的名义，就可以到处活动，对外从事他们的某些工作，对内则拉帮结派。消息人士列举了几个重要人物，而以下所述，可以隐约地捕捉这种神秘的影子。

陈某明，统战高手

从70年代开始，《文汇报》就有意识地吸收大学生，只是报社能付出的薪金与社会工资有一段距离，不过仍有一批又一批大学生追求他们的理想，踊跃地参加了工作，不过能够坚持下来者并不多，陈某明是其中的一位。

“六四”事件发生后，有一批人离开《文汇报》，陈某明则选择留下来。在李子诵被“停职”那段沸沸扬扬的日子里，某天晚上，有几个离开了《文汇报》的人，来到报社门口叫阵。当时，张云枫开始掌握部分权力，他的工作相当吃力，加上他又是一个没有魄力的人，因而，企图选择鸵鸟政策，不料，陈某明挺身而出，他说，由他出面到大门口跟这些人对话，这个建议得到张云枫的批准，即是说，就让这些来自资产阶级大学的人，用他们的观点和语言去跟另一批人辩论。对话的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事后内部亦没有进一步谈论。想不到陈某明因此一举成名，受到工委的赏识，从而扶摇直上。人们可以认为这是陈的投机，不过从另一个度来看，人各有志，这一批人认为该怎么办，另一批人可以不同你的意见，求同存异，如此而已。陈某明最大的得益是工委要搞一个“新闻工作者联会”，陈被推上出任这个联会的主席，成为左翼中下层人员（记者、编辑）联合组织的头头。

陈某明是在访美期间出事的。美国新闻处每年都有一些名额邀请香港的中级人员访美，那一年是陈与阮纪宏同行。当天早上，阮不见陈来到餐厅，打个电话上去，房间无人应，酒店派人去开门，陈已僵毙在床。经解剖，他心脏的三条血管都已闭塞。接近他的一个同事说，他一直以为陈不注重身体，因为三条血管都闭塞，本人一定会感觉到某些先兆。后来这位同事的一位至亲，检查到他也是三条血管闭塞，拖了半年才动手术。经问，他的答复是毫无迹象，从来没有心胸翳闷的感觉，他是因为肺气肿不能治愈，经转换医生怀疑其心脏检查出来的。这事否定了他对陈某明不注重身体的看法。

不过，陈某明生前的生活不很正常，则是事实，他经常深夜下班后与一批同业夜宵或搓麻将，有时通宵达旦，这是按报社的要求做的，《文汇报》向来鼓励同事们去做统战工作，非如此怎能联络上一些同业呢？可是这又是许多人都不愿做的事。当时编辑部肯做这件工作者，只有陈某明和副总编游某林而已，后者联络的是老一辈的老总级，而陈做的交往对象是中年的中层人物，分工不同，对像各有侧重。陈去世后，这件工作没有人做了，而游某林在“六四”后，他没有了李老作后台而兴致索然，年纪一到，他选择了退休。从此张云枫选择了闭关，罕与外面的同业主动打关系，因为他不是做公关的人材，到1998年借着《文汇报》在港创刊50周年，始宴请外界的老总。至于那些外派干部是从来不会主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的，他们是坐待人家来朝拜，所以，90年代以后，《文汇报》与同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他们亦不必来求《文汇报》了，他们有什么事，可以径自去找新华社（或中联办）。

刘某明，看风使舵

前几期，笔者涉及到了刘某明，但有热心读者写信给我说：你写错了，他从来不是广州《南方日报》的总编。当日，一位《南方日报》的朋友读了香港《开放》杂志也问我，刘某明怎么当上总编的？他在《南方日报》只是从事业务工作而已。看来，我高抬了刘某明。

实际的情况是，只因“六四”之后，工委为了加强对《文汇报》的领导，从新华社把原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某明派来当副总编，以至总编。我1994年加盟《文汇报》时，张云枫是社长，他是总编，两人搭档，但关系不太默契，时常发生冲突，有时，他们的矛盾掩饰不住，竟在办站工作会议上表面化了。

也许由于他不是“红裤子”出身，在编务工作上，不很适当而被刘某碧看不起，其实，刘某碧另有后台，她的先生是刘某安，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的副部长，他们夫妇曾是新华社驻比利时记者，在北京高层有人脉关系，所以敢于与他抬扛。这种情况在过去是罕见的，《文汇报》在与民主人士合作期间，你我他之间，即使有什么意见不合亦只是暗中埋怨，连暗斗都没有，因为大敌当前，我们面对的是“港英”和“蒋帮”，说什么都不会公开拆台的。只有到了共产党公开领导，党员领导之间就可以吹胡子拍台子了。

我想，有一件事最能洞悉刘某明的思想性格，它发生在1997香港回归前的中英争拗时期。有一天，《文汇报》在主要版面的显着位置上，刊出周南的一首诗，介绍文章说，周南声明这首诗还未成熟，不宜刊登云云。倘若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未成熟的作品也可以作为一颗炮弹，不过这首诗无此作用。那么，这首诗写得怎样？香港某大学修读中文系音韵专业的人士评价说，不论内容怎样，它最大的缺点是，平仄不符！

试想，一份地方报纸，在显着版面刊登市委书记一首不合格调的诗作（若是放在副刊又当别论），其目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那么，只有一个结论 —— “擦鞋”（拍马屁）。其实，这次拍马屁，分分钟会拍到马屁股上，因为此举会让周南自暴其丑。不过，我未听说过周南有怪罪下来。如果说文汇报的报格日趋下降，那么，这家报社刊出这首拍马屁诗作应是其转捩点。

总的看来，刘某明给我的印象是矛盾的：一方面在会上言辞激烈地抨击官员的腐败，一方面又以中央信任，我们是“政治家办大报”而深感自豪，唯一的一次与其私下谈话，发生在2000年初，他流露出对刘某碧的不满，并把这种情感殃及我，实际上，刘某碧发现和重用我，以至辞退我，都是出于公心，我和她没有任何个人交情，刘副社长，尽管与他冲突不断，但从未向部下流露过，身为女性，实可赞也，由此观之，刘某明除了善拍马屁，还气量小矣！

不过，刘某明也有骨头硬的时候。据说，2000年底，刘某明要退休了，他的社长兼总编辑要交棒，工委推出了新社长，要求刘某明暂时留任总编辑，这是明显的降级留用。倘若从过去他所追随的理想和性格上看，革命者是不应计较权力与地位的，但他拒绝了，套句老话叫做“不再革命”了。

周博士，左右逢源？

绰号“周博士”，职衔是《文汇报》副总经理。一个没有高文凭，没有特殊能耐的人竟能爬到如此高位，当然是有一定的因由。

消息人士称，周某小青年的时候来到香港，投靠他的远房亲戚廖一原。廖是《文汇报》的中高层干部，职衔编辑主任，后来廖抽调出去搞新联影业公司而成为左派电影界的大头头。

最初，廖一原把周某介绍进《文汇报》当小厮，其后当上了交通员。交通员的工作是每天把报纸、稿件、信件送到深圳，与广州办事处来深圳的交通员交接。当时广州的机关定阅香港报纸者不多，所以，他的工作是个优差事，但责任重，因为曾经发生过《大公报》的交通员。把一批手表挟放在报纸中走私进口的案子。所以，对交通员的要求是政治上信得过，此外还有一些密件直交老总的，周某在金、廖两位老总心中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70年代初，廖霭民把他提升为记者。当时他的采访技巧和文字水平均一般，只因要求不高，周某得以滥竽充数。适值尼克松访华，领导上号召大家广交朋友，以打破左派圈子狭窄的窘境，在这个方面，周博士倒是做得不错。他与外面的记者广交朋友，每当一群人见面时，他往往主动请客，因此，赢得“周博士”的美誉。这种请客的费用可以报销，但他报得不多，或者他有时忘记了，弄至经济拮据，常常与妻子吵架。

到了80年代，民主人士余鸿翔不满说，编辑部的人员进占了经理部（其实，只派去了两人当主任），为了缓和余的情绪，金总作出了调动，从经理部收回一两个人，不过却又巧妙地把周某派回去，因为周博士原职交通员，是属于经理部的。周对这个决定亦心领神会，他回去上班时对余鸿翔说：我回来了。周的这一次调动虽是金总的决策，不过其中有张云枫的献计，从那个时期开始，张云枫对报社人员的调升有参与权。另外，周被调升是当上了广告课的课主任，一位从未从事过广告业务的人，能跨越其他的老广告员走高，令同事愕然。此后，周官运亨通，先是业务经理兼广告部经理，进而升任副总经理。

这些升迁都有张云枫的影子，其实，他是张云枫插在经理部的棋子。不过周除了交际上有些成效之外，其实他对所管辖的广告、发行两个部门的业务运作，是颇为生疏的。知情者说，80年代《文汇报》仍是政治挂帅，间中有些大新闻需要版面，编辑部想抽离一些广告。每当发生这些问题时，周就束手无策，一定要把李姓副主任从九龙召回来解决。由此可见，尽管周当了两三年的课主任，可是，他对广告员—客户—广告位置等问题一无所知，因为他的脑袋里欠缺这个方面的本领。

有三件事情可以了解周的性格和社会关系。第一件是他的妻子去世，有一位《文汇报》的老报人到灵堂一看，可以算是大失所望，颇为冷清，广告公司方面是有一些人和花圈，但是报贩代理却是少得令人出奇。文汇过去是采取分区代理制，关系密切的报贩代理有七八个，这些人又是长期合作，决然不会礼不到、人不到，这就显示出周在发行方面，他跟报贩代理的关系很疏离。消息人士表示，第二件事，是广告部一位职员曾经问他，给周提意见，他会不会报复？他当然是替他讲好话的。不料，过了两天，这位职员马上否定了他的话。至于周如何报复，只有他们知道。第三件事，是发生在前几年，消息人士说，某友从多伦多打电话与他叙旧，闲谈中说：“周这个人，我就不想再跟他交朋友了”，这一句话吓了他一跳。某友原是周通过工作辗转认识的，并与《文汇报》有生意上的合作，之所以认识他，亦是周介绍的。想不到十多年后，他竟会说出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原因，并非周占了他什么便宜，而是表达出他对其为人失望的观感而已。

那么，周是否属于“势利眼”？还有更多的事例判断，第一，是廖霭民把周从交通员提升为记者的。廖其后被中共认为思想极左，调回广州学习、工作。一些老同事路过广州时会去廖的住宅探望，但周从不作此举，显示出他是对廖霭民“划清界线”。第二，是对金尧如，是老金把他从记者提升为广告课主任的，可是“六四事件”之后，周虽不致于不敢与老金接触，不过话语间颇有揶揄的味道。然而在过去，在他充当交通员的时候，他经常在同事面前吹捧金与廖，讲他们二人如何勤奋学习，如何孜孜从公，甚表感叹（可能金、廖听到此类反映而对周刮目相看）。第三件事是对廖一原。周又是廖一原介绍进《文汇报》的，廖掌管电影界大权，周亦在同事面前吹捧显示他与廖关系密切。前几年廖一原病逝（廖在政治方面从来没有低潮期），廖太太因为有一件不大的事情想找人帮忙，于是想起了周博士。周当日拍胸膛表示一定办妥，不料过了许久全无下文。

那么，一个没有什么本领的人，能够爬升到如此高位，在实际工作中又不须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张云枫的支持，至于周是否对张肝脑涂地呢？我就不清楚了。

周博士真是左右逢缘，据称，他退休后的生活，泛出与其个性有别的光彩。首先是他退休后去了加拿大，原因是“老来从女”，他的女儿与他相处很好，不过他每年回港一次。不料，去年爆出周已再婚而且育有一名六岁的女儿，据说是过去做广告的时候在深圳认识的，其继室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已携带女儿回到四川。于是乎周变成了候鸟，每年奔波于魁北克—香港—四川之间。如此奔波是因为周已入了加拿大籍，他的女婿是开餐馆的，过去他们聪明地每年给周邀付入息税，所以，现在周可以拿到较高的福利金。那么，每年他大概可以拿到一万加元吧，为了这一笔款项而心甘情愿当候鸟，是他精明所得的另一大福气。

更大的福气是，尽管他已是加籍，但周某退休后就被“选出”任《文汇报》退休职工联谊会的主席。其实，他长期不在香港，对退休会的运作起不到什么作用，也许只为有的人要把他的棋子插到联谊会。尽管如此，周某应有自知之明，这个没有什么作用的“主席”不做也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恋栈。试问，由一位外国人士出任退休职工联谊会主席，不知道到底是《文汇报》的光荣，抑或是文汇报的耻辱。

刘某昌，深不可测？

别看刘某昌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但背后深不可测的力量，总在关键之时，把他推到前台，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连社长，总编都奈何他不得，这与其说是他有能力，不如说是归于《文汇报》的体制，他是藏在编辑记者身后的实权派，其知道的一切可能永远成谜，所以，刚来报社时有人告诉我，别人都可以得罪，但只有他万万得罪不起。

刘的父亲是文汇报的记者，其父似是一尊胖嘟嘟的笑面佛，性格如同其外貌，从来与人为善，刘某昌则与其父亲相反，恰恰是 180 度的不同。许多朋友谈及，大家的看法相同，而且，大家都惋惜为什么一个如此好人，竟然养出如斯的儿子。

刘某昌是在 60 年代从香港到广州读中学的，当年，《文汇报》和《大公报》两家有不少同仁把子弟送回内地读中学，原因既是经济问题（香港尚未实施九年免费敢育），同时又想有个学习好环境。两报都有广州联合办事处，可以照顾这些学生。刘在广州没能中学毕业就经历文化大革命，继而上山下乡，后来参了军。在部队做什么，他自己讳莫如深。

1978 年，金尧如返回香港，因刘父已逝，而其母亲及弟妹都在香港，家里经济收入不多，老金眷念故人，立即把刘某昌弄回香港。金把他弄出来据说是略有曲折：先是刘要退党始能批准出境，不过他到了香港之后，金不仅安排他恢复了党籍，且把他安排在身边当上了秘书，过去是没有这个职位的，只因改革开放之后，老金内外的事务很多，刘三生有幸，从而认识了许多人物和处事手法，可惜他没有学上老金坦率的胸襟和为人的真诚。 1982 年，老金被调回国，刘在报社羽翼丰满，又爬上了另一个职位：社委办公室副主任。社委办公室是一个执行机构，它的最强的权力是执掌人事权。

消息人士透露，老金在被调回国后又返回香港，此时对刘的印象彻底地变了，老金说，刘某人你要当心，我刚被调回去，他就打我的黑报告。从此，很多人对刘又恨又怕，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么，刘究竟是干什么的？我在报社任职期间，听到各种议论。有一次，报社高层讨论某一位职工，刘报告了这位职工的方方面面情况，根据分析，其内容不是泛泛之谈，起码是从两个以上的人物或角度进行过了解，简言之是其已“立案”调查，虽然其中不乏夸张之处。刘的报告反映出，他对报社内的人物活动是花了一些心血的，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电影里“地下工作者”的活动手法，多年来，《文汇报》内部是没有专人做这种工作的，包括他的父亲。

刘父生前的职位是社委办公室秘书，但是，其管治的范围很狭窄，从不做得罪人的事。刘进行的监视工作主要是抓总务部，难得总务部的主任对他俯首贴耳。总务部主管门卫，还有一批勤杂工友为各个部门作跑腿。刘直接或间接地抓三几个勤杂工友或找人问话，他们心目中要监控的对象的言行就有个底了。监控的另一项工作是扣查信件，门卫收到的所有信件都要先行交到办公室，这些来往的文件或稿件，有没有遭到办公室拆信检查呢？在这里不便点明，不过确实是发生过丢失稿件的事情，有位作者说，稿件是他亲自送到湾仔道的，不料遭到编辑电话追稿，而且不止一次。

显然，这类活动是骗不过群众眼睛的。有位职工曾经说，在报社内千万不要随便讲电话，因为会被“办公室”窃听的，所谓办公室就是指刘某人或其小班子。不过我是不相信这种臆测之言，整间报社有近百个电话分机，即使刘某有三头六臂、即令他全部都录了音，他哪有精力去聆听呢。只是这位职工的推测证明了一点，刘某对报社内部的监视工作引起职工们的恐慌和警觉。

《文汇报》的一位资深人士说，某年新年前，跑深圳的交通员给他送礼，大概是一瓶酒和一些土特产品吧。《文汇报》内部从来没有给上司送礼的习惯，他断然拒绝了。交通员的工资都很低，亦没有外快收入，他从那里拿得出钱来买礼物呢？他说，我估计是有人故意指使他这样做，即是说他已成为该名居心叵测者试探的对象，甚至有可能本人亦被他立了案。所以，他对刘某人的批语是“阴险毒辣”，并非臆测之语。

这位人士表示，有一次，一位办公室副主任 X 君离职来向他辞行。经过几年的努力，刘已经从副主任升为正职，以后调来的外派干部都是担任副职，但是这位 X 君只是做了一年多便要卷铺盖了。他寒暄过后，大吐苦水，他提到此次离职是不愉快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报社领导从国内调人员进来不依手续，暗示其间有台底交易，他曾依照规矩多次顶住，而结果是自己被调走。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与刘某人的磨擦，这时他说了一句话，刘某这个人是“康生式人物”。 X 君听后甚感兴奋，他说他想了许久，总是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句来形容这个人，“康生式人物”，真是十分贴切。他分析说，是不是中联办依靠这样的人物来监控《文汇报》呢？

根据刘的工作手段和处事手法，《文汇报》有很多人始终怀疑刘是与某一条线挂上关系，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刘在来港前已经挂上了关系，亦有熟人否定我的判断。不过，从刘的官运来看，尽管经历多任社长（可以说他是“六朝元老”一一李子诵、陈伯坚、张云枫、刘再明、张国良，再到今天的王树成），如果说，他不是有某些特殊关系的话，没有特别的技能和工作成绩，断然不会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三十多年不倒，而且，扶摇而上，特别是，他一直掌管人事工作，从来没有被调到别的部门。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是每一任社长上场，刘主任起初都是不大得志的，可是，他是一个能够沉得住气的人，过了一段日子，他就会神气起来，为什么？除了他的后台颇硬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主管的范围，即是说，他了解到某些职工的动向，这个管治制度使得这么一个人物，可以发挥到任何一个社长都需要他的程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2000年上半年，《文汇报》派他亲临大连辞退我，就不奇怪了。到了今天，他已是社长助理，排名在诸位副总编辑之前。

2011 年 5 月 20 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

{ 《开放》杂志 2011 年 6 月号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