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坪林这么多次，今天第一次进坪林茶业博物馆参观，主要是为了参观馆内的一块“虎字碑”古碑。
说起虎字碑，很多人都知道草岭古道的垭口附近有一块虎字碑，是清代同治六年（1867）台湾镇总兵刘明灯路过该地时所题，为国家三级古迹，坪林虎字碑则默默无名，少有人知，曾经寂寥多时。
坪林的虎字碑，立于同治七年，也是刘明灯所题。这块古碑原立于北宜公路最高点石牌附近的古道上，民国五十几年时（1960s），国军部队开辟山区战备道路时，将这块古碑迁移至今国防部后备司令部博爱园区保存。因此长期以来，社会大众都不知道还有另一块虎字碑保存于军方的营区里。
直到民国94年（2005），台北县文化局基于坪林虎字碑为重要国家文化资产，乃促请国防部将古碑归还坪林乡，存放茶业博物馆展示。同时另复制两座虎字碑，一放置于国防部后备司令部，一放置于坪林北宜公路石牌原址。
民国95年（2006），我在跑马古道北端古道入口处，第一次看见坪林虎字碑的复制品，才得知原来台湾有两座刘明灯所题字的虎字碑。一在同治六年，一在同治七年。
坪林虎字碑长期隐藏，突然现踪，令人惊喜，而也有人怀疑。后来有位读者写信给我，提出质疑，他认为同治七年，刘明灯已卸职离台，怎么还会有同治七年的虎字碑呢？因此他怀疑古碑的真实性。
虽然当时我看到的只是复制品，但认为即是复制品，也不太可能会将同治六年误刻成七年。后来查史料，刘明灯确实是于同治七年离开台湾，但是到了年尾的十二月才离台。因此，这一年他还有总兵职务，仍须巡防台湾各地。
坪林虎字碑的导览解说提及，刘明灯是在同治七年九月巡视淡兰古道时，立此虎字碑于山巅以镇风止煞。对照史实，则这趟淡兰行，可能就是刘明灯离台前最后一次的北巡了。
坪林虎字碑的存在，间接佐证了在同治六、七年间，淡兰古道南路的北宜古道，其重要性日增，与北路的草岭古道已俱为台湾镇总兵巡行的官道路线了。
如今，草岭古道已是国家级的步道，而北宜古道却沦为荒凉山径，长期被人冷落，只赖有心山友不时探访而已。
三年前，我走访北宜古道之后，曾呼吁坪林乡长整治北宜古道，以保存此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古道。可惜孤言未获回响。
孔子曰：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坪林乡政或庶务繁多庞杂，乡长施政自有轻重急缓先后次序，当然不能以自己的理念或兴趣而强求乡长也能认同。只是今日刚好来坪林登鬼子濑尖，见如此冷山野径，都已经过用心整治，成为美好登山步道，足见现任乡长之施政理念与我相近，亦可见坪林乡建设预算与资源颇为丰渥。
北宜古道，路多平缓，步道整治易于鬼子濑尖，不难进行，不费多金，即可完成。而其历史古道的意义又远大于鬼子濑尖登山步道。我因此有所感触，而再提此事。
我购门票进入坪林茶业博物馆，来到中庭，才发现虎字碑就座落于坪林茶业博物馆的中庭右侧墙边的小亭内。旁有坪林茶业推广中心的贩卖部。其实，若只想参观虎字碑，应该可以不用买票，只要跟工作人员打声招呼，说想进来参观一下虎字碑即可。
既然已买票，就顺便入馆参观。坪林茶业博物馆是台湾唯一的茶业博物馆，馆内展出茶叶栽种的起源、品种、历史发展，及茶叶制造、茗茶的方法等。我虽然喝茶，但少懂茶道，所以对各种茶叶技术面的介绍，只是走马看花而已。唯一感兴趣的是关于台湾茶业历史的展出内容。
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一张台湾茶外销的首张海报。海报中一身旗袍的东方美人闲逸的端着茶杯的婉约倩影，英文标题写着：“FORMOSA OOLONG AND BLACK TEAS”。图片中的东方美人，看起来并不太像同治年间的台湾女性形象，应是反映出当时西洋人对东方女性外貌的憧憬与想像。
广告海报左侧的海报，则放置了一张李春生的照片，推崇其为“台湾茶叶之父”。李春生，福建厦门人，同治年间才来到台湾从商，称他为“台湾茶叶之父”，似乎并不合理。同治以前，北台湾的山区，例如文山、石碇等堡，早已栽种茶树数十年以上，李春生并非第一人。对照右侧的海报，我想较适切的说法，应称李春生为“台湾茶叶外销之父”。
同治以前，台湾的茶叶，都运往福建内销。同治元年（1862），淡水开放为通商口岸，从此台湾的茶叶才逐渐转为直接外销。同治四年（1865），英商陶德来台，发现台湾北部适合种茶，次年，自福建安溪引进茶苗，委请淡水附近茶农栽种，并引进现代商业模式的产销方式，透过洋行贷款给茶农，然后再向茶农搜购茶叶。李春生自幼失学，受洗成为基督徒，受教会教育，因而精通英语，后任职于厦门英商怡记洋行。这时，他受陶德之邀，前来台湾担任买办，协助陶德发展茶业商务。
同治六年，陶德将台茶试销澳门，获得成功。同治八年（1869），陶德以“乌龙茶”（OOLONG TEA）为品牌，成功为台湾茶打开美国市场。
此后，“台湾制”的茶叶名声大噪，大批外商及闽南茶商纷纷来台设立茶叶洋行，经营茶叶外销，开启了台湾茶业外销的黄金时代。李春生后来自立门户，成为茶商，又跨足他业，成为大稻埕的富商。
而短短十余年间，茶叶竟占台湾北部出口总值的90%，淡水港成为台湾第一大港。同治4年（1865）时，台湾茶叶输出仅13万6千斤，光绪19年（1893年）时，跃增为1,639万4千斤，三十年间，成长一百二十倍，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出口产品。
回顾这段历史，倘若要选出一位人物做为“台湾茶叶外销之父”，持平而论，我想应当非陶德莫属。而大概因为陶德是英国人，不宜成为“台湾茶叶之父”，所以这头衔便给了李春生。
而茶业博物馆推崇李春生，正是间接推崇陶德。导览资料介绍台湾茶之兴起，便是先介绍陶德来台，然后再介绍李春生协助陶德，成功打开了台湾茶的外销市场，台湾茶业自此兴起。
旅游日期：201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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