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3月05日讯】由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1993年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又译为《舒特拉的名单》)，不仅当时荣获了六项奥斯卡金奖，至今仍是全球公认的最佳影片。电影让保护了一千多名波兰犹太人的德国商人辛德勒流芳百世。不过，世界仿佛遗忘了一位拯救出十多万匈牙利犹太人的年轻瑞典外交官：劳尔‧瓦伦堡（Raoul Gustav Wallenberg，又译为华伦伯格）。

瓦伦堡家族类似洛克菲勒、摩根等财团，六代人持续两百多年兴盛不衰的企业帝国，不过这个“堪比瑞典王室的隐形财富世家”，至今无法得知其引以自豪的家族成员的下落。

这样一位伟人的故事，近来却被中共的很多网站所删除，少有的一点论坛信息也被淹没在大陆无边的黄赌毒大潮中，中国人对他少有所知。

如今，同样的失踪案在中国大量发生，数以百万计的上访民众消失在秘密集中营里。回顾历史，国际社会为什么默认纵容希特勒的大屠杀呢？瓦伦堡是如何救出十万犹太人的呢？他没有死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却葬身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今天的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呢？

瓦伦堡和他的10万犹太名单
_{文 ◎ 魏先修、齐先予}

跳上押送犹太人的火车上，在残暴的剑十字团面前，在一排子弹从头顶上飞过之后，瓦伦堡打开名册信口念出一串瑞典人通用姓氏，聪明的犹太人逃生心切，应声一个个走出来……就这样从三千多犹太人中救出了约三百人……

时光回溯到1944年的匈牙利。

现在的人们可能对纳粹杀害波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犹太人比较熟悉，但了解纳粹在匈牙利对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人可能并不多。起初匈牙利作为轴心国成员，一直设法维护其国家主权，抵制纳粹把匈牙利犹太人驱除出境的要求。因为匈牙利的犹太人在该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艺术领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很多犹太人已经跟本国的马札尔人通婚。

纳粹激进分子伊启曼欲创杀人纪录

不过纳粹并没有放过这里的犹太人。1944年3月18日，希特勒逼迫匈执政者接受德国的全部占领，匈内阁首相克拉依逃往国外，前匈驻柏林大使魏森美尔继任首相。不久匈政府把除布达佩斯以外的地方省的5万犹太人集中起来服苦役，7月又把地方省的43万犹太人放逐到东方。

3月18日政变后几小时，纳粹党卫队中校伊启曼（Adolf Eichmann）就来到了匈牙利，开始完成他所谓的“最后使命”。伊启曼虽然官衔不高，但很受希特勒的得力干将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赏识，并享有“犹太问题大师”的“盛誉”。伊启曼在奥地利发明了流水作业法，并将此法介绍到布拉格和柏林。在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方面曾显露不凡的调度天才，他从而使毒气室的容量和效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伊启曼深信日尔曼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处决犹太人是拯救德国人所必须的。他对捕杀犹太人完全入痴着迷，立志要创造一个史无前例的杀人纪录。

到达匈牙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伊启曼就用147列火车把43.7万匈牙利犹太人运到了奥斯威辛等集中营，然后把他们屠杀掉。伊启曼向柏林的报告夸口说，彻底消灭匈牙利的犹太人已基本成为事实，“处理布达佩斯的17.5万犹太人，只要再花几天工夫就行了。”

美国迟来的营救犹太人计划

如何拯救这十多万犹太人的生命呢？

此前国际社会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或知之太迟，或知后冷漠处之。救援工作的拖延无形中助长了纳粹仇恨犹太人的气焰。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前十一年中，美国只给欧洲犹太人发了16.5万张移民签证。1942年8月，同盟国已确知希特勒命令修建一批巨大的毒气室，但直到四个月后，国际社会才公开谴责纳粹的屠杀行为。

即使知道纳粹要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同盟国、中立国，甚至像红十字会那样的国际救助机构，也没能有效地开展救援。1943年，英国政府建议在百慕达群岛召开国际会议，商量救助犹太人的办法，可美国国务院在时过六个星期之后才同意参加。会议没能采用有效措施，而当时纳粹正以每天平均屠杀1.5万人的速度进行。

1944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收到了一份题为《本政府默许屠杀犹太人》的报告，报告结尾这样写道：“从屠刀下拯救犹太人是一个伟大的信托，它不能由那些冷漠无情、或怀有敌意的人插手。这个任务困难重重，但只要有一颗完成任务的炽热的心，并作坚持不懈的努力，珍惜时间就能取得胜利。”

一周后，罗斯福成立了“战时难民救济会”，美国终于站出来要设法救助幸存不多的欧洲犹太人了。罗斯福总统和纽约天主教红衣主教向匈牙利天主教呼吁保护他们国家的犹太人。英国政府警告：如果把犹太人集中关在犹太区，就要轰炸居民区。战时救济会强烈要求罗马教皇使用“开除”教规，威吓纳粹和他的匈牙利帮凶，罗马教皇拖延了一个月才这样做。（直到2000年3月12日，罗马教皇才就二战时对犹太人遭受迫害保持沉默的行为进行公开谴责，请求上帝恕罪，并向世人道歉。）

很明显，这样远隔万里的警告是不起作用的，于是救济会开始策划一个直接从匈牙利内部抢救犹太人的行动方案。当时中立国瑞典正要增加驻匈的外交官，于是救济会希望瑞典能派出一个能肩负此使命的瑞典外交官，美国将对营救给予资金和支持。最后，年仅31岁的劳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被选中了。

年轻瑞典外交官肩负营救使命

瓦伦堡出生于瑞典一个杰出的外交官、银行家兼海军将军的家庭。极具语言天赋的他，曾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读了四年建筑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并出差到过匈牙利。在南非和巴勒斯坦银行实习时，他的南非雇主向他祖父报告：“我发现他有精明的组织才能和出众的谈判才能，不但富于想像，还很有创造性，他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和活力。”他的叔祖父说：“那孩子，很明显更适合当政治家。”

上大学时有一次他们去参观世界博览会，回来时汽车被一群年青流氓逼着司机把车开到一条人烟稀少、路面泥泞的路上。车突然停下来了，流氓用枪口对着他进行抢劫，不过瓦伦堡镇静自如的态度，反倒吓倒了抢劫犯。

瓦伦堡的外祖母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他急切地希望能帮助犹太人，于是劳尔‧瓦伦堡以瑞典驻匈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来到布达佩斯，他同时也是罗斯福驻布达佩斯的私人代表、美国战时难民救济会的代理人。

时间就是生命。1944年7月9日，瓦伦堡背上旧背包，不顾火车的拥挤，马上赶赴布达佩斯。在他背包里放着一份在匈政府中身居要职的秘密反纳粹者名单，一份可能给他提供基金的匈牙利犹太要人的名单，一本被怀疑与法西斯勾结的在布达佩斯的瑞典人名册，还有一支旧手枪。

出发前的那天半夜，匈牙利当局突然宣布停止放逐犹太人。这是个好兆头，一下火车瓦伦堡就约见伊启曼，一方面摸摸他的底，一方面从他手中买下四十栋楼房，以便扩大办公室，容纳他的犹太人雇员和受保护的匈牙利犹太人。同一天，他还在大使馆建立了一个特别慈善小组，唯一职责是把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弄出伊启曼的势力范围，尽量让他们都住进飘扬着瑞典国旗的特殊房屋。

救命的瑞典保护通行证

这一天，瓦伦堡会见了犹太大会的成员，交谈中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给犹太人发放瑞典保护通行证。此前这种通行证只发给那些与瑞典有亲缘关系或商业关系的人，他们由于护照遗失、在新护照补发过程中所使用的临时护照。通行证上写着：本证的持有者及其财产将置于瑞典使馆的保护之下，本证持有者将立刻动身去瑞典。

为了保护犹太人而给他们发放这种通行证，这在国际法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获得瑞典大使馆同意之后，瓦伦堡立即安排与匈牙利外交部和内政部的官员以及匈牙利宪兵司令会晤，因为这种通行证意味着把匈牙利公民撤离匈牙利，有损匈牙利的主权。起初匈牙利官员不同意，瓦伦堡软硬兼施，用将要审判战争罪犯的口吻来威胁官员，他坚定有力的态度让人觉得，好像战争一结束，他就是战胜国驻匈牙利的第一代表，能决定哪些官员能享有免受惩罚的豁免权。

终于在一个多月后，匈内政部同意有条件地签发4,500张这种通行证给那些有钱有地位的犹太人，瓦伦堡还设法说服德国尊重这种通行证。为了使仅有的 4,500张通行证发挥作用，他分给每家一张通行证，以使当局不好将一个新瑞典公民的亲属放逐出去。他随意给每张通行证编号，以使员警很难发现多发的通行证。不过在这期间，伊启曼不顾匈政府的禁令，依然用各种欺骗手法强行把1.2万犹太人装上货车厢，拉出边境屠杀了。

8月25日，匈政府宣布把不受保护的犹太人赶进有黄色星条标志的房子里，同意把他们放逐到德国去。伊启曼威胁道：如果匈宪兵拒绝照办，他将动用德国党卫队。随着放逐日期的逼近，没有受到保护的犹太群众惊恐万状，使馆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瓦伦堡一方面要求匈政府顶住伊启曼的要求，一方面延长办公时间，把办理通行证的办事人员增至一百人。

在恢复放逐的前四天，在瓦伦堡和犹太大会的强烈要求下，驻瑞典的各国外交官集体草拟了一份对匈政府的照会：强烈抗议匈政府同意放逐犹太人。匈国家元首霍尔第收到这个照会的第二天，匈牙利南方邻国、轴心国的成员国——罗马尼亚突然宣布向苏联投降。霍尔第清醒地意识到：战争失败了，现在必须与同盟国迅速媾和，媾和第一步就要取消围捕和放逐布达佩斯的犹太人。

于是他派人通知伊启曼：匈政府不同意恢复放逐。伊启曼勃然大怒，指着来人的鼻子破口大骂，并给柏林发电报请求指示。希姆莱的答复是不要强迫匈牙利。在当时的希特勒眼里，把匈牙利留在轴心国里抵御德国南侧的威胁，比伊启曼完成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更重要。伊启曼面对事态的发展惊愕不已。瓦伦堡乘机向霍尔第提议，要求德国把伊启曼的部队撤走。伊启曼离开了布达佩斯，但仍留在匈牙利境内等待机会。

面对纳粹随时可能再次回到布达佩斯，瓦伦堡一直在考虑怎样弥补他签发通行证的不公正，牵挂着那些不可能得到通行证的人。一天他得到一个非常秘密的情报。有个叫“格利克”的地下游击队，其领导人铁柯尔兹是波兰藉犹太人，手下有三百多人，目前他们正悄悄伪造各种证件，如基督教洗礼证书，匈牙利或德国护照，以及中立国瑞典的临时通行证等，签发对象是那些比较贫困又没有社会地位的匈牙利犹太人，而且签发时分文不取。于是瓦伦堡秘密约见了这个领导人，当面向他承诺其伪造通行证的合法性，并希望他印发时特别小心谨慎。到9月中旬，布达佩斯的犹太家庭几乎都有保护通行证了，无论真的或假的，被放逐的威胁已经过去了，他的使命似乎快完成了。

残暴剑十字团与美丽外交官夫人

谁知10月4日，局势突然急转直下。当德国探知匈政府密谋在10月15日宣布与苏联停战，纳粹德国党卫队用绑架霍尔第儿子的办法，逼迫霍尔第承认萨拉希为内阁首相。萨拉希是剑十字团的首领，这是所有匈牙利法西斯主义派系中最极端、最暴虐、最反犹太人的团体，比纳粹党卫队更残酷。

萨拉希一宣布胜利，凌晨二点电台就开始播送德国进行曲，白天追随他的那些布达佩斯贫民窟的十几岁的少年文盲们，身穿绿色衬衫，戴着红白两色的剑十字型臂章，不时在犹太教堂周围出现，剑十字团仅在统治的头十二小时内就杀掉了三百多犹太人。

瓦伦堡几乎被剑十字团的凶残惊呆了。他把所有犹太职员都藏起来了，他还联络各中立国外交官，抗议萨拉希政府的暴行：如不立即停止暴行，他们就与匈断交。他指示工作人员不再考虑犹太人申请者的资格，一律发给通行证。匈政府禁止犹太人走出室外，他和工作人员就把通行证送到人们手里。那时他车子的后座里储存着一堆空白通行证和一台打字机，以便当场发给受剑十字团威胁的人。

第二天伊启曼回到布达佩斯，萨拉希宣布所有国际通行证无效，并决定把五万犹太人押送德国，其余赶进布达佩斯郊外的四个集中营。焦急万分的瓦伦堡千方百计地说服匈政府承认保护通行证和瑞典房屋以及办公室的治外法权，不过剑十字团政府态度十分强硬。

眼看瓦伦堡就要失败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得到一个出乎意外的盟友的强有力支持，这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外交部长的新婚太太——美丽聪慧的伊丽莎白‧克麦尼男爵夫人。10月20日，男爵夫人偕丈夫来到电台，要她丈夫命令播音员播诵她事先准备的公告：恢复受保护的犹太人的特权。

但萨拉希政府又变换花招，没收犹太人的定量供给卡，并宣布凡是没有定量卡的就要放逐。瓦伦堡和工作人员就通宵达旦地赶印“瑞典定量卡”。匈政府修改克麦尼的广播公告，只有中立国护照的持有者享有特权，中立国的保护通行证不能享受此待遇。于是瓦伦堡在取得瑞典内阁的同意下，在每张通行证上加上附注：“本证现在与正规的瑞典护照一样有效。”冒着种种风险，瓦伦堡救下大批犹太人。

在死亡威胁下智勇救人

德军在前线节节溃退，希姆莱已感觉大势不妙，他害怕被当作战争罪犯审判，于是命令将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撤除，停止执行根绝犹太人的计划。但贼心不死的伊启曼依然坚持他的放逐计划。伊启曼非常担心瓦伦堡从中阻拦，于是他首先威胁、恫吓，说瓦伦堡是反德间谍，要逮捕他。威胁恫吓无用之后，他就想与瓦伦堡作笔交易。

他开价75万瑞士法郎，愿将一火车犹太人交给瓦伦堡自由处理。瓦伦堡将计就计，同意考虑。11月下旬，一辆德国纳粹党卫队的重型卡车瞄准瓦伦堡的座车高速冲过去，不过瓦伦堡已得到伊启曼要暗杀他的情报，早已改乘另一辆车了。

自11月16日以来，剑十字团在宪兵和陆军的协助下，每天押运两千多犹太人到奥地利边境，沿途不给犹太人吃的穿的，使上万人死在了路上，于是瓦伦堡的卡车队带着衣服、食品，来回在通向赫吉善洛门的公路上救助犹太人。有一次瓦伦堡清晨赶到车站，有的犹太人已被装上了货车厢，他出示外交证，强行爬上火车想救这些人下来，一排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他不得不退了下来。几分钟后他买通一个宪兵军官和一班匈牙利士兵回来，对剑十字团厉声喊道：“我要把持有瑞典通行证的带回去。”剑十字团不得不同意，但他们坚持这些人必须是上了瓦伦堡登记册的。

只见瓦伦堡打开名册，大声说道：“凡是有名字的都站出来。”并信口念出一串瑞典人通用姓氏。事实上他的名册上根本没有这些名字，但他知道剑十字团不认识瑞典文。聪明的犹太人逃生心切，应声一个个地走出来。有些胆小的被看守吓唬住了，不敢贸然走出来。瓦伦堡又大声喊：“凡是遗失瑞典通行证的，举手！”他和他的助手穿过人群，暗暗地触动一些青年的手。一下子如雨后春笋，到处有人举手。就这样从三千多犹太人中救出了约三百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没有通行证的青年。

11月27日，伊启曼说服匈牙利内务部把正在布达佩斯挖战壕的17万犹太人，“借给”德国到维也纳城郊修筑土木工事，并签署了协定。这次伊启曼的党卫队负责押送。瓦伦堡得知消息后冲到约色夫色诺斯车站，被年轻党卫队运输官抽出左轮手枪杵着他的肚子。

瓦伦堡用德语使尽力气厉声骂道：“横蛮逞凶！怎么敢威吓瑞典王国的外交代表？！”这个军官被瓦伦堡流利的德语和架势懵住了，收回了手枪。瓦伦堡趋势嚷道：“太蛮不讲理了，怎么放逐受瑞典王国保护的犹太人？！马上释放他们，否则要向你的上司提出正式外交抗议！”军官犹豫了，看守也惊呆了。于是装车也就中止了下来。

令瓦伦堡失望的是，车上上万人中只大约五十几人带有合法的瑞典通行证，于是他高声对剩下的犹太人喊道：“一定有上千的人被没收了通行证。你们中谁有匈牙利文的证件，能证明你们曾持有瑞典有效通行证？”不少人对这个计谋心领神会，一个个开始从口袋里掏出貌似匈牙利官方原始档的纸片，其实只不过是些邮政收据、牛痘接种证书、定量供应卡、纳税登记表、提货单……党卫队军官对匈牙利文一字不识，瓦伦堡也是如此。但他装着熟悉匈牙利文的样子，一张张地仔细审查，就这样也只救出了三百多人。这批被伊启曼“借去”的犹太劳工，由于运输困难，大部分还没到达德国就死在集中营里。战后在集中营的附近发现大批坟墓。

渐渐地苏联人的炮火已逼近布达佩斯，但顽冥不化的伊启曼还是坚持“继续清除德国的敌人直到最后”，他说：“以后当我走上绞刑台时，我至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他给留在首都的党卫队下达命令：“绝不许一个犹太人活着走出犹太区。”后来伊启曼被法庭以纳粹战犯名义处以绞刑。

最后一次露面

12月24日，苏联军队到达布达佩斯郊区。圣诞节的第二天，他们包围了布达佩斯。剑十字团也在加紧屠杀犹太人，他们说犹太人是苏联军队的间谍，把犹太人三个绑成一组推入多瑙河中，然后开枪射击中间的人，让其他二人淹死。

苏联军队占领布达佩斯时，那里被保护下来的犹太人还有12万人。许多年后瓦伦堡当时的同事伯‧安哲（Per Anger）回忆，1945年他催促瓦伦堡赶快离开匈牙利，因为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对我来说别无选择，”瓦伦堡回答：“既然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在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尽力挽救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生命之前，我绝不能返回斯德哥尔摩。”

1945年1月17日，有人看到瓦伦堡同一位苏联军官乘车前往设在德布勒森的苏军司令部，之后便再也没有露面。人们记住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去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Malinovsky），不过是作为客人还是囚犯，还不得而知。”起初苏联方面先是否认拘留他，后来在瑞典方面的一再催问下，苏方于 1957年发表声明说，瓦伦堡已于1947年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莫斯科的卢比安卡监狱。有人认为，苏联怀疑瓦伦堡是美国间谍因而将其逮捕，并随后将他枪决。

由于没有任何有关瓦伦堡死亡的证明，苏联的声明并未使这一事件就此了结。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仍然不断有消息透露，瓦伦堡还活着。1982年瑞典政府就这一事件公布了详细的、长达13,000页的文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澄清。

瓦伦堡家族以及历届瑞典政府一直致力于找寻劳尔的下落。1985年1月17日，至少有25个国家的“瓦伦堡委员会”举行了纪念活动。1981年瓦伦堡成为美国荣誉公民，里根总统称他为“伟大人物”。2001年俄罗斯检察院终于为其平冤昭雪。

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被救出的一千名犹太人用自己的金牙打制了一枚金戒子，戒子上刻着一句犹太名言：“救人一命就等于救了全人类”。年轻的劳尔‧瓦伦堡用自己的生命拯救十多万犹太人，他的名字将永远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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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劳尔‧瓦伦堡——瑞典王国的骄傲和遗憾
_{文、图 ◎ 石芳}

“劳尔‧瓦伦堡是个世界英雄！”即使失踪66年了，无数被他营救幸存的犹太人与瑞典民众仍不愿放弃希望。遗憾的是，在岁月之轮面前，寻找劳尔‧瓦伦堡的亲人及证人相继去世，而他却仍然下落不明……

劳尔‧瓦伦堡1912年8月4日生于瑞典。出生前三个月，父亲不幸因癌症去世，母亲不久改嫁。幼小的劳尔被当时在日本任瑞典大使的爷爷古斯塔夫‧瓦伦堡（Gustav Wallenberg）收养。在爷爷的影响和培养下，劳尔精通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并先后在美国、瑞典、南非、巴勒斯蒂纳、德国和匈牙利学习工作过。

劳尔同母异父的妹妹，如今年近90的妮娜回忆说：“劳尔是一个非常乐观、善良和热心帮助别人的人。我和弟弟从小就很崇拜哥哥。他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他对我们全家都很重要。我从小就确信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但我从未想到他能做那么大且有意义的事。”

他被苏联红军带走了

1945年1月16日，在劳尔‧瓦伦堡被苏军带走的前一天，当时的苏联副外长迪甘诺斯夫（Dekanusov）通知瑞典驻莫斯科使馆：瓦伦堡先生在布达佩斯的苏军那里。

〈寻找失踪的瓦伦堡〉一文作者，瑞典国家资料馆研究员托马斯‧隆格林（Thomas Lundgren）介绍说：“在瓦伦堡失踪几个月后，他的母亲和瑞典外长太太从苏联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亚历山大‧科隆塔奇（Alexandra Kollontaj）得到消息，说瓦伦堡在苏联，一切安好。然而，苏联政府在1957年之前，先是一直否认他在苏联，可后来又说他于1947年7月17日在苏联卢比安卡（Lubjanka）监狱死亡。”

1951年，从苏联监狱被释放的意大利外交官勒夫督（Leforto）证实：他和劳尔‧瓦伦堡被关在莫斯科的一个监狱。劳尔151号牢房，德莫尔被关在第152号牢房。他们以轻轻地在牢房的墙壁上敲击出摩尔斯电码的方法相互联系。

据波兰犹太人阿布尔汉‧卡林斯基（Abraham Kallinski）向调查人员提供的资讯，他在被苏联监禁期间曾几次见过这位瑞典人，最后一次是1959年10月在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监狱。

1976年苏联从监狱被释放的俄国犹太人彦‧卡波兰（Jan Kaplan）证实说，监狱里有一个被关了30年的瑞典人。

安娜‧比尔德夫人在1979年7月提供的证词中说，她的父亲被关在莫斯科的布季尔基监狱期间，曾企图通过犹太人带出一封有关劳尔‧瓦伦堡被监禁详细情况的信，但这封信被克格勃人员拿走了。她的父亲因此还被多关一年半。

寻找瓦伦堡

为了解开劳尔失踪之谜，妹妹妮娜五十多年来一直参与各种有关调查和听证，并与美国、匈牙利、苏联等国有关政府机构取得联系。劳尔的弟弟Guy曾积极与多个知名人士联系，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前苏联诺贝尔奖得主安德列‧萨哈罗夫（Andrej Sacharov）。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而劳尔‧瓦伦堡的失踪仍是一个谜。

爱丽丝‧保尔（Alice Bauer）是被瓦伦堡救出的10万犹太人中的一个。“我的印象中，他很高大，似乎有一种光在笼罩着他。我后来一直在琢磨那个人怎么样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遇到这样的灾难，被苏联军队带走，下落不明。这太荒唐了。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也都会很尽力帮助查找他的下落。”

随着新证人和证词不断的出现，瑞典政府、民间组织及媒体于50年代中期开始投入更多时间寻找瓦伦堡。瑞典首相陶葛‧艾尔兰德（Tage Erlander）在1956年访问苏联时，向赫鲁晓夫提出瓦伦堡被监禁的案例。据档案资料记载，赫鲁晓夫当时火冒三丈，大声说他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并威胁如果再提此事，他们将中止会谈。

1957年后，瑞典外交部成立了瓦伦堡专案调查组，1965年发表了白皮书，1982年对外开放了1944年至1969年间有关瓦伦堡案的部分资料，1997年开放了所有至1970年的档案资料。苏共倒台后，瑞典和俄罗斯联合成立了瓦伦堡案的工作组。该组于2001年发表一个调研报告，其中含有1971年至2001年间的资料，里面有很多前苏共从未公开的资料。

在劳尔的弟弟积极参与下，瑞典民间组织瓦伦堡委员会于1979年成立。仅三年的时间，会员就已经达到3,500多人。其主要宗旨是监督对瓦伦堡下落之调查和让世人记住瓦伦堡的英勇事迹。他们曾多次给苏共领导人写信，要求苏共提供事实和瓦伦堡在苏联监狱的下落。此外，他们积极与多国证人取得联系，并组织了很多有关寻找瓦伦堡的研讨会。

遗憾的是，66年过去了，寻找劳尔‧瓦伦堡的亲人及证人相继去世，而他却仍然下落不明。

问责、道歉和教训

每当提起失踪的瓦伦堡，很多瑞典人在感到骄傲之余，未免感到难过和遗憾。随着岁月的流失，这种交杂在一起的情感越来越强，因为人们不得不接受他再也回不来了的事实。

大量的资料公布后，人们发现在瓦伦堡失踪后的前几年是营救瓦伦堡的最佳时机。恰恰在这段时间，瑞典政府却对瓦伦堡失踪案“无动于衷”，甚至在苏共独裁政权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来自各方的批评指向瑞典政府和瑞典外交部。

国家资料馆研究员隆格林先生说：“民众对当时瑞典驻莫斯科大使瑟德布鲁（Staffan Soderblom）的批评最为激烈。1945年瓦伦堡失踪后，他对苏联领导人说瓦伦堡死在了匈牙利。他的言论带有很强的误导性，因为他的态度代表了瑞典政府。这等于是告诉苏共政府，瑞典政府已经认为瓦伦堡死了。这直接导致了瓦伦堡长期被关在监狱。”瑞典资深外交官彦‧路德维克曾对瑞典电台说：“很难理解当时瑞典政府的态度为什么这么消极。可能是怕惹怒苏联。”

瑞典政府的消极态度令瓦伦堡的家人很失望。妮娜说：“派他去执行这样危险的任务，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他。在他失踪后，也从没有向史达林要求寻找他的事。他先是要面对德国纳粹，后又独自面对苏共极权。瑞典政府的淡漠态度令人失望。”

时隔56年，瑞典首相约让派尔森终于在2001年1月11日，代表瑞典政府向劳尔‧瓦伦堡的家人公开道歉，承认瓦伦堡失踪案是“瑞典外交的失误”。人们不禁要问，外交部的失误是否通过道歉就将损失弥补了？

“永远也弥补不了！”这是瑞典外交使节彦‧伊利亚森（Jan Eliasson）通过《瑞典日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所有瑞典人和知道他的人来说，这是长久的疼痛，使人难以忘怀。他是一个抗争极权和捍卫人权的重要楷模。他的事迹告诉年轻人，人人都可以从自我做起。”

历史学家奘德（Zander）说：“首相亲自代表政府道歉和外交部承认失误，意味着寻找瓦伦堡的工作告一段落，人们应该开始总结和接受。然而令人深思的问题还很多。诸如为什么要怕苏联共产独裁？为什么不愿救瓦伦堡出来？为什么在美国、匈牙利、以色列等众多国家将他视为英雄这么长时间后，瑞典才开始承认他？”

一份针对此事件的民意测验表明：德国纳粹和共产极权都是人权的敌人，都令人唾弃。人们要接受教训，告诫自己再勿惧怕极权政府，要向瓦伦堡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捍卫人权。

如今国际社会公认劳尔‧瓦伦堡是世界杰出的外交家，在全球各地有49座瓦伦堡纪念碑，瑞典军事博物馆的二楼专设了瓦伦堡纪念馆，他的故事已经编入瑞典各中小学的教材，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介绍他的书籍。正如历史学家瑞琪所说：“劳尔‧瓦伦堡是个世界英雄”。与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伟大人物不同的是，瓦伦堡解救的是其他国家的人。

伟大的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广为人知；同样，伟大的瑞典外交官劳尔‧瓦伦堡的名字，亦将会永远刻在人类历史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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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被历史记住？
_{文 ◎ 王华}

瓦伦堡没有死在纳粹的铁蹄下，却葬身在苏联共产党的监狱里。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人类对善恶的审判没有结束的那一天，历史在分分秒秒不停地记载和评价着每个人的善恶行动。

六十多年前，当纳粹秘密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看到堆积如山的累累白骨，人们的良心受到煎熬，人类痛心疾首地发誓：“Never Again！”（绝不重蹈覆辙！）在谴责纳粹残暴罪行的同时，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人们都在反思：在这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12年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当初就有人揭发纳粹秘密集中营的暴行，当时的西方首脑都知道希特勒的杀人计划，但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为了某种政治联盟的需要，人们麻木地拖延着，致使六百万犹太人，一个接一个地悲惨死去。

如今，历史又在重演。

2006年7月，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国家勋章得主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与前加拿大国会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合著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书中引用大量调查实例，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是大规模真实存在的。联合国人权组织也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定性为“群体性灭绝”。

据公安部内部消息，2000年有超过百万人次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很多人被捕后被秘密关押到劳教所、集中营里，在外人眼里，他们就跟瓦伦堡一样失踪了。不同的是，中共在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同时，还偷盗他们的器官，失踪者的血肉还为打造中共“移植大国”、促进国际“人血交流”做出了“贡献”。这是何等残忍无耻的现实。

尽管善良的人们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但很多西方政府还是如同当年面对犹太人遭受的群体灭绝一样，再度麻木、沉默，虽然每年都有双边人权对话，但私下里的人权批评对中共这样的恶徒毫无作用，在公开场合，有的西方企业还同当年的IBM一样，助纣为虐。

《IBM与大屠杀》作者爱德恩‧布莱克说：“这场大屠杀无论有没有IBM都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IBM计算机在人口统计上的应用，犹太人被屠杀人数不会如此庞大。”

如今中共为迫害上亿法轮功学员，动用了国库四分之一的财力，假如没有外部经济支援，迫害将难以为继。而此时的国际财团被虚幻的市场美景所迷惑，把大量资金投入中国，变相支持了这场迫害。更有甚者，如雅虎、思科等公司，帮助中共在网络上监视和逮捕法轮功学员。

与这些羞耻纪录相反的是，无论是喜好女色、经常搞贿赂的商人辛德勒，还是人品优秀、才华出众的瓦伦堡，历史记住的，都是那些能坚守良知善念的人，人类将千秋万代传诵他们的善行。

瓦伦堡没有死在纳粹的铁蹄下，却葬身在苏联共产党的监狱里。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人类对善恶的审判没有结束的那一天，历史在分分秒秒不停地记载和评价着每个人的善恶行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用良知指导我们的行为，拒绝与邪恶共舞，这是二战历史真正想让人读懂的核心，也是指导我们未来行动的准则。◇

本文转自213期【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刊】“封面故事”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