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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36计(三十三)

王维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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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评论家吴国光为《长江,长江》撰写序言:

中国知识界的直言不讳的发言,终于打破了围绕三峡工程理应展开的争论中不应有的沉默寂静,将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国人面前。在中国,一切问题无不带着政治色彩,重大问题尤其不可能不被视为政治问题。三峡工程,是上,还是不上?显然主要是一个科学论证问题。

可是历史和现实并不曾让它以这样的单纯的形式出现,而是强行纳入政治轨道。“李锐反党集体”是一个已成“历史”的悲惨事实,它说明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最高政治领导人一言九鼎的体制下,“政治泛化”的现象可以“泛”到何等程度,以致于荡平一切良知与科学的准则。

在三峡问题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始终是一个有形无形的决定力量,完全扭曲直至扼杀一切科学探讨与论争,划地为牢地把一个应拨动国人心弦的问题变成一个人人宁愿缄其口的禁区。

现在这一声“叫号”作为土语含有“挑战”意,它确实是一种挑战:让全能的政治后退五百步!只有摆脱开全权、全能政治的羁绊,作为一种独立人格和格致理性出现,科学才有可能开始体现自己本能而求得与自然相契合的公平与正义。主张三峡上马的科学家也自有其道理,科学本身会最终为这种分歧找到解决方法。问题只在于,当科学一旦成为政治的仆从时,它就不成为其科学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几十年乃至几千年的悲剧恰恰在于政治支配了科学,吞噬了科学,乃至支配和吞噬了全部社会生活,吞噬和支配了人的大脑和良心。

中国知识界在三峡问题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重大的历史性行动,它好比是向传统政治体制及其权威扔下一只白手套,意味着:叫号──也就是挑战:你对民族负责吗?

博大出版社授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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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肉计”,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三十四计,败战计其中之一。原文为:“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 推迟蓄水,就会影响发电,也会影响对下游流量的补给。这个方法在目标不改的情况下,无法接受。剩下的只有工程整治一条措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钱便往下投就是了,淤多少,挖多少,反正这笔钱,不会算到三峡工程的投资上去。
  • 一九八四年,李鹏担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把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作为历史赋予的重任。
  •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三峡工程做了三个不同蓄水方案比较,海拔二百米、海拔一百九十五米和海拔一百九十米。比较的结果是:一百九十五米方案的防洪和发电效益都不能满足要求,而经济效益也不如二百米方案。一百九十米方案则比一百九十五米方案还要差。
  • “三峡水库在坝址处的蓄水位多高,三峡水库库尾处的水位也多高”这个理论,完全是“无中生有”,既没有先人的经验证明,也没有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持。
  • 三峡水库长六百余公里,水力坡降平均值不可能为零,所以,三峡水库库尾处重庆的水位,就必然要比三峡大坝处的水位高,两处的水位绝不可能是像李鹏所说的那样是一般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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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支援三峡工程统一领导建设,李鹏在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建立三峡省,为此,必须先行组建一个筹备组。
  • 一九八八年,全国政协再次组织三峡考察团,这次参加的全国政协委员有一百二十八人,团长是政协副主席周培源。
  • 按照西方决策理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三峡工程决策是政治决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为政治家的决策做工程技术准备,而政治家则是出自政治考虑,权衡各方面利弊,做出最后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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