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就回到中国。我的职场生涯大部分都在这里度过。其中一个想要回来的原因是个人因素——我在亚洲很自在——但也有商业上的考量。

全球经济正历经一个结构性转变，同时中国经济成长比谁都强。身在其中，我觉得我把自己置身于一个独特的，可能甚至是历史性的时空中心点。

我以前在大学时代就修过中国历史和语言，后来到华顿学院念商业管理硕士时，也同时修了一个东亚商业的学位。我回到中国自然不过。

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甚至会讲华语。尽管我的背景看来，应该算是已经在出口制造业准备就绪，但是当我实际上一脚踏进来，还是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

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出口贡献厥伟。但是对于这个新经济既有趣又重要的一部分，却没有一堂商学院授课，或任何非正式的讨论。

我的同学们都去追求投资银行、管理咨商或私募基金等传统职业。对于像我这种有财务背景的人，自己也几乎走上类似的道路。

我要在华南定居，因为这里是制造业中心，想找个机会进到这一行。幸运的是，我没有花太多时间或力气。就算我对这一带的产品了解有限，还有很多人更是一无所悉。

美国中小企业进口商涌入市场，把我当成某个可以帮他们做生意的人。

美国进口商跟我联络，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在案子开始四分五裂，试尽其他办法仍搞得精疲力竭之后，才会找上我。

其中一个让他们迟迟才寻求协助的原因在于傲慢，但我后来也慢慢了解到，中国制造商很习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

通常进口商联络我时，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们非常绝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雷蒙‧钱德勒（RaymondChandler）侦探小说里的菲力浦‧马罗（Philip Marlowe）。

虽然我没有镶着碎花玻璃门面的办公室，不过客户也是用类似随机的方式找上我。他们在中国的“穷街陋巷”里到处求援。

套句话说，中国真是“一个出了错的世界”（a worldgone wrong），以致于很容易找到收拾善后的工作机会，可以说根本就是俯拾皆是。我没有正式的工作内容，只要有需要，我就去处理。

通常是每件事情都出状况之后，就找上我，要我帮忙把业务拉回正轨，帮忙打圆场，帮忙把事情做对。客户电话打来时通常都不说细节。

最常用的开场白是：“我有个工作给你。”还没搞清楚来龙去脉，我就得很快撩下去。麻烦就是我的工作。

我不知道这些工作得做多久，但我想应该要花上一段时间。我的打算是只要有工作上门，就照单全收。

相较于只跟一两家大公司打交道，我宁愿帮忙一大群中小企业进口商。这种化整为零的多样性有其吸引力，因为我打算借此好好教育我自己。

透过深入比较小型的公司，我可以获得各行各业较广泛的经验。取得较多资料，让我更了解这个全球经济中，既神秘又重要的一部分。或许，我想，日后自己甚至可以得到一些结论。

自从这个香皂洗发精计划开张后，我又接了一通霍华德的电话。他是个家具经销商。

霍华德有个案子已经顺利进行了几个月，但渐渐地，他的供应商开始越来越疏远。他自己从来没有到过中国，这让他更加恐慌，但是当时他一直不觉得有必要到中国走一趟。

他本身的生意就已经够费力气了。后来，某个星期，当他就要下一笔订单时，制造商不见了。没有人接电话，也没回复电子邮件。基本上这是个失踪人口案。

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华南的制造商很厌恶电话。他们也不大擅长书写的沟通形式。这些工厂的中国制商跟外国进口商之间的生意，金额数量都大到难以置信，更让这种怪癖特别令人费解。

找不到供应商时，霍华德已经设想到最糟的情况，但是我告诉他先别担心。我试了好几次，最后总算还是找到工厂老板。

当我成功地跟凯文通上电话的时候，他还是有所疑虑，不愿意说明这个案子的详情。

在霍华德坚持之下，我问凯文是否方便让我顺道拜访一下他的工厂。

“随时欢迎。”“星期二下午如何？”

“你到镇上时就打个电话给我。”

“但是到你那儿要开车两个小时。你介不介意我们就敲定星期二？”

“你到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这又是他们另一个可爱的习惯：华南的制造商也不喜欢敲定会面时间。他们喜欢随缘碰到。

他们不喜欢做任何承诺。被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住，对一个实业家而言，可能意谓着错失另一个更重要的机会，也就意谓着可能会后悔。@(待续)

摘编自 《黑心帝国-中国制造业第一手全揭密》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