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12月16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解放”
在中国大陆，“解放”是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含义的词汇。这个“解放”有特别的所指，是相对于受压迫而言。中共的宣传机器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开足了马力鼓噪宣传中国人民如何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三座大山”及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压迫、欺凌，生活如何困苦，民不聊生、百业凋敝，暗无天日，百姓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言论、结社、新闻出版自由，等等，所以要打倒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新社会。1949年前的中共喉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中心任务全部是这方面的内容。
中共执政后，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解放”一词使用频率极高，基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人孩子都知道。“解放战争”、“解放了”、“解放前”、“解放后”、“解放区”、“解放军”、“翻身得解放”，以至于由解放而来的“解放日报”、“解放路”、“解放桥”、“解放大道”、“解放广场”、“大解放”（卡车）、“小解放”（卡车）等等字眼、提法，轰炸般不断出现于人们的眼前、萦回于人们的耳际、充斥于人们的头脑。在这种语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为自己是解放了，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到处是一片“翻身庆解放”的欢腾场景，人们载歌载舞，发自内心的迎接一个民主自由的新社会、新中国，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奴役，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对农民来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自己做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再也不用租借东家的土地耕种，我自己就是东家；再也不用看东家的脸色行事，我自己就说了算了。
对工人来说，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过去是给资本家做工，现在是给新中国做工；过去没有地位，现在有地位了。党说工人阶级是先锋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什么是领导？不就是说了算吗？！这地位高的，简直古来无有！
对知识份子来说，这可简直是大解放、大自由！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也一并把文字狱送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思想解放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可以自由的呼吸空气，敞开心扉，畅快的表达自己的心迹；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结社自由……，都自由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一点束缚都没有，真是生逢其时！嘴里不知不觉间就哼出了小曲：“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心里那个恣啊，睡觉都能笑出声来。
……
然而，没过多久，天慢慢地变了。晴转多云，转阴，再转黑云压顶。什么都变了！共产党说话不算数了！
就农民来说。在革命需要他们卖力的时候，以“耕者有其田”为诱饵，诱骗他们打地主、闹革命、搞土改。以付出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终于分得了土地。而1949年建政后，共产党又一步步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为名，把刚刚到手还未熟悉的土地重又给“共产”了回去，还美其名曰“集体所有”。农民不仅再度两手空空，还被强行雇给了中共这个最大的地主做长工，想找第二个东家都找不到，“光荣”的当上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人民公社的社员。上工、收工都由生产队长领着，叫种什么种什么，说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据李洪林在《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透露，他1961年在河北新城县孙家漫大队、1962年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大队，对农村从土改后到公社化后的历年产量调查，“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再加上人为划分的极不合理的农业、非农业城乡户口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束缚在人民公社的枷锁里，无产无业，没有人身自由，成了二等公民。
好不容易熬到八十年代，说是实行家庭承包，对土地仍然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就连自家的私宅也是盖在共产党的地皮上。当年给地主扛活，最起码宅基地还是自己的，现在给共产党打工真是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连宅基地也被共产了，做了个干净彻底的无产阶级。家庭承包说是为农民着想，但各种苛捐杂税费也跟上来了。到了二十一世纪，讲和谐了，一声令下，免了皇粮国税，不少人还以为皇恩浩荡，感激涕零。他不知道全世界只有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收取农民的农业税，其他国家不仅不收还倒发补贴，欧盟国家及拉美国家的补贴甚至超过了农民的种地收入。
他们更不知道，取消农业税是他们的农民兄弟以血的代价换来的。1999年8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讨说法，被乡政府蛮横驱散。乡政府的恶行激怒了淳朴的农民，周边四个乡镇数万农民自发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这才引起中共重视，逐步在全国取消农业税。
农民们更不知道，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透露的幕后真相：“原来有些税种设计时就不计成本，哪怕收1元钱的税5毛钱甚至是8毛钱成本也无所谓。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业税，全国征600亿，成本有多少都算不出来的。北京在废除农业税前，能收约8,000万农业税，征收直接成本就有6,000万，早没什么征收价值了。”早没什么征收价值了，还收你的；如果不是丰城的农民兄弟暴力维权，可能到现在你还得交那只有封建社会才有，“伟大的”社会主义不应再有的所谓皇粮国税。再说那皇粮国税说是给你免了，又从农药、种子、地膜等生产资料中收回去了。一直喊着要“解放台湾”，而据2005年海峡两岸公布的官方数据表明，台湾农民的年人均收入是大陆农民的25倍。这就是“解放”了的中国农民。
工人就更不用说了。“主人翁”是逗你玩的，从来没当真，出大力、流大汗，倒是实实在在的，干世界最长的工时，干到40、50，再来个改制，党委书记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国有企业成了他的私有财产。大批工人失业。更可怜的是矿山工人，全球第一的矿难，吞噬的都是矿工兄弟。还有那富士康血汗工厂青工的14连跳，创了吉尼斯世界记录。工资不到世界平均工资的15%，还要身负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苟延残喘，聊以活命。这就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
知识份子。1957年，内战结束仅仅7年，百废待兴，正是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中共一场反右把整个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覆灭了。其后不到10年，“文化大革命”降临，知识份子又被整体划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10年，每天战战栗栗的处于被管制之中。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本以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不到5年，又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彻底断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从此被中共画地为牢陷在设定的思想牢笼里，一切唯党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不仅如此，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同时，在物质上也被闹出造原子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可悲笑话。
2010年5月，曾因倡导“三宽”而被迫离任任职仅仅二年的中宣部长，继又因同情“六四”学潮而被迫离开全国总工会主席职务的朱厚泽辞世。这位在思想理论界深得拥戴的知名学者，他的很多文章和讲话都在知识界不胫而走，但直至去世，除了一本摄影集外，没有出过一本以文字为主体的著作。生前无著作，成了中国当代思想家的宿命。李慎之这样，何家栋这样，朱厚泽也是这样！文化思想的专制，不允许个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全民只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民都要统一到这个思想中去。而这个思想，已经被全世界所唾弃。只有中共还拿着它愚弄民众。
长期的高压统治使人的思想钝化、麻木，人如同行尸走肉，活的尸体。60年了，泱泱大国没有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没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而反观民国时期，1927至1937年的10年间，共产党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份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上世纪三十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矩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早在1916年10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40%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内容之一。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5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而东北大学是160万元。当今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7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却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诚如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所言：“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同时，北洋执政府时期，总理段祺瑞却能说出“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的开明言论，不仅说到而且做到。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利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等。正是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梁启超、梁实秋等文化大家和20世纪中国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
更不用说，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和平时期饿死民众4千万。2005年9月，中共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正式内部在厅局级以上干部中公布了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数据：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克，历经三年档案调查完成的英文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认为死亡数字是4,500万。而且，冯克首次提出很多死者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中共当局打死或自杀，这个数字占4,500万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计算，也有270万人！冯克在书中说，只是在河南信阳，死亡人数就超过100万，“67,000人是被砖头砸死的。”他并指出，不仅毛要负责，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要为这起巨大的灾难负责。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那个一路强制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不可能发生。”
还有那十年“文革”。被胡耀邦称为：“文革，那像纳粹法西斯。”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承认，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中共自己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公布：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从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被毁。而专家根据各地县志的记载统计，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首次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青海玉树地震，包括台湾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帮助救援，但遭中共拒绝，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真正的原因是：玉树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80%的房屋垮塌，结古镇附近的一个西航村甚至99%的民房倒塌，整个村落夷为平地。那倒塌的全是土坯房，连一块砖都没有！建政60年了，一再吹嘘“盛世”，百姓连砖房都盖不起，而且不是一个村两个村的问题，是一个广大的地区。如果外国人来了，一路走来，满目荒凉，让人以为是时光倒流，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所以就不许他们进来。至于百姓的死活那都不重要！
其它再如上访、强拆、毒食品、非法拘禁、医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警匪一家、官僚垄断、资讯封锁、遍布全国的因污染导致的癌症村，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简直无穷无尽，这哪一样、哪一宗能说这是解放了？究竟这是自由民主的新社会，还是万恶的新社会？！究竟谁才是在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究竟谁才真正需要解放？
2011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