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孙家花园监狱(14)

（八）第一次上诉(2)

我回到病房坐在床边发呆，一点没注意周围人怎么看我。我知道我的病根本还没有痊愈，看看面前的五个垂危病人，会将我随口说出的伤心话，当作“反革命言论”写进了我的档案里，就觉得这病房太闷，也不值得任何留念。

我开始收拾我的用具，除了一个碗，一张旧洗脸帕，一把牙刷和漱盅以及内衣内裤，我什么也无须收拾。

邻床的病人见我这般反常举动，向我问道：“要出院了吧？”我点点头。其实这些天同这里的人相处得蛮不错。在病号中比较起来，我是病情最轻，年纪最小的，平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乐意为他们端水倒尿，表面看大家对我挺客气，但此时我的心中像塞着一块异物，看着他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生命危在旦夕的骷髅脑袋里真不知在想什么？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带着我打好的小布包，跟着医院的一名干事归队去了。我的病真的没有好，一路上咳嗽不止。

回到一中队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到我的铣刨车间那块划线平板上去，而是又回到了一中队的反省组。进反省组的第二天，年轻的姜干事责令红袖套方伯非，督促我必需在三天内写好检查。然而我该怎么写这检查？我说：“死人不食人间烟火错在那里，又伤及政权的那一根毫毛？说带吊命粮去见阎王爷不是事实么？又攻击了谁？监房能否锁得了人的游魂？我不知道。人死了当然不会再为饥饿而烦恼！我所说的错在哪里？”

生活教育了我，就像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成千上万过去迷信过中共的人，能抗拒这种教育吗？难道在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来对死去的人说这番话，就叫新的犯罪而必须交待么？

在医院大门口投的那一封上诉信，肯定是收到了，屈指算来从五八年反右戴帽至今已糊里糊涂的过了四年多，是不是所有中共的冤狱都这样糊里糊途将人屈打后，胡乱扣上帽子呢？

然而，我在四年来，遭受的奴隶般的折磨和饥饿，同这一块土地上一连串的悲剧竟有机的粘合在一起。

从此我一口咬定法庭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制造冤案，以此公开回答狱方。于是我在狱方责令我写检查的纸上，写了第二封“上诉”，这一次不是投在邮筒内，而是面对面的交给了那位姜干事。

差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我因触犯“监规”而被责令写检查时，我的“检查交待”，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些材料中我痛骂重庆法院，我知道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我加重惩罚；但在法律已被猥亵，无理可讲的年代，这样做说不一定比一味忍让能收到更好的自我保护奇效。

是非既被混淆，那么诡辩就占了上风，罪和非罪本身就是相对的。定罪的原告，被证明是冤判，照样可以被打成被告，这也许就是“文字狱”的制造者们难以预料的了。

我的“检查材料”果然触动了监狱的管理者。

1963年初，一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去，他给了我十分微妙的回答，他说：“你在狱中，特别是在医院期间，没有按照犯人的要求规矩服法，屡犯监规，这种不认罪守法行为，是监狱所绝对不容许的。至于你有冤情进行上诉，又为什么不在上诉期内写？何况，我们是执行机关，管不着你原来的判决是不是冤枉，但是我要正告你，在你的判决还没有得到原判机关改正之前，你必须在这里规规矩矩接受改造，而决不容许你乱说乱动。”

1963年3月12日，由石板坡，凤凰台两处监狱关押的两百余名已决新犯，和一中队经过调整产品结构认为多余的人员一共三百名，集中在孙家花园一中队，下午五点钟由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我们押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在那一次的大调动中，我和王大炳，潘朝元都被列入了这次发配边荒的名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边荒流亡苦役的生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