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12月21日讯】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抗议事件已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据报导乌坎村因土地纠纷而引起的村民反抗活动因村民代表薛锦波被抓，然后突然死亡而升级。村民们指责说，薛锦波死于警察暴力。愤怒的村民们赶走了村里所有党政官员包括村党委书记而实行自治，村民拿起棍棒、农具把守村口，与上千名试图夺回乌坎村控制权的中共警察对峙。本台记者静汝就此采访了旅居美国的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记者：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个事件？

曹长青：乌坎事件非常有代表性，它不是单独、偶然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主要是政府及官员借经济改革、发展的机会，瓜分农民土地，包括在城市强行拆迁等，构成了工人、农民等普通民众和中共之间的对立冲突更加严重。

这次乌坎事件主要涉及土地问题。官员勾结商人想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行把土地变卖占有。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没有土地就没有了活命的根基。

广东乌坎的农民为什么强烈反应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相当深远的背景。就土地问题，共产党和农民之间，至少有过三次较大的来回：

第一次是在国共内战时，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欺骗农民，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出于感谢之心而把自己的儿子交出来，这样共产党就有了充足的兵源。

第二次是中共建政后，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农村合作化运动，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要回去了。共产党是再次欺骗了农民：你把土地交给国家，农村合作化有利于大家。虽然农民不情愿，但在欺骗宣传（及高压）下，他们也期待憧憬日子可能更好，结果分到手的土地又都被共产党收走了。共产党的两次土地政策，农民当然都是受害者、受骗者。

第三次是毛死后中国经济改革，实行联产承包等，很多土地又回到了农民手里。但这次共产党又以所谓发展经济来大规模征收农业用地，把土地变卖和占有。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和中间商等勾结，谋取暴利。

但这次跟以往不同了，农民不干了。你用什么合作开发，建设工厂，对农民带来更大的利益等理由，都骗不住农民了。现在不仅在广东陆丰乌坎，其它很多地方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共同的现象是，共产党甜言蜜语的欺骗，不再起效果了。

前些年也有农民不买账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反抗，但在共产党统治下，谁敢起来反抗就被镇压，所以更多是敢怒不敢行动。但这次农民起来反抗了。中共有二百多万军队，乌坎的村民才一万三千多，一般认为这是以卵击石；但乌坎村的人民就敢于站起来，这是中国社会重大变化的标志！

记者：有海外媒体报导，目前有一万三千人的乌坎村，堪称是中共夺取政权后第一个由地方维权事件演变成官方撤离、由民选代表临时维持秩序的地方行政单位。有大陆民主人士把乌坎村的抗议称为乌坎村“起义”。请问您是怎么认为的？

曹长青：乌坎村事件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农民从过去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欺骗中开始觉醒，不再上当。这次不管当局怎样强调征用土地给农民带来多大好处，农民都不为所动了。

第二，农民不再那么恐惧当局的高压，而是勇敢起来抗争。共产党的镇压当然仍是严酷的。例如村民选出的“村代表”薛锦波，就明显很可能是被当局杀害了。因为怎么可能被当局抓走后两天就死了呢？他女儿接受采访时讲，她的家人看到的父亲尸体遍体鳞伤，很可能是被活活打死。共产党的镇压这么强烈，要杀一儆百。但是乌坎的农民被杀了“一”，成百上千的人并没有被吓住，反而起来反抗了，为遇难的村代表开了大型追悼会。甚至把共产党的村干部、派出所警察、党的书记等官员，全部都赶出了村子；而自己选出委员会，自我管理，成为小型的“自治政府”。

第三，乌坎村的自治，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人能够自己选举，可以自治！乌坎村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有一万三千多村民。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够成功地举行选举，进行自治，而且从外国记者发的报导来看，还自我管理得很好，整个村子秩序井然。这等于告诉世界：中国人可以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成立自治政府来自我管理。没有共产党的强行领导，人民可以活得更好！这个信号对中国人具有重大的启迪和警示意义。

记者：另据海外媒体报导：目前乌坎村外围驻扎了大批特警，还有装甲特种车辆等，乌坎村主要收入来源的渔船队也被禁止出海。警方现在打算用围困村子的方式等使村民的粮食吃光。并对村民进行断电、干扰网络而试图阻止消息传出。还有消息说，中共正在向乌坎村调集大量部队。

曹长青：乌坎村事件还没有结束，但这个事件起码已传递了上述这三个清晰的信号。下一步会怎样？是屈服、投降，还是中共镇压？还是双方妥协谈判？但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方式，都会削弱中共的统治，重创共产党的形象。

如果共产党让步，不敢大规模镇压，双方达成一个妥协，也就是用以往的方式，惩罚下面的贪官，包括造成村代表死亡的官员责任等，软调子处理。但这个会对其它地方的村民具有鼓舞作用——只要你抗争，是可以获得一定成果的。

另一个方式是共产党调军队镇压，大规模流血。那将会成为20多年前天安门事件后的又一场屠杀，因为这不是几个人，是一万三千人。这会震惊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

当年天安门事件所以被国际报导，因当时有很多外国记者在北京，是去采访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今天乌坎村也已经进去了一些西方记者，包括美国记者、英国记者以及香港记者等等。这些记者可以现场目击和拍摄传递出来屠杀的现状。这也是中共投鼠忌器、要考虑敢不敢采取天安门坦克镇压的方式。一旦镇压，这个画面会告诉世界，经过20多年，中共政权和天安门事件时是一样残暴的。也等于告诉其它地方的村民，包括城里的工人、知识份子等，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邪恶集团。

所以，我觉得不管它是哪一种方式，最后都会向中国人传递一个重要的启迪意义的信号：就是当地乌坎村民可以做到，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可以反抗，可以选举，可以自治。

另外一个跟当年的不同是，现在互联网的出现，手机、脸书、推特等等，这些都导致信息不会被完全封锁住了。网络和手机等信息的流通，国际媒体的关注，对乌坎的国际报导再传到中国内地，这个信息的反馈流动，跟当年天安门事件时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人现在可以被吓住。

乌坎村开了有六千多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追悼遇难的村代表。这个追悼会的方式等于空前地、极大程度地调动了全村人的情绪。那个全场哭成一团的场面，等于教育了每一个人。经过这样的追悼会，经历村代表被残暴打死的村民激愤，再加上村里党干部全被赶走，没有了官员和警察等，村民自己形成的真实声音占了上风，再加有外国记者在那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村民有鼓励作用，他们觉得有一定的安全，因为他们的情况外界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乌坎村的抗争会坚持一段。它对全国各地的鼓舞作用、激励作用、信号作用等，都是相当强烈的。

记者：有报导指出，乌坎村民众的反抗模式从根本上动摇中共的统治。

曹长青：乌坎事件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中国人完全不像共产党御用文人说的，不可以选举，什么文化水平低、国家底子薄、文盲多等等。乌坎村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没有天下大乱，反而人民自由选举，可以自治，而且管理得很好！

乌坎不是北京、天津，也不是上海、深圳，它不是那种所谓文化水平高、文盲少的大城市，它只是一个小渔村。但就这样一个渔村，这里的农民都可以投票选举，自治自理，为什么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不可以？它更证明了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权利！

所以，乌坎成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对中国人的一个质问：到底我们要一个乌坎式的人民自治，还是要北京中南海的中共专制？

——原载“希望之声电台”201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