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12月17日讯】据各地调查报导，近几年来被问责的问题官员发现几乎100%的复出，有的还异地提拔使用，有的从一个“金窝窝”跳入另一个“金窝窝”，有的失去了“美差”，又找到了“肥缺”，问题官员问责免职如同“带薪休假”，“轰隆隆”下去，“静悄悄”复活，有声落地，无声上位，高举轻放，升职依然。落马官员如此演绎着“出事——问责——复出——升职”的潜规则。而民众大都或不知、或困惑、或愤怒、或难过、或感叹、或无可奈何。大陆问题官员的问责与复出可谓颇具中国特色！

近日曝出，去年10月被免职的江西省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原县长苏建国最近分别出任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去年，江西宜黄强拆引发的自焚事件轰动全国。被拆迁的钟家3人烧成重伤，其中一人医治无效死亡。其间邱建国率领机关工作人员十余人在机场阻截钟家姐妹赴京上访，上演“女厕攻坚战”；而县长则率人到南昌某医院抢夺受害人尸体，并打伤家属，上演“抢尸大战”。此事件震惊全国，在民意舆论压力下，抚州市委决定对“两国” 立案调查，后来“两国”被免职。然而时隔一年，作为最大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却无声无息地重新步入“肥缺”的领导岗位。至于原来立案调查的结论、两人何罪何错、根据什么规范问责、复出原因何在，民众无人得知。

强拆出人命，暴力阻截上访，县长带入抢尸，这样的官员不追究其罪其错，问责免职后还能复出，而且继续担任“肥缺”领导，岂非咄咄怪事？问责不应仅是免职，而是要有法律结论，是违法违规还是犯罪？应承担行政责任还是承担刑事责任。其实有学者早已指出，“两国”已涉嫌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和侮辱尸体罪等等，应付刑事责任。领导不但不追究刑事责任，轻描淡写走过场，不痛不痒放过去，免职后又迅速上位，不知这公正何在，民意何在！

一句问责，对于舆论风头的责任官员火速免职，一旦风头过后，便让其悄悄上位，这与其说通过问责震慑官员，其实更是在变相对问题官员予以保护。不是吗？刑事责任竟变成了问题官员的带薪休假和异地重用。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问责复出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一件两件，几乎是100%。

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后不久就以县长助理身份开始工作了。

贵州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因瓮安事件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不久成了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

湖南株洲市原人大副主任曾侃融强拆问责后引咎辞职3个月，仍然履行职务。拆迁户已经死去8个月，责任人仍在官位上。

因2008年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组织公费旅游的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被免去局长职务，后复出任威海市工商局局长。山东工商局负责人称还“不违规”。

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督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被免职，后复出升迁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导致多名婴儿死亡和众多大头娃娃，一批官员被问责。随后，多数官员重获要职。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副局长杨伟，调往一地级市仍任工商局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后转调另一家市直机关仍副调研员，后又被任命为副局长；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调任省环保局任局长。

因隐瞒非典事件上任仅93天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辞去市长职务（北京市市委书记更应被问责），后复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正部级待遇不变。2007年8月，孟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山西省代省长，2008年1月当选为省长。377天后又因死254人、伤35人的襄汾尾矿溃坝事件孟再次辞职。

曾在宁波酒店“叫小姐”而掀起轩然大波的南京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原局长朱自强，事后却很快就当上了南京地铁公司总经理，仍是一个“肥缺”。

……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辞职免职的问责，竟成了问题官员的“带薪休假”，那无疑是宣告官员问责制名存实亡，形同儿戏，是对民意的蔑视、愚弄和欺骗。官员被问责后还可以异地做官，继续捧着“金饭碗”，这也是他们后来仍然贪占腐败，飞扬跋扈，不作为和胡作非为的重要根源。

问责为什么会有中国“特色”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被问责时，是被允诺了一定回报的，这就包括未来复出和升迁。不让复出，则违反了官场潜规则。另一个原因，如果不复出，给他一个交代，恐怕会“起泡”、拔出萝卜带出泥而牵扯上级领导。因为都是利益共享互相利用者，所以要通过各种手段让其 “软着陆”。而悄悄复出是为了避免惹起媒体注意，成为舆论焦点，再起风波。有的还采取不下文，不正式公布任命，而人在官位，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一旦被曝光，说是临时负责，可进退有据，反正是糊弄百姓。而问责官员一旦复出，更会对上级施恩者感激不尽，加倍报答。这也正是上级官员的生财之道，官官相护皆有因。

当然，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规范，只散见于各种文件中，其规则不仅短缺，且相互间还存在矛盾冲突。这些规则更丝毫没有体现对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尊重。其中的不透明、打“擦边球 ”、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等现象处处皆是。现在的官员问责，绝大多数是上级问责下级、党委问责政府，所以本该负主要责任的党政一把手很少被问责。而真正对官员的选举任免有决定权的人大却毫无发言权，甚至不知情，只是摆设而已。

中共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使用工作条例》规定说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还有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成绩突出，符合提拔使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东山再起。这个成绩突出应是最重要的条件。可是现在一年后、甚至不到一年，都纷纷官复原职，有的还提拔使用。至于是否有成绩，是否“成绩突出”，有谁清楚呢？那衡量的标准又在哪里？民众不知。复出只能是领导的意图和安排，是无理无据无程序的荒谬结果。正如有人所言：问责官员极其容易大面积的复出，使得问责本身没有足够的威慑力。现在一年期满就可以复出或提拔使用的规定成为压垮问责有效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样的规定下，问责制成为平息公众不满情绪的“避风港”，而官员免职则成了“带薪休假”。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被问责的官员基本上属于决策类或政务类官员，是在其它党派和舆论的压力下，由议会实施的问责。官员一旦被问责而降职或免职，其复出可能性微乎其微。再者，根据国际惯例，问题一般属于政治层面的安排，那些负有决策及政治责任、道德责任、行政责任的官员才是问责的主要对象。如果随意扩大问责范围，就可能造成问责混乱和不严肃的后果。如有胡作非为而触犯国法的官员，应以法律法规处置，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应以轻描淡写的“问责”处理而变相予以保护。

据说德国某市规定乘坐公交车必须为60岁以上的老人让座，但该市市长某次乘车时由于专心看报，没有注意到身边站的一位老妇人，结果被一位市民拍照送到电视台曝光，引起市民不满，最后引咎辞职，身为市长，他要负起“道德责任”。这在中国绝对是不可思议之事。别说市长，就是小小局长，那也要出门坐专车。市长县长若能与平民同乘公交车，那同车的平民百姓还不得赶快起立，恭敬让座，焉有市长让座之理？说不定那报纸电视台还要大力宣传赞扬市长的平民作风和好学精神呢！

为官者无论是初任、问责还是复出，其流程都应是透明的、有据可循当与民意相符，由民意做主，由民意依法定程序来决定。民意是正当制度的最终体现，也是一切规定法则的精神指归。只有还权于民，才能避免官官相护的骄纵和恣意；才能防止问责官员官场不倒、待遇不减、级别不变、或异地升迁的荒唐剧的不断上演。但在中共一党独裁专制的中国，民意永远不会得到尊重，任何流程也不会透明，而中国官员的问责与复出的“特色”将不会中断，只会继续下去！

2011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