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西山农场，“改造”悲凉

一、重返校园之路

我的归途依然是从沙湾起程，然后是乐山——成都——重庆。

我在沙湾街上吃了顿午饭后，正好搭上了一辆去乐山的货车，当天下午2时到达乐山，在一家名叫“浴泉”的旅馆住下。这时候，吃饭可以用自己带的大米到附近饭馆里做“加工饭”吃，还可以在饭馆里买点小菜下饭。

12月12日我很顺利的买到了第二天去成都的汽车票。这天我在乐山街上逛了一下，感到乐山的市容比去年好一些了，原来一片萧条的大街上已开始复苏，有了一些卖小吃的，虽然肉食品极少，小吃的价格极高，但有钱总可以买到吃的了。

12月13日，我离开乐山，下午2时到达成都。为了及时能买到回重庆的火车票，我花了两元钱的高价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距离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本来打算在成都多玩两天再走，看到这里市面上仍然一片萧条，排队吃饭的轮子排得很长，而且过时关门不再供应饭菜。于是我马上改变主意，立即去火车站买票。

火车站附近有许多人提着篮子在人群中走来串去。篮子里有烧烤鸡杂、煮鸡蛋、兔肉、糖果、高级饼子等五花八门的小食品，要价极高，一个煮鸡蛋一元钱，一块鸡蛋大小的卤鸡肉要2到3元不等。

我在车站附近转了不到半个钟头，就买了十几元的小吃，边吃边心痛这点劳改营的血汗钱，每月10元的工资，几口就吞下肚子里去了，但是，三年多不知这些东西的味道了，嘴巴不听指挥，吃了还想吃，难以控制。 “这样吃下去，把路费吃光了怎么办？”我于是狠了一下心，决心明天非走不可。

12月14日早上4点钟起床，背起行囊去火车站排队买票，一直到7点钟才买到8点20分去重庆的快车票。

晚上8点半钟火车到达重庆，我把行李寄放在火车站，先去中山一路一家名叫“春光旅社”先住下。第二天早上，我去老保姆家。他们看到我又惊又喜。老保姆得知我能回到原单位工作，激动得泪流满面，中午她们全家盛情款待我吃了一顿饭。

下午2时，告别了老保姆全家，我又回到了我“右派”恶梦的起点，——重庆五一技工学校。这一天是1961年12月16日。

这天，在我回学校途中有个小插曲：我在大坪下了公共汽车，背着行李向学校走去。当我走到石油路口时碰见学校的一个老职工名叫侯明久，他一眼见到我急忙向前拉着我的双手大叫：“啊呀！这不是王科长吗？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崔振杰这个家伙真坏，把你整成这个样子了！”我不作回答，只是问他到哪里去，他说他已经办了退休手续，要回老家内蒙古去。一个将要离开单位的老职工才敢为我叫屈，对我说句良心话！使我深受感动。

学校已面目全非了，原来的花园、运动场、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到处种满了蔬菜，能制造机床的实习工厂周围也种满了农作物。

重庆五一技工学校是1955年中央劳动部直接投资，按照前苏联模式在重庆和西南地区兴办的第一所大规模培训技工的学校。当时，学校可容纳在校生900人，兼有一个近千名职工的机械制造厂。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刮共产风”和“灾荒年”，学校已是千疮百孔。此时，学校不像学校，工厂不像工厂，农村不像农村，机关不像机关的“四不像”（“四不像”这句话，在“文革”时期成了以后调来当校长的原世德同志的一条“反党”罪状）。

我回到学校后的第二天晚上去见崔振杰，他在家里接见了我。有句老话“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就是给他提了点逆耳的意见，导致家庭破碎、妻离子散，从劳改营死里逃生孤苦伶仃的走了出来。此时此刻见到崔振杰我恨不得想咬他几口，如果共和国的《宪法》真的有公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怎么能在仇人面前求碗饭吃！此时我的内心愤怒、悲痛、羞辱、屈从、无可奈何的交织在一起，痛苦极了。但是，为了生存，我在他面前不敢流露丝毫的冤屈和愤怒的表情，相反还要装出一付“改造好了”的样子。不知这是否叫做“能伸能屈大丈夫”。他对我“改造好了”表示满意。他说，学校当前很困难，没有招生了，工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为了自力更生共渡难关，学校在长寿县西山办了一个农场，他叫我休息几天去农场工作。

我在学校休息了10天，此时，整个重庆市和去年10月的情景差不多，到处仍是一片萧条，不同的是，可以用惊人的高价买到一些肉食品。比如：一支两斤多重的公鸡要价36元钱，这几乎等于一个二级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我想起去年10月10日，我走投无路想投江自杀的情景，我不由得暗自庆幸自己终于活出来了。我为自己能从绝境中走出来而感到高兴。我也深深感到一个人离开了单位，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等于死路一条。我应该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今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