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下放农场，监督劳动

一、撤职停薪，妻离子散

我被迫“低头认罪”后，对其他的“右派”分子就好办了，他们一个个吓得赶紧向人民低头“认罪”，这叫做“杀鸡给猴看”。

1957年10月国庆日后，转入了在学生中批斗“反社会主义分子”，其声势没有反“右派”斗争那么浩大，因为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也弄不清楚什么叫“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是因为“引蛇出洞”的感召力太大，引出了他们热爱党的表现，由此而揭露了一些社会阴暗面，因此成了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他们只要一批斗，一个个都吓得赶快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从此他们的青春年华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草人）。

1958年3月11日，在支部大会上，崔振杰宣布开除我的党籍。随后，他还装模作样的“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最后大会“一致通过”。

我在会上提出两点意见：一、坚决反对这项决议，保留我的意见；二、要求上级党委负责人找我本人谈一次话。

我是这样想的：我从17岁跟着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党难道会如此绝情地把我一脚踢开吗？况且这是一个非常露骨的冤案。

岁月沧桑，转眼已过了几十年，几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整的人太多了，而且整人的手段都是何等的卑鄙恶毒！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时，感叹我当时太正统太幼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九大”开除刘少奇党籍时也是大会“一致通过”，打倒邓小平时也是全体举手……

不过，那时我头脑里还保留着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坚强信念，认为党和崔振杰的所作所为是两码事，认为反右的风暴后，很快要复查纠偏。

我向沙坪坝区委书记王秀峰写了一个申诉材料，控诉崔振杰对我的迫害，但王秀峰把我的申诉材料交到了崔振杰手里。崔振杰立即召开了斗争大会。

会上，崔十分得意地亮出我写的申诉材料，号召群众擦亮眼睛，坚决和我这个想“翻案”的“右派”分子作斗争。

把受害者的控诉材料交到被告人的手里，而被告人则当了法官！即使如此可我还没清醒，产生了越级上诉，直至党中央的念头。

3月17日上午，学校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大会。会上，崔振杰宣布撤销我的一切职务，工资全部去掉，每月只发生活费12元，并把我交给群众“监督劳动”，会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去沙坪坝区委找王秀峰当面申诉，崔得知后，立即派人从半路上把我截回来。从此，崔把学生中的青年团员组织起来，日夜轮班，把我“监控”起来。我的家门口有专人把守，我出门时后面有人跟踪。单位所有的人都和我断绝了来往，没有人敢和我说话，我完全被孤立了。

1957年，我拥有一个十分温馨幸福的小家庭。妻子马如兰是重庆电力技工学校的教师，三岁的女儿和平聪明可爱，还有一位跟着我四年多的老保姆刘简玉。一夜间，温馨幸福的小家庭变成了“右派分子”家庭。有人把我的孩子叫成“小右派”，有人叫我爱人是“右派分子”老婆，还有人挑拨我们的老保姆，唆使她和我们划清界限。一人有罪，全家遭殃，这比封建社会还厉害，因为封建社会没有“划清阶级界线”之说，对老百姓的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只有共产党的政权才能做到。

我每天在外面下苦力，夹着尾巴做人，回到家里见到妻子哭，孩子闹，心里痛苦极了。保姆成了我们全家人唯一的精神安慰，她除了操持家务带孩子外，还不断的安慰我们，叫我们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放宽心，要吃饭，身体是本钱。外面有什么风声，她得知后立即向我们通报。我们一家人一天到晚生活在恐怖中，随时有人突然进门盘查，甚至被抓出来批斗。这位善良的保姆，出身贫民，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忠厚善良，在那种恐怖的气氛中，她不懂“阶级斗争”，只讲人性，只讲良心，她竟敢公开在外面说：“王科长是好人哪！就是性子有点刚直，但他心是好的，怎么会成为‘右派’呢？！”。后来她被人教训了一顿后才不敢说了。不过，她仍然保护着我，经常有监视人员问她：“王开泰在家干什么？”她回答说：“在屋里写检查，哪里也没去。”

妻子马如兰原来支持和鼓励我向崔提意见，当时，她也从内心里响应党的“整风”号召，但她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被打成了“右派”后，她便有些埋怨我了。我自身也是一肚子委屈和悔恨，于是，温馨的家庭里出现矛盾。这时，保姆总是在一边劝慰她，开导她。

后来，崔振杰以单位党组织的名义向我妻子所在单位党组织去信，说我妻子没有和我“划清界线”。妻子马上受到单位党组织的批评，说她政治立场模糊。她为了避开精神上的压力，宁可待在她学校里，也不敢回家了。现在想起来，妻子这样做是正确的。反右运动以前崔振杰曾向我许愿，要将她调来本校任教，幸亏还没有实现，否则，崔振杰肯定也会把她打成右派，就象他把李恩章的妻子王凤鸣打成右派一样成为夫妻右派。

1958年3月21日下午，学校通知我第二天一早去南川乐村农场“监督劳动”。此时我妻马如兰已由她所在的单位下放到南川海空农场劳动去了。

我立即和保姆商量，决定在我走后，由她把我女儿和平带到她家去抚养，我家的全部东西都交给她带去。此时我每月只拿12元生活费，仅能勉强维持我自己的生命，再没钱抚养女儿。保姆流着眼泪向我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丢掉孩子。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四点钟就起床收拾东西。女儿和平正在甜甜的睡梦中，我轻轻的亲吻了一下她可爱的小脸……

后来，她随改嫁的母亲走了，连姓名都改了。

我这个小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我居家的住房也被学校收回。我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光棍！

这时，我才真正地、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得罪了当权者的厉害。封建社会上说“不怕官，就怕管，破家的县令”，我亲身体验到了，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体验到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