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后在教务科的“鸣放”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向崔振杰提了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如：他有独断专行的家长式作风，农民意识重，思想狭隘，报复性很强。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在干部中以我为中心划“小圈子”，用封官许愿，挑拨离间的手段，拉拢一批人，排斥一批不驯服于他的人……并举了一些具体的事实。我的发言记录，学习小组把它写成大字报张贴了出来。其实我对崔提的意见，以后在“文革”时群众揭露崔的材料中证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笔者注：22年后我把保存的发言记录原底稿交给了落实政策办公室。）

这时候，学校还成立了“整改”小组，把“放”出来的所有问题都梳成辫子，分类登记，为下一步“整改”作准备。此时，单位与社会的“运动”进展，基本上是同步的，看来各个单位都“放”得差不多了，该“放”的问题都“放”出来了，许多人都很天真地认为“运动”可能要转入“争鸣”阶段，即辨出是非，为下一步的“整改”打下基础。

6月的一天，《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还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这篇经过大加修改的文章与“整风运动”刚开始时内部传达的那个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大不相同，原来那些诚恳的、感动人心的、叫人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内容没有了，语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有了浓厚的抓右派的火药味。

事后有人说，那个内部传达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是用来引“蛇”出洞的，否则，“蛇”不会主动出洞，“毒草”不会主动“放”出来。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骗局，是阴谋，毛泽东反驳说：我们搞的是“阳谋”（笔者注：至今我不懂“阳谋”这个名词的含义）。

7月24日下午，学校党支委会专门讨论研究单位反“右派”斗争问题，我作为支部委员，并没有通知我参加会议。

“难道是因为我给崔振杰提了意见，就成了反党“右派”？”

这个想法一闪而过，马上我就想：这简直是开玩笑，这绝对不可能！

7月25日，有人把我在教务科“鸣放”会上的发言记录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职工饭堂里，向全校公布，用红笔加上的按语是：请擦亮眼睛，提高嗅觉！请看王开泰的“右派”言论！！最后的签名为“部分群众”。

不可能的事情真真切切发生了，崔振杰借《这是为什么？》要向我下毒手了。

我在教务科的发言主题是《我对学校存在问题的看法》，难道这就是“反党”吗？我除了对崔本人提出的意见以外，没有对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任何不同的政见；而且党章上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的规定，我对崔提出的意见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公开在会议上提出来的，是正大光明的，为什么不经过辩论就把我打成“右派”呢?

我与妻子一起到学校饭堂，去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抄录了下来，留待作为向上级党组织申诉的依据，我们相信党会明察秋毫把问题搞清楚的。（笔者注：22年后我把原抄件交给了落实政策办公室。）

崔振杰白天晚上分别找人谈话，暗地里“运动”群众向我开火。

7月29日，崔振杰以教职工座谈会的形式事先“发动”的几个积极分子在会上首先向我开炮。然而这一炮没有打好。那些积极分子，一家伙就给我扣上了一大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这些“大帽子”底下没有一条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见，只是在工作上的一些具体是非问题，这样的空壳“炮弹”理所当然的爆炸不起来。

会上的群众沉默不语，虽然崔振杰再三启发，但发言者寥寥无几，大会冷冷清清就事论事“斗”不起来，崔只好宣布散会。

后来，有人说：“王开泰的问题是一些内部是非问题，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两码事”。

这次会后，崔振杰总结了教训，精心策划重新发动群众。崔的“发动群众”就是以党组织的名义，要求党团员在“运动”中起骨干带头作用，要群众在“运动”中站稳政治立场，向党组织靠近，争取入党入团提干等等，总之，不外乎以利诱拉拢，或挑动那些和我有矛盾的人来斗我，把群众作为工具去整掉他要想整掉的人。这种手段很卑鄙就是以后人们常说的“运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那套整人手段。

举个例子，比如：学校办公室主任李恩章基本上赞成我给崔振杰提的那些意见。崔知道把李恩章争取过来，对“发动群众”的作用很大。因为李是支委，反“右”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因此崔在李恩章身上大下功夫，多次主动到李恩章家里做客，边包饺子吃，边谈知心话。他首先挑拨离间李和我的关系，因为我和李是一起调来的转业军人。之后，他许愿把我整掉后，叫李恩章当专职支部书记（校级干部）……这就是“运动群众”用的手段。

8月5日批斗会改名为“党群座谈会”。这次会议崔事先作了充分的布置安排，先由崔振杰的打手，把我给崔振杰提的意见全文，生拉硬扯归纳为七条反党“右派”言论。比如：我说“崔振杰对上报喜不报忧”的问题，被说成“否定党的成绩”等等。

我用我与崔的工作矛盾的具体事实来驳斥这些所谓的反党“右派”言论。因为具体事实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主题差距太大结合不起来，因此与会者仍然还是就事论事的争论。这么一来，会场上的崔振杰又被动了，结果只有崔的几个打手在嚎叫，后面几个积极分子跟着空吼，并且不准我发言，但绝大部分与会者沉默不语。有的不表态，有的只是谈是非不扣大帽子，有人甚至同意我的发言，崔振杰精心策划的这一手还是不能把群众“运动”起来。

崔振杰认为群众之所以“发动”不起来的关键是：我有一张“画皮”，即：我是17岁参加八路军，战争年代负伤的残废军人，共产党员，南下干部。仅仅是因为“鸣放”时给他提了意见，就变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如果没有充分的“钢鞭”事实作依据，仅凭几顶空洞的大帽子是很难说服群众的。崔振杰认为，在上两次斗争会上对我斗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我的这张“画皮”在迷糊群众，因此，必须剥掉我的“画皮”，叫群众看到我的“本来面目”之后，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

1957年我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亲身体会就是，凡是用权力整人者，都以“整人有理”来愚弄群众，这叫做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最终的结果必将是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崔振杰就是这样。

于是，崔在“画皮”上狠下功夫——他篡改了我的历史档案。

于是，我的家庭成分由“中农”变成了“大地主”；我的父亲由中学教师变成了“大汉奸”；我自愿参加八路军成了被八路军俘虏过来……

于是，我被塑造成一个对党有刻骨仇恨的，钻进革命内部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定时炸弹”。

接着，崔把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向党交心，自我思想批判材料中，摘取个别段落字句，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编成“阶级敌人”王开泰的历史反党罪行。另外，他大量收集我平时的言行，掐头去尾、根据需要上纲上线歪曲原意，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事实，说成是“阶级敌人”王开泰的一贯反党言行。把我在战争年代为党流血致残，立功受奖等历史一笔勾销，统统说成是伪装积极骗取了党的信任……

他这样剥开我的“画皮”后，就把我给他提意见的性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就不是给领导提意见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大地主”、“大汉奸”的儿子，对共产党有着刻骨阶级仇恨的人，混入革命内部，借“大鸣大放”的机会，跳出来恶毒攻击党的领导人，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问题了。

崔振杰以党组织的名义，把他给我编造的档案材料用“大字报”的形式写出来，张贴在职工饭堂里，向群众展示。他这一手来得很毒、很灵光。呀，王开泰原来是这样一个混进党内的坏家伙！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下子把热爱党的群众“运动”起来了。

随后在崔振杰的领导下，有组织、有布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标语口号、漫画到处张贴，有的甚至贴在我家里和床前……

学校的高音啦叭天天按崔振杰定下的调子不断地揭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历史，同时，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擦亮眼睛把混到革命内部的“阶级敌人”王开泰斗倒、斗臭，并勒令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崔振杰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的确把群众的“同仇敌忾”的激情“运动”起来了。那些相信党、热爱党受蒙蔽的群众，就这样被崔振杰操纵着充当他整人的工具。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用党和人民的名义整人的欺骗性、卑鄙性和恶毒性。此时，我才知道只要有权就可以篡改历史，可以歪曲事实，可以把好人说成是坏人，把与自己不同意见者置于死地。

难道党内斗争竟会如此卑鄙恶毒吗？难道为了整人可以如此不择手段吗？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会这样。

当时，我绝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会是这样。

大小“批斗会”白天夜里接连不断，“车轮战”、体罚、逼供信……日日夜夜进行着。我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已经被剥夺了发言权、申辩权，只有一条路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因为这一切都是用党和人民的名义进行的。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唯一的想法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等这场政治风暴过去以后，我要向上级党组织伸冤。我从小跟着共产党走，对党抱有坚定的信念，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是代表真理的，用这种手段整人，有损于共产党伟大光辉的形象。延安“整风运动”不是也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吗？后来，党给予了纠正，平反了。我坚信，事后上级党组织也一定会甄别我的这个“右派”的冤案。（当时，我万万没想到，这桩“右派”冤案，在毛泽东生前成了无人敢问，无人敢动的“铁案”。）

9月23日上午，在全校教职员工、学生、职工家属大会上，我被轮番斗得实在招架不住了，精神和肉体支持不下去了，我终于被迫向人民“低头认罪”，承认崔振杰给我编造的那些假材料都是事实，给我糊在身上的那些“反党罪行”我全部接受包了下来，这才叫我“过关”，并在《右派分子投降书》上签字盖章。

从此，我成了“罪人”，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

从此，我走入了恶梦般的22年悲惨人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