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10月04日讯】杨兆龙（1904—1979），中国著名法学家，曾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杨兆龙不仅通晓英、法、德、意等八国外语，而且对大陆、英美两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诣，曾任中华民国推事、律师、宪法起草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专员、代理最高检察长等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法学界的精英，却因错误地选择了在中共建政后留在大陆，而备受折磨，最后凄惨离世。

1904年11月8日，杨兆龙出生在江苏金坛东岗村。6岁时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1922年，杨兆龙成为燕京大学哲学系新生，后在东吴大学学习法科，1927年毕业。在东吴大学他总共修了四十多门课，每一门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要知道所有课程都是英文授课。

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杨兆龙取得了律师职业资格证书，但外地人在上海从业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1928年3月，他受聘为“上海持志大学教务长兼教授”。一年后，又接受上海法政大学以及东吴法律学院聘书，教授《证据法概论》、《商法概论》、《海商法》等课程。其时杨兆龙不过26岁。

在此期间，杨兆龙还担任了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专办华洋诉讼，并受委托撰写《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成立后办理涉外事件之报告》。因其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在上海小有名气。不过，做了不长时间，杨兆龙就因判决经常和陪审的外国领事发生冲突，而被辞退。之后，杨兆龙转作律师、在司法行政部不担任外事科长等。

1934年，杨兆龙与新婚妻子赴美深造。他在1935年至1937年发表了大量介绍美国司法状况的文章，包括美国的法院体系、法院内部的体系、法院的组织变革等，涉及范围相当广。

在取得哈佛的博士学位后，杨兆龙以研究员的身份赴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学习。在留学德国期间，杨兆龙曾赴法国、意大利游学，并在法国加入比较法学会。1936年秋天回国，受聘为“司法行政部法制专员”，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时评。其后，还担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负责研究国防相关的经济立法和战争立法方面的问题；担任经济部农木局法制顾问等。

抗战期间，杨兆龙在重庆同时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东吴法学院、朝阳法学院教授，先后讲授海商法、比较法、比较民法、比较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法理学、法哲学等课程。1945年4月，受邀担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以便及时准备战后面临的惩办战犯等问题。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召开，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而中文翻译就是主要由杨兆龙负责的。据悉，杨兆龙翻译的《联合国宪章》至今仍是中文规范译本。

日本投降后，杨兆龙随国民政府返回南京，成立战犯罪证调查室。当时，杨兆龙担任主任，倪征日奥担任副主任。杨、倪组织七百余名工作人员，共搜集了日寇侵华罪行材料三十余万件。这些证据经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初步审核后，由杨兆龙最后审定，部分呈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余送交中国战犯审判委员会审查。这些证据对于保证中国代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做法也得到了联合国战罪委员会负责人的赞同。

1948年底，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辞职。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有意请杨兆龙出任此职，但杨兆龙对此亦婉言推辞。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杨兆龙的妻妹沙轶迅速将此消息报告给中共，中共指示其劝说杨兆龙接受任命，并以此为契机营救在押的中共党员。在中共做出承诺后，杨兆龙同意出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在其努力下，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万余名政治犯被释放。

国民政府撤离大陆时，杨兆龙选择了留下。在晚年谈及促使其留下不走的原因时，他对女儿说：“关键是你妈妈思想非常‘左’倾，她早盼着共产党了。她认为我们家如果跟蒋走，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去国外，实与当白俄无异。只有留下来才会有前途。此外，你姨妈的劝说和白沙代表组织的保证也起了作用。”

岂料，这样的选择对杨兆龙来说，就是灾难的开始。中共占领上海后，杨兆龙将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全部档案，移交给上海市军管会。之后，举家迁到南京，受聘为中央大学（后改名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后转任东吴法学院院长兼教授。

1952年，中共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杨兆龙也被号召“交心”。在无事可交代的情况下，他说出了一点王孝和被杀一事，所幸过关。院系调整后，杨兆龙赋闲在家一年多。1953年秋被调至复旦大学外语系教俄语。1955年肃反运动中，杨兆龙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并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最后作“内专物件”处理。

1957年初，在中共的诱使下，杨兆龙在“鸣放”期间表达了对肃反中所受的委屈感到遗憾。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他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其三个子女均在反右“补课”中被错划成右派。是年4月，杨兆龙被取消教授职务及工资待遇，每月只发给生活费35元，并限其迁居，强迫劳动，以致咯血住院。1959年复旦法律系与华政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杨兆龙改由该院管辖。

六十年代初，杨兆龙再次遭遇不测，命运陷入最低谷。因帮助一名学生和次子去国外留学，而在1963年9月，被上海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他被逮捕后，上海市一位领导人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放风：“杨兆龙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政，因此被捕。”杨兆龙特赦出狱后，女儿曾问父亲：“可有此事？”其父答曰：“若真有此事，我还能活着出来吗？”

杨兆龙入狱后，其家仍被当作特嫌据点受到监控。其女婿被怀疑为潜伏特务而被开除公职，押送至新疆服苦役。其妻沙溯因被撤销教职、降薪三级、令其去图书馆工作。当年退休在家。

1966年文革爆发后，沙溯因不堪红卫兵的百般凌辱，自缢身亡。也许，此时她才后悔当时力劝其夫留在大陆是一件多么错误的事情。因红卫兵抄家，杨、沙两家两代积蓄的家产被全部查封，大量未刊的文稿、讲义等被纵火焚烧、毁于一旦。其女无处栖身，不得已迁居夫家浙江海宁。而杨兆龙在被关押了8年后，终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判处无期徒刑。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首次访华，总统的法律顾问应氏曾向周恩来总理当面询问杨兆龙教授的情况。1975年，中共特赦，杨兆龙出狱。出狱后的他业已无家可归，只好赴浙江海甯与女儿同住。

1977年10月，杨兆龙突发脑血栓，致右肢瘫痪并失语。1979年4月1日上午11时，他突发脑溢血，当即昏迷，并于下午6时离世，享年75岁。1980年，中共才最终给出了一个说法：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

可叹的是，类似杨兆龙这样被中共残害的知识份子，不是一例、两例，而是成百成千成万例。这样充满了血腥的政权的画皮早就应该被撕开了。 @